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論壇] 防艾滋不能不翻老賬 

央視國際 2004年08月13日 10:05

　　相關：艾滋病專題—關愛生命

　　CCTV.com消息（央視論壇）：

　　短片：幾天前，河北省邢臺市中心血站的一位工作人員李黔冀向我們反映從1995年9月開始，到1997年1月，邢臺市血站從相鄰省份購買血液，高達上百萬毫升的事情。

　　李黔冀：國家規定，不能跨地區跨省買血。

　　解説：當時本地的媒體就曾報道過邢臺市中心血站跨省販血的事情，報道説，當時邢臺血站每週兩次或三次到邢臺火車站接從外省購過的血液，每次都有400ml裝數百袋血液，這些血全用鐵皮箱隔上泡沫板，經火車7個小時顛簸運來。換上本地血站的標簽後，供應到市縣的17個醫療機構。

　　李黔冀：這些血都不知道是誰是什麼採的血，運到邢臺來也沒有全部檢驗。

　　解説：這件事情在當時經當地群眾舉報後，邢臺市中心血站主要負責人站長被撤職。1997年之後，邢臺市中心血站不再從外地買血，但是李黔冀認為這件事情造成的隱患卻一直存在。

　　李黔冀：艾滋病潛伏期為八年，當時到底誰輸了血現在誰也不知道，所以它的隱患很大。現在不是發現了好幾起艾滋病嗎？

　　解説：2003年年初，邢臺市的沙河市被衛生部確定為全國首批51個艾滋病綜合防治示範區之一，在邢臺市衛生局的幾份彙報文件中，記者得知：河北省1989年發現的第一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就出自邢臺市，而到2003年11月，邢臺市已發現63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疫情涉及八個縣市區，僅2003年就報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20例，疫情呈明顯上升趨勢。而在記者看到的幾份發現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報告中，這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無一例外都曾因病在醫院輸過血。而報告中也無一例外註明，醫院用來輸血的血源不詳。

　　主持人：各位好，歡迎來到《央視論壇》。剛才我們在短片中看到的事情是發生在七、八年前。相關的責任人已經受到了處分，但是李黔冀認為這件事情並沒有過去，因為當時留下的隱患今天還是存在的。李黔冀的擔心是不是杞人憂天呢？另外防治艾滋病對於過去幾年留下的後遺症到底應該怎麼防？怎麼治？今天我們演播室就請到中國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首席專家邵一鳴先生還有特約評論員陸建華先生。

　　我們具有的醫學常識告訴我們艾滋病是有一定時間的潛伏期的，而且潛伏期相對比較長，大概十年左右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裏面，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樣生活，他自己不知道，別人更不知道他得了艾滋病。我們看剛才李黔冀給我們透露的消息，從1995年到1997年邢臺市血站從相鄰的血站購買了上百萬毫升的血液，我們不能保證這批血液肯定有問題或者肯定沒有問題，假如它存在問題的話，李黔冀的擔心是不是有道理的？

　　邵一鳴：應該是有道理的，據我們了解，國家做了這方面很多的調查工作，就是在90年代中期，在兩年左右的時間裏面，以我們國家中原地區為中心，血液的管理，主要是採漿管理是非常混亂的，造成了相當多的人被感染。

　　陸建華：邢臺的這個案例，真是給我們政府提了一個很大很大的新的課題。它實際上是公共衛生的危機事件，也就是説這個問題在七、八年前埋下了這個地雷，這個地雷要引爆了，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怎麼樣採取很好的措施讓爆炸的損失減至最小。

　　主持人：邵先生有一點還需要明確，在1995年前後因為當時採血的情況一度比較亂，當時採集的血液，現在的情況是怎麼樣的？

　　邵一鳴：這裡面有幾個情況。我們知道包括以河南為中心的。農村地區大量的獻血員、獻漿員被感染，這種情況多數這種血液採集是採集的血漿，它的目的是生産血液製品。在這個血液製品的生産過程當中，可以對病毒進行滅活。

　　主持人：國家有沒有對1995年前後的那批血液進行一次篩查？有沒有進行過這個活動？

　　邵一鳴：篩查應該説當時庫存的所有的血液都進行了檢查，發現了問題全部銷毀，做了安全的處置。從那個事件之後，血液的管理加強了很多，包括我們説從它的來源，把商業性的賣血，在我們國家實行了很多年的，由獻血員來提供血液來源，把它變成通過國家的獻血法，讓公民義務獻血作為血液的主要來源，這樣就杜絕了來源上的漏洞。

　　主持人：但問題是對於那些1995年前後已經採集來的血液，有一些不明來歷的血液，被一些患者已經使用的前提下，假如這些血液中含有艾滋病病毒的話，那麼，已經使用的這些患者，他們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感染上，他們也處在一種未知狀態，而且到現在也許他們還是處在艾滋病病毒的潛伏期，我們對這些人怎麼去進行鑒別呢？

