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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萬銅鑄文字 幾多華夏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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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歷史學家李學勤和古文字學者劉雨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纂、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出版的《殷周金文集成釋文》即將出版，《釋文》對目前發現的商周時期一萬三千多件青銅器上的近十萬字的銘文進行了現代漢字釋文。這是有關學者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版的《殷周金文集成》基礎上，對金文研究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為此，記者近日採訪了著名歷史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清華大學教授李學勤和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劉雨。
記者：作為青銅器研究的專家、“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首席科學家，李先生能不能談一談青銅器和金文研究的意義？
李學勤：青銅器研究是我國考古學研究中一個重要的分支。它包括兩個方面：對青銅器器物本身的考古學研究和對青銅器上的銘文也就是“金文”的古文字學研究。
同甲骨文、戰國文字、簡牘帛書等其他古文字相比，金文存在的歷史更長，在商代中期就已經出現了，一直下延到秦漢。到了商代後期，最長的金文已經接近50個字，周代更是達到了497個字，字數已經同《尚書》中的一篇相仿佛。這些文字記錄了古代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情況，是極為珍貴的文字資料。從古代流傳至今的古書經過了若干傳抄者有意無意的加工，很多已經不能稱為第一手資料。因此，金文研究對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研究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在我們剛剛完成的“夏商周斷代工程”中，尤其是在對西周的研究中，金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比如，關於武王伐紂的確切時間，以往共有44種説法，其時間跨度超過百年。我們在研究時就利用了在陜西臨潼出土的一件青銅器“利簋”上的金文，上面記載了武王伐紂的事情，通過上面的金文，我們不但可以確定武王伐紂是在一個甲子日，同時還根據其對“歲星”（木星）的記載，通過天文學的計算，進一步確定了武王伐紂的年代。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可以説，如果沒有對金文的研究，我們對中國古代歷史的研究就會大為減色。
事實上，金文研究在我國有久遠的研究歷史。早在西漢宣帝年間，一個叫張敞的人，就曾經對陜西周原出土的鼎上銘文進行了研究。到了宋代，金文的研究已經相當發達，出版了諸如《考古圖》等很多重要的金文書籍。在清代，金文研究更是興盛。近代最重要的金文著錄當屬羅振玉編纂的《三代吉金文存》。但是，由於金文的材料非常分散，整理工作有很大難度，很多資料是不完整的。
由考古所完成的《殷周金文集成》共18冊，是迄今為止最為完整的商周金文總集，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在《集成》和《釋文》中，編纂者提供了極為豐富的材料，其中很多是以前不容易看到的，這對中國古代歷史研究會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記者：劉雨先生，我知道，自從20世紀70年代進入社科院考古所工作開始，您就參與了《殷周金文集成》的編纂工作，直到1997年《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的完成，《殷周金文集成》一直伴隨著您的學術生涯，您曾説，“20多年來，只做了這一件事情”。想必您對《殷周金文集成》及其釋文的編纂有著最深刻的體會。
劉雨：最早提出編纂《殷周金文集成》的是郭沫若先生。他在50年代任中國科學院院長時，責成考古研究所編纂《殷周金文集成》。最早主持這項工作的陳夢家先生蒐集了大量金文拓片和有關的善本書籍，為《集成》的編纂做了非常紮實的準備。但隨著陳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及後來的辭世，這項工作便停頓下來了。直到1979年初，考古所再次成立了《集成》編纂小組，一共有7名學者參與。整整用了十年的工夫，在1989年，將《集成》編纂完成。
當初編纂《集成》，面對的是真假雜糅、浩如煙海的資料，它耗費了眾多專家十年心血，其艱苦程度可想而知。簡單來説，《集成》做了三個方面的工作：首先是“辨偽”，因為有銘文的青銅器價值很高，贗品很多，必須將其剔除。其次是“對重”，從各種資料中找出名稱各異但實際上是同一東西的器物，以免重復。另一項工作是“斷代”，根據拓片上呈現出來的各種信息，判定器物的年代。這樣，在《集成》中，我們對每一件器物的年代、銘文、流傳過程、出土地點、現在的保存情況等都做了詳細的考察和説明。
記者：《殷周金文集成》和《殷周金文集成釋文》是什麼樣的關係？
劉雨：作為一部“大書”，《殷周金文集成》應該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集成》是對拓本的收集整理，做資料彙編；第二部分《釋文》是用我們今天能夠理解的漢字將金文記錄下來，也就是釋文；第三部分是要對器物的器形也就是圖像進行進一步的研究。《釋文》的意義在於將金文知識普及化，幾千年前的文字同今天的漢字相比已經面目全非了，把千百年來學者們精心考證出來的金文知識集中起來，告訴大家，能為希望了解我國先秦時代社會的人所利用，無疑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為了讓所有研究先秦文化的學者都能方便地利用這些珍貴的金文資料，1989年，考古所決定由陳公柔先生、張亞初先生和我負責《釋文》的編纂工作。在初稿完成後，由於陳先生年事已高、張先生眼睛生病，便由我進行了最後的統一工作。
在《釋文》編纂過程中，我們對《集成》又進行了校對，發現了有74處重復的收錄。同時，由於我在1997年調入故宮博物院，有機會接觸故宮收藏的青銅器的實物，故宮博物院的專家對這些青銅器的真偽也進行了很好的辨別，因此又將個別贗品從《集成》中識別了出來。
記者：在《集成》收錄的這一萬兩千多件器物中，有六七千件上只有一兩個字，沒有任何其他內容可以比附參照，加之年代久遠，對同一金文，人們會有很多不同的解釋。如何看這次出版的“釋文”呢？
李學勤：我認為，《釋文》的編纂者總結了宋代以來海內外學者對金文的研究，又加入了自己的研究收穫。從這個意義上來説，《釋文》也是一項重要成果，它為新世紀的進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至於對具體字的釋讀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而《釋文》的出版恰恰會促進這些討論的深入。
記者邢宇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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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東子 來源:光明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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