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我們登山，是五十年代或者是六十年代初，在登山物資方面、通訊聯絡方面，都是很差的，比現在是很落後的。那時候我們的聯絡比較重，在國內，像過去看的電影一樣的，背著報話機，像部隊用的報話機，後來我們登的時候，為了解決一個通訊問題，從國外買了幾臺輕的，我印象裏還十幾斤重。一個是東西少，一個是物資重，真正我們登到8000多的時候，已經由於種種原因，都和大本營失掉聯絡了。唯一一台報話機能跟大本營聯絡的時候，還不到8000的時候，由於在休息的時候滑到山澗裏去了。所以我們提到登山的聯絡，跟指揮打仗一樣的，保證命令的上達，保證上邊情況的下傳，這是非常重要的。

　　現在這個問題不應該是問題了，從它的重要性上講應該充分地準備，因為體積很小、很輕，而且上下溝通情況、互相援助，跟山下聯絡、救援、求助不可少的。沒有這些東西，儘管幾百米的距離，有時候也得走很長時間。這個通訊工作是特別重要的。
 
我當時參加登山隊，就是為了完成國家交給的任務，那時候是一定要登上頂峰，要樹雄心，立壯志，不把珠穆朗瑪踩在腳下誓不罷休。登珠穆朗瑪的時候，大家有一個共同的口號“英雄氣概山河，敢笑珠峰不高”，付出一切代價，也要完成黨交給的任務。同志們在登山過程當中也提出來，發揚團結精神，右胳膊摔斷了，用左胳膊幫助同志，團結成一股勁，不登上珠穆朗瑪的頂峰絕不罷休。

　　我們每次出發的時候都要宣誓，要寫遺言，交給一個人，準備登不上去都不回來啊。我想這個時候，講邵志青同志，就是當時北京大學的一個作家，他是搞氣象預報的，他在我們這次登山過程當中，登到7450的時候，坐在那兒休息的時候死掉了，這個同志特別好，再苦再累，走不成爬他也往上爬，從來不説我不行了，我不走了。我們晚上大概是六點，北京六點，那會也是七八點鐘了，比北京要晚兩個小時，就坐那兒休息，休息完了以後，説前進，可以走了，其他的都走了，只有邵志青同志不動，都説該走了，他還不動，有的人推他，還不動，這些同志都急了，趕緊叫大夫，説吳大夫，邵志青同志有問題了，推也不動了，大夫用手電看了一下他的眼睛，不行了，瞳孔放大，已經犧牲了。

　　那時候就是這樣的，只要有一口氣，只能往上走，不準往下來。所以我感覺這也是北京大學的光榮，是榮譽吧。再一個是南京大學的一位同志，也是攀登的過程當中腦溢血死掉了，那時候就是只能成功，不能失敗。
 
登山的組織性、紀律性要求是特別嚴的，往往因為一個人的閃失會給整個隊伍帶來很大的困難，甚至帶來很大的危險，對整個任務會帶來影響。所以對隊員思想的訓練，思想作風的訓練，組織紀律的訓練，特別重要。在思想準備工作上，我感覺這個是很重要的，也是必須的。

　　再一個方面，就是物質上的準備，也是在登山過程當中非常重要的一項任務，有時候有一點準備得不夠，或者考慮不週，就會嚴重地影響登山任務的完成，所以一定要認真。因為登山是跟大自然鬥爭，什麼東西都要準備得非常齊全，非常完善。甚至火柴準備得不充分，或者想得不週到，到用火柴時沒有了，或者火柴丟失了，煮飯的時候沒有火源，就給火種帶來很大的困難。

　　首先影響大家的吃飯，需要煮飯沒有火源不行啊。所以我們過去保護火柴像保護自己的眼睛一樣，那時候條件就是火柴，還不像現在有打火機這麼先進，那時候火柴遇見雨水，遇見雪，一濕，劃不著火，就吃不上飯，就餓著肚子，沒有辦法行軍。所以在登山的時候，由於整個的裝備、物資，吃、穿，登山的裝備、繩索，包括照相器材，還有通訊器材，都得準備得非常齊全。有的時候，在行軍的時候還帶雙份的東西，用壞了，或者丟失了，過去我們行軍的時候，每個人都帶兩副眼睛，遇到了雪崩，眼鏡損壞了，得有備用的，否則有可能會造成雪盲，造成眼睛紅腫，眼睛可能會失明，都會造成很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