　　邵一鳴：當時政府採取了措施，關閉了這些違規違法的血站，控制了這種危害的進一步蔓延，這是完全正確的。在處理過程當中，應該説限于當時的條件和對艾滋病危害的認識，應該説是不徹底的，不徹底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就是對於很多被感染的獻血員，對他們的關愛，治療的問題，延後了若干年。應該説到今天，第一個問題，政府從去年12月1號，溫總理宣佈了“四免一關懷”政策，體現了政府的責任，對大量的在那個階段被感染的人，而且這個政策已經延伸到其他任何一種途徑被感染的人，只要他們有困難，國家會實行“四免一關懷”的政策，給他們免費檢測，免費治療，免費阻斷母嬰傳播，還有免艾滋病孤兒的學費。另外他們有生活困難的，提供經濟的援助。而且還不斷地越來越多地會得到應該得到的照顧和關愛。第二個問題就是您今天提出的這個問題，對於一部分受血的人員沒有進行進一步的追蹤、檢查，及時發現他們當中有可能被感染的人，然後進行預防措施。

　　主持人：七到十年之後，現在如果我們開始做的話還來不來得及？

　　陸建華：來得及、來不及都得做，但問題是怎麼做法很重要。第一個要做的事實上要對所有的當時的受血人群，應該有一個比較面比較廣的甚至是普查。

　　主持人：説到這兒，我想請教一下邵先生。陸先生説的這種途徑，是不是具有可操作性，把當時所有的受血人群都找到，是不是可以找到？

　　邵一鳴：我想這個問題可以跟我們現在正在進行的很多艾滋病防治結合起來，這樣就有可能會實現。國家已經有了免費檢測和諮詢的政策，我們就可以通過媒體，還有我們的宣傳渠道，讓大家知道哪一些人有可能是有被艾滋病毒感染的危險。這些人得到這個信息之後，就可以納入國家免費檢測和諮詢的渠道，就近在當地的疾病控制部門和醫院進行免費治療。

　　主持人：這是強制性的嗎？

　　邵一鳴：這是自願的。

　　陸建華：我同意教授的這個看法。但是更重要的，我個人認為，我們政府的宣傳工作還有一條，一定要營造一個非常寬鬆的環境，因為我們現在的艾滋病歧視非常厲害。我想這樣從一個受血者的大的人群當中篩選出來以後，實際上給他貼了一個社會標簽，這個人的日常生活、就業、升學，包括其他家庭生活就沒法過了。

　　主持人：我現在有一個特別明確的問題，邵先生以您艾滋病研究專業學者的身份，您覺得就像邢臺血站遇到的這種情況，因為它有來歷不明的血源，它在這些年間使用的這些血源，這些受血者能不能全部找到？或者説盡他們最大的努力一個不落？

　　邵一鳴：我想一個有嚴格的或者正常管理的血液供應部門，它應該有比較詳實的記錄，只要有詳實的記錄，這種可能性是有的。至於説用普查的方式來進行的話，我想可能還不是最佳的方式。

　　主持人：那什麼是最佳？因為艾滋病，剛才陸先生也提到了，社會對艾滋病還有歧視，所以説我們應該要考慮到這個社會現狀，我們的宣傳教育有一個過程，讓大家都能像濮存昕先生這樣來關心艾滋病人，還是需要一個過程的。會不會造成一種恐慌？這個消息一旦出去之後，對於在這期間，在這個時間段內曾經在邢臺市血站或者邢臺醫院接受過輸血的人，會不會給他們造成一種恐慌心理？

　　邵一鳴：應該説採取科學的方法，由政府承擔起自己應盡的責任，在技術部門的支持下，然後穩妥地進行這個工作，是完全可以的。我回想到我們過去處理的類似的血液的安全事件有兩起，一起就是在河北廊坊地區，原因是有一個獻血員感染了，由於他在當地的門診就診，針具使用沒有很好地消毒，給他使用的針具，也給很多人注射過。當時正好在春節前，當地政府，當地老百姓非常恐慌，當地政府報告衛生部，衛生部派出我們技術組去，我們不是把全村人普查，我們只是把他哪天去就診，在那一天，然後在前一天后一天這麼一個範圍的人群，他們有就診記錄，在這個小範圍的人群進行了檢查。

　　主持人：秘密的？

　　邵一鳴：應該説通過一個宣傳讓大家知道這件事情的危險性並不大，因為使用不潔注射器（感染）的危險性，可能性是在0.5%，到千分之一的範圍。讓大家不要為這個事情特別擔憂，但是我們也進行了科學的檢查，把這個人群都做了以後，最後的結果沒有一個人被感染。

　　主持人：事隔這麼多年，一個傳一個。比如説當時一個受血者也許恰巧他就趕上艾滋病病毒了，這麼長時間內，他如果是個小夥子的話，他會娶妻生子，很可能就一個一個傳下去了，這很可怕。

　　陸建華：對。橫向傳播和縱向傳播的可能性都有。

　　邵一鳴：這種擴散的可能性是有的，所以説這件事情今天除了關注那些通過自己賣血造成感染的人群以外，也應該來對待當時受血這個人群可能存在的危害。我們應該正視這個問題。但是要用科學的態度正視這個問題，然後有組織地、科學地來進行危險評估。

