訪問人：上面您給我們談了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上的成功和失誤，以及成功和失誤的原因，很受啟發。那麼，在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以及對社會主義的理解上：毛澤東和鄧小平有區別和差異嗎？

　　逄先知：首先應當肯定，毛澤東和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在根本目標上是一致的。他們都認為社會主義應當是生産力高度發達，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全民的共同富裕，使中國成為一個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不能説毛澤東不重視發展生産。早在延安時期他就非常重視革命根據地的生産建設，1942年的西北局高幹會議上作了《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的長篇書面報告，把生産事業看作根據地的中心工作之一。特別是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明確提出要把“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産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作為判斷“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的標誌，這就是生産力標準。到七屆二中全會，提出工作重心轉移，由農村到城市，在城市工作中又以生産建設為中心任務。建國以後，“儘快改變中國的貧窮落後面貌，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是他提出並努力為之奮鬥的，直到1957年2月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還明確指出，我們的根本任務是在新的生産關係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産力。這些，都是大家熟知的。但是從1957年夏季起，他的這個思想驟然起了變化，由經濟建設為中心逐步轉到以階級鬥爭為綱，而把發展生産力的任務放到次要地位。這中間儘管有些反復，總的趨勢就是這麼個趨勢。搞“文化大革命”就到了極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領導全黨實行撥亂反正，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從階級鬥爭為綱轉變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指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産力。他説，我們對於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沒有搞清楚，主要是指五十年代末期以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認為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是階級鬥爭，而否認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産力。要説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有什麼不同，這應當是最重要的一條。其次，在社會經濟形態問題上，毛澤東強調實行單一的公有制；鄧小平則強調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條件下，適當發展個體的、私營的、中外合資的多种經濟成分以為補充。在經濟體制方面，毛澤東基本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同蘇聯有某些區別）；鄧小平主張實行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進而又主張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對外經濟關係方面，毛澤東還不夠開放，在某種程度上有些封閉；鄧小平實行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政策。

　　這裡，我想著重談談他們怎樣對待公平和效率的關係問題。對於毛澤東來説，如果把發展生産和實現社會公平比作天平上的兩端的話，那麼，他的法碼總是更多地加在後一方面。就是説，在處理這兩者之間的矛盾的時候，毛澤東更強調公平，有時為了社會公平，甚至可以犧牲效率。拿包産到戶來説，這種形式明顯對發展生産力、提高經濟效益有利，但在1962年的北戴河會議上，他尖銳批評包産到戶，認為如果實行包産到戶，不到一年，就可以看出階級分化很厲害。他希望什麼呢？希望大多數人都過着較為平均的生活，不要貧富懸殊，大家同步達到富裕。這個願望是無可非議的。但事實證明，同步富裕和平均發展都不可能，結果是平均主義，這是一條發展緩慢的道路。

　　訪問人：小平同志在這個問題上同毛澤東有什麼側重的不同嗎？

　　逄先知：小平同志也強調共同富裕。他把共同富裕有時叫做社會主義的目的，有時叫做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有時叫做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東西。他説過，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産生了什麼新的資産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他在南方談話中還講到：“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産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那麼，怎樣達到共同富裕呢？小平同志提出一個新路子、新辦法，這就是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人、其他地區達到共同富裕。小平同志把這個叫做大政策。的確，這個政策一實行，經濟就活了，被平均主義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所壓抑的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被調動起來了，被發揮出來了，人們的聰明才智也顯露出來了。當然，實行這個政策，人與人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貧富差距會有暫時拉大的趨勢，但它終究不是我們的目的，我們的最終目的是共同富裕。

　　訪問人：毛澤東在對待公平和效率問題上的態度，是不是有他自身經歷的或其他方面的原因呢？

　　逄先知：當然有。毛澤東出身農民家庭，耳聞目睹廣大貧苦農民受剝削、受壓迫的苦難生活，從小就對貧苦農民給予極大的同情，産生對貧苦農民的深厚感情，對土豪劣紳，對剝削制度和一切不公正的社會現象深惡痛絕。他17歲那年，長沙饑民造反慘遭鎮壓，曾給他留下終生難忘的印象。他一生就是要追求一個公平的、人人完全平等的理想社會。在1962年的北戴河會議上，他曾説：“完全不要一點平均主義。比方説，不要基本口糧，不要照顧，光搞按勞分配，光爭取富裕階層，可是把農村的五保戶、困難戶、軍工烈屬這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人，丟開不管，也是不行的。這些人在農村中是我們的依靠。”毛澤東在他的晚年，一方面反對平均主義，主張實行按勞分配，以便調動人們的生産積極性：另一方面又不徹底反對平均主義，甚至主張搞點平均主義，不徹底實行按勞分配，甚至批判或者限制按勞分配，怕的是發生“階級分化”。他是想尋找一個既能調動群眾生産積極性，以利於發展生産，又能防止“階級分化”，保證“社會公平”、人人完全平等的結合點。

　　訪問人：這個結合點他始終沒有找到，甚至可以説，為了找到這個結合點，走入了歧途。

　　逄先知：他主觀上是要找到這樣一個結合點，但實際上走上了平均主義的道路，影響和束縛了生産力的發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鄧小平帶領下，首先在農村搞聯産承包責任制，大力發展商品經濟，進而確定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同時，又強調國家的宏觀調控，把實現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的目的。這樣，既充分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同時又避免無政府狀態、避免兩極分化。儘管現實生活中還有許多不盡如意的地方，但是，只要全面地準確地遵照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去做，去認真地貫徹落實，毛澤東所希望的、也是全國人民所希望的一個富裕的民主的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一定能夠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