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後中間派知識分子救亡主張的異同與變化

央視國際 2003年09月13日 22:22

　　從1931年9月18日日本軍隊開始入侵中國東北，到1936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全面揭開中國抗日戰爭的序幕，其間歷經將近6年時間。在這將近6年時間裏，日本步步入侵，中國節節退讓，領土主權橫遭蹂躪，民族尊嚴喪失殆盡，這種情況對於中國廣大愛國知識分子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強烈刺激，極大地激發了他們救亡禦侮的民族熱忱。但是，面對強敵入侵、內亂不已、民貧國弱的複雜局面，怎樣做才是最適合於中國當前情勢和條件的救亡之道呢？這卻是一個頗易引起爭論的問題。中國知識界，特別是處於國共之間的大批中間派知識分子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裏對於如何救亡禦侮有著各種不同的認識和主張。回顧歷史，我們顯然不能簡單地以敢不敢提出馬上對日宣戰來作為判斷這些知識分子愛國還是不愛國的標準。後來的歷史清楚地表明，這些當年參加爭論的知識分子，無論主張激烈或緩和，無論其意見有過怎樣的變化，其本心都是堅決主張抗日的。他們之間爭論的關鍵，更多的其實只在於：怎樣做才對國家和民族更為有利？本文即試圖扼要分析和説明這種現象發生、發展和變化的重要歷史過程。

　　1931年9月18日，日本軍隊突然不宣而戰，發動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一舉佔領了中國東北三省政治、經濟和軍事重鎮瀋陽、長春和吉林。之後，日軍在不足一週的時間裏，迅速擴大佔領區域，奪取了遼寧、吉林兩省絕大部分重要城市和鐵路幹線，並開始進一步策劃佔領全部中國東北地區。

　　對於日本軍隊的入侵，南京政府最初的態度很明確，即軍事上採取“不抵抗主義”，而外交上力求國際干預。這時的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在事變發生後的第四天，即9月22日，就在南京國民黨黨員大會上公開宣稱：“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辱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1）。故次日國民政府的告國民書乾脆公開要求“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2）。很顯然，南京政府這時對直接採取軍事行動抵抗日本軍隊的入侵顧慮重重，力圖使衝突局部化，一心指望利用列強相互間的矛盾來約束日本的侵略行動。

　　自1840年以來，中國屢遭列強各國的野蠻侵略，但是，不數日而淪亡數省，仍屬前所未有，駭人聽聞。基於歷史上的慘痛教訓，面對日本軍隊的步步推進，要求億萬愛國的中國人“逆來順受”，“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這無論如何是不可設想的。特別是對於相當一批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的青年學生和部分知識分子來説，要求禦侮救亡的情緒更是無法抑制。自“九一八”事變發生之日起，他們就立即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運動。他們一方面積極發起和組織各種反日團體，一方面打電報，發宣言，甚至斷手指，寫血書來表明他們誓與日本侵略者不共戴天的堅強決心。天津北洋工學院院長王季緒，北平清華大學講師吳其昌全家，更公開宣佈絕食，以此來表示他們對於當局不抵抗主義的不滿。與此同時，學生請願風潮也迅速從南京刮到上海、杭州、北平、濟南、武漢、太原等地，不僅出現了各地十萬學生臥軌攔車上就請願的動人場面，而且還先後發生了請願學生打傷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及其他高級領導人，衝擊國民黨中央黨部，搗毀《中央日報》社的激烈舉動。從這時部分青年學生赴京請願團體所散發的宣傳品上可以看出，他們中許多人對於國民政府採取不抵抗主義和單純依賴國際聯盟來解決問題的作法是極端反感的。他們斷言：“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向我們進攻了國際聯盟就是企圖瓜分中國的機關！不鬥爭就是死亡！”因此，他們公開“命令政府立即收回東北失地，立即退出國聯，立即全國總動員對日本絕交！”（3）他們並且威脅南京政府説，如果政府不能執行這種主張，他們就要要求“（一）政府交還政權與人民；（二）罷稅，罷工，罷課；（三）自動組織起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4）。更激進一些的則乾脆主張：“如果政府不能執行這種決議，我們就要聯合起來打倒他！”（5）

