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國內戰爭和民族戰爭中黨的軍事戰略的轉變

　　我們黨的軍事戰略的變化問題，值得給以研究。分為國內戰爭和民族戰爭兩個過程來説。

　　國內戰爭的過程，大體上可以分為前後兩個戰略時期。在前期，主要的是遊擊戰爭；在後期，主要的是正規戰爭。但所謂正規戰爭是中國型的，只表現在集中兵力打運動戰和指揮上、組織上的某種程度的集中性和計劃性方面，其他則仍是遊擊性的，低級的，不能和外國軍隊一概而論，也和國民黨的軍隊有些不同。因此，這種正規戰，在某種意義上，是提高了的遊擊戰。

　　在抗日戰爭的過程中，就我黨的軍事任務説來，也將大體上分為兩個戰略時期。在前期（包括戰略防禦和戰略相持兩個階段），主要的是遊擊戰爭；在後期（戰略反攻階段），主要的將是正規戰爭。但抗日戰爭前期的遊擊戰爭，和國內戰爭前期的遊擊戰爭有許多不同的內容，因為是用正規性（某種程度上）的八路軍去分散執行遊擊任務；抗日戰爭後期的正規戰爭也將不同於國內戰爭後期的正規戰爭，這是設想在裝備了新式武器之後，軍隊和作戰將要起一個大的變革而説的。這時的軍隊將獲得高度的集中性和組織性，作戰將獲得高度的正規性，大大減少其遊擊性，低級的將變到高級的，中國型的將變到世界型的。這將是戰略反攻階段中的事業。

　　由此看來，國內戰爭和抗日戰爭兩個過程和四個戰略時期之間，共存在着三個戰略的轉變。第一個，國內遊擊戰爭和國內正規戰爭之間的轉變。第二個，國內正規戰爭和抗日遊擊戰爭之間的轉變。第三個，抗日遊擊戰爭和抗日正規戰爭之間的轉變。

　　三個轉變中，第一個轉變曾經遇到很大的困難。這裡有兩方面的任務。一方面，要反對沉溺於遊擊性而不願向正規性轉變的右的地方主義和遊擊主義的傾向，這是由於幹部對已經變化的敵情和任務估計不足而發生的。這一方面，拿中央紅色區域來説，曾經作了艱苦的教育工作，才使之逐漸地轉變過來。又一方面，則要反對過分地重視正規化的“左”的集中主義和冒險主義的傾向，這是由於一部分領導幹部對敵情和任務估計過分，並且不看實情，機械地搬用外國經驗而發生的。這一方面，在中央紅色區域，曾經在三年的長時間內（遵義會議以前），付出了極大的犧牲，然後才從血的教訓中糾正過來。這種糾正是遵義會議的成績(25)。

　　第二個轉變是處於兩個不同的戰爭過程之間的，這是一九三七年秋季（盧溝橋事變後）的事情。這時，敵人是新的，即日本帝國主義，友軍是過去的敵人國民黨（它對我們仍然懷着敵意），戰場是地域廣大的華北（暫時的我軍正面，但不久就會變為長期的敵人後方）。我們的戰略轉變，是在這些特殊情況之下進行的一個極其嚴重的轉變。在這些特殊的情況下，必須把過去的正規軍和運動戰，轉變成為遊擊軍（説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説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和遊擊戰，才能同敵情和任務相符合。但是這樣的一個轉變，便在現象上表現為一個倒退的轉變，因此這個轉變應該是非常困難的。這時可能發生的，一方面是輕敵傾向，又一方面是恐日病，這些在國民黨中都是發生了的。國民黨當它從國內戰爭的戰場向民族戰爭的戰場轉變時，主要由於輕敵，同時也存在着一種恐日病（以韓復榘、劉峙(26)為代表），而遭受了很多不應有的損失。然而我們卻相當順利地執行了這個轉變，不但未遭挫敗，反而大大地勝利了。這是由於廣大的幹部適時地接受了中央的正確指導和靈活地觀察情況而獲得的，雖然曾經在中央和一部分軍事幹部之間發生過嚴重的爭論。這一轉變關繫於整個抗日戰爭的堅持、發展和勝利，關繫於中國共産黨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遊擊戰爭在中國民族解放命運上的歷史意義，就會知道的。中國的抗日遊擊戰爭，就其特殊的廣大性和長期性説來，不但在東方是空前的，在整個人類歷史上也可能是空前的。

　　至於由抗日遊擊戰爭到抗日正規戰爭的第三個轉變，則屬於戰爭發展的將來，估計那時又將發生新的情況和新的困難，現在可以不去説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