　　陸建華：邢臺這個案例，讓我覺得要妥善處理為時已晚，但是我們還要補牢的這麼一個案例，我覺得我們還要宣傳責任意識，每個人對整個社會的個人安全和他人安全，應該有責任。對可能被感染上的，親密接觸的這些人群，直接關聯人群，對他們來講，我覺得要消除恐慌，一定要增加他們的責任感，什麼責任感呢？你來接受檢查，你不僅是為自己健康，而且是為阻斷艾滋病的進一步傳播你要承擔一定的責任，你光恐慌是沒有用的。你如果因為害怕，因為害怕受歧視你不去檢查，你可能還會危害其他人，所以責任意識在我們的防艾滋病宣傳中一定要突出出來。

　　主持人：我就一直在想這個問題，因為現在大家都擔心因為艾滋病是有潛伏期，它很特殊。這個潛伏期很長，所以大家特別擔心如果一個艾滋病病毒攜帶者他在潛伏期內把病毒在不知覺的情況下傳染給其他人，這不是造成的社會危害面會很廣嗎？我就在想有沒有一種可能，讓每一個人都去做一下艾滋病的檢測，不是自己也清楚，醫療機構也好掌握嗎？有沒有可能呢？

　　邵一鳴：我想這種可能性是存在，但它的實際操作性怎麼樣？也就是説任何一個國家預防艾滋病，都沒有實行人口普查來進行檢測，因為這裡面有很多公民個人的權益問題，包括隱私權的問題。國際上的經驗，包括我們國家在進行的一些工作經驗也都顯示，只有在自願的基礎上進行檢測，對人群的控制才是最有效的。考慮到目前我們的社會對艾滋病人還存在著歧視，這一點就尤為重要。但是對某些特定的人群進行必要的強制性的檢測，由於他們的職業，由於他們的行為可能會對直接的服務對象造成感染，這還是應該做的。

　　主持人：可能現在面臨的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怎麼能把這些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從普通人群中把它分辨出來?

　　陸建華：我想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不亞於我們現在開發或者研製一種能夠真正治療艾滋病的藥品，重要性同等重要，從社會的概念來講，我們來追尋一個艾滋病病毒攜帶者或患者他所具有的社會關係網絡，這個網絡是怎麼構建的，而且在哪個網絡的時間節點上最可能發生傳染給別人的高危行為，這樣來做，但是這樣做應該説技術難度很大，但畢竟是一個回答你的問題的一個思路，也就是説我們可能要做更徹底、詳盡的，更科學有效的網絡的調查。

　　邵一鳴：應該説這是我們國家艾滋病防治工作面臨的最大的挑戰之一。也就是説在很多國家，艾滋病的報告人數，就是已發現的感染者跟實際估計的人數之間的差距是很小的，有的差了10%、20%，而我們國家是差了幾十倍，也就是説我們是六萬多人是知道。但是有70多萬人不知道。

　　主持人：為什麼會這樣？

　　邵一鳴：一個是前些年政府在這方面的投入是不夠的，第二整個社會的環境，由於對艾滋病人存在著不科學的歧視的環境，也使得很多人不願意去做檢查，而我們做監測工作就像打遊擊戰一樣，你去找你的對象，他跑了，這種狀況下你就不可能發現。所以説國際上的經驗就是要採取免費的、自願的檢測和諮詢。對檢測者進行保密，讓他知道自己有沒有被感染，但是其他人，不該知道的人不知道，這樣的話對他在檢測的同時進行宣傳教育，讓他知道預防艾滋病傳播的知識，讓他體現一個公民的責任，既保證他的權益，又告訴他應該有社會的責任。

　　主持人：我們算筆賬的話，如果是1995年前後出現血液製品管理比較混亂，按照它的潛伏期十年左右，可能從現在開始到將來的這幾年間，正是艾滋病病毒攜帶者有可能變為艾滋病患者的這段時期，這段時期我們應該做什麼呢？

　　陸建華：政府應該全方位地把它作為一個危機處理的個案，全方位地來考慮、來設計這裡面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制度建設問題，比如説關於血源的管理問題，因為我們現在看見了，所以能夠管得比較嚴。但是我認為很重要的是監測系統的建立，政府應該有義務、有責任投錢，培訓合格的監測人員，至少在那個邢臺地區，至少在關聯人群的範圍大一點點，重點監測這塊，這點在更早地、更多地發現那些艾滋病攜帶者和患者，我覺得這很重要。

　　邵一鳴：應該説在這樣一個既有傳播，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過渡的這樣一個關鍵時期，這樣巨大的壓力下，又有大量的病人出現，我們一定要採取防治結合的政策，不能由於看到有很多病，所以把工作所有的力量都放到去治療方面，而忘記了這些病人和其他的感染者，沒發現的，可以把疾病傳給一般人群，也就是説一定要採取防治結合的政策，要合理地分配我們擁有的防治資源。

　　主持人：監測也好，預防也好，我們現在所做的一切就是希望人們能夠避免感染上艾滋病病毒，而對於那些已經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人，如何能夠把他們從普通人群中分辨開來，恐怕也是需要有關部門去關注的一件事情，因為他們隨時都有可能把這些艾滋病病毒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傳染給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