　　這時的中國有沒有力量來從日本軍隊的手裏收回東北失地呢？對於這一點，確實有人是頗為樂觀的。他們公開宣稱，日本無論外交、財政還是物資都處於弱勢，就是軍事上也只能動員到200萬人，“我們實足從容應付，不甚為難”（6）。還有的人乾脆把日本看成是“中國的寄生蟲”，揚言不必作戰，只要對日本經濟絕交“繼續半年，日本帝國主義必然會崩潰下來（7）。然而，這時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卻並不把事情看得如此簡單。從一開始就同激進的青年學生站在一起的上海光華大學教授王造時、羅隆基以及《生活週刊》主編鄒韜奮等，在這時知識分子中觀點是比較激進的，但他們也並不認為中日兩國在東北開戰，中國有靠自己的力量取勝的可能。他們指出：那種認為中國不能對日宣戰，一旦開戰心將“一塌糊塗”的觀點錯誤的。他們相信：“日本現在是吞併不了中國的”，它充其量只能“蠶食中國”，如果中國不顧一切對日宣戰，結果必將“促成日本帝國主義之必然的崩潰”，因為日本並沒有維持長期戰爭的能力（8）。因此，對於日本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接受日本的條件，是為屈服，是為賣國；一是拒絕日本的條件，那麼，非準備戰鬥不可，除此之外，別無他路。”他因而主張：”對外準備誓死戰爭，與日拼命到底”。但是，對日宣戰能不能真正達到收復東北失地的目的呢？對此，王造時卻不抱任何幻想。他公開承認，戰爭的結果多半是中國“完全失敗”，“大受犧牲”。他主張作戰，只是因為他相信必須以此來阻止日本蠶食中國的野心，並且借此來激發國民的愛國熱忱，化除黨見，造成國家統一的基礎。與此同時，他的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這件事情擴大範圍，變成國際上的重大問題，使列強共同起來干涉日本的行動”。因為在他看來，非把這件事情國際化，則不可能引起國際干涉。沒有國際干涉，靠中國之力是趕不走日本人的。因為事情很清楚，東北地區本來就是日本的勢力範圍，只有把戰爭擴大，使之威脅到其他列強在中國的基本利益，才真正有可能造成列強各國對日本行動的干涉（9）。

　　但是，戰爭既然要使中國“大受犧牲”，甚至“完全失敗”，它對中國當時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進步各個方面，究竟是利多還是弊多呢？這顯然是人們之間引起爭論的重要關鍵。主張對日宣戰的人明確表示，他們之所以堅持作戰，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相信應該“借對外的機會來解決內政的問題”。（10）辛亥以來，中國始終處於兵連禍結，黨同伐異，四分五裂的混亂之中，幾乎所有愛國的知識分子都強烈地盼望著中國能夠儘快實現統一。而國民黨自1927年建立南京政權之後，許多人曾對之抱以期望，結果國民黨不僅一黨專政，更加容不得民主自由，而且其黨內還派系紛呈，爭權奪利，以至兵連禍結愈演愈烈。如今大敵當前，終於為一般愛國的知識分子要求國民黨放棄內爭，改革內政，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機會。他們相信：“我們要救中國，首先要統一，要統一中國，就需要認真地對日宣戰！”（11）這是因為，要對日作戰，就“必須集中全國力量，上下一致，萬眾一心”；而要“集中全國力量，上下一致，萬眾一心”，就必須“取消一黨專政，集中全國人才，組織國防政府”（12）。

　　主張“立息內爭，共禦外侮”，迅速實現全國統一，這在“九一八”之後已經成為廣大知識界的一種異常強烈的共同願望和要求，但是否應當立即公開對日宣戰看起來卻是一個比較敏感的問題。在有王造時、羅隆基等署名的上海大學教授聯名給國民黨中央的上書中，人們的全部要求被概括為如下三條：（一）對日必須堅持無條件撤兵及保留賠償道歉諸條件，萬不可稍有讓步；（二）集中全國賢能，組織國防政府；（三）尊重人民固有之權利，切實保障人民在法律上應享之一切自由（13）。在這裡，主張統一併取消“黨治”的要求躍然紙上，而宣戰要求卻被外交解決的傾向取代了。“統一之局，遲遲不成，內外人心，惶惑不定，以之對外，如何有力？”（14）天津《大公報》的社評清楚地反映了這時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的心態。能戰固然好，但以現在中國四分五裂的混亂虛弱局面，豈是對日宣戰所能驟然改變的？且主戰者也明白承認，戰端一開，非五年十年不能有結果（15），如此國家統一和建設又豈能有所成就？國家不統一不建設就沒有實力，沒有實力又如何能夠以武力收復失地？於是乎，所謂“我方既無武力奪回之成算，結果仍必歸之外交解決”（16）之説，頗得一部分知識界名流的贊同。一時間，他們或者致電美國政府，或者致電國聯，要求主持正義（17）。甚而至之，鋻於日本方面于10月間公開發表了解決“滿洲事變”的五項條件，著名教授胡適甚至直接致函國民黨領導人，主張不失時機地對日直接交涉，力求與之達成妥協（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