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我們登山,是五十年代或者是六十年代初,在登山物資方面、通訊聯絡方面,都是很差的,比現在是很落後的。那時候我們的聯絡比較重,在國內,像過去看的電影一樣的,背著報話機,像部隊用的報話機,後來我們登的時候,為了解決一個通訊問題,從國外買了幾臺輕的,我印象裏還十幾斤重。一個是東西少,一個是物資重,真正我們登到8000多的時候,已經由於種種原因,都和大本營失掉聯絡了。唯一一台報話機能跟大本營聯絡的時候,還不到8000的時候,由於在休息的時候滑到山澗裏去了。所以我們提到登山的聯絡,跟指揮打仗一樣的,保證命令的上達,保證上邊情況的下傳,這是非常重要的。
現在這個問題不應該是問題了,從它的重要性上講應該充分地準備,因為體積很小、很輕,而且上下溝通情況、互相援助,跟山下聯絡、救援、求助不可少的。沒有這些東西,儘管幾百米的距離,有時候也得走很長時間。這個通訊工作是特別重要的。
我當時參加登山隊,就是為了完成國家交給的任務,那時候是一定要登上頂峰,要樹雄心,立壯志,不把珠穆朗瑪踩在腳下誓不罷休。登珠穆朗瑪的時候,大家有一個共同的口號“英雄氣概山河,敢笑珠峰不高”,付出一切代價,也要完成黨交給的任務。同志們在登山過程當中也提出來,發揚團結精神,右胳膊摔斷了,用左胳膊幫助同志,團結成一股勁,不登上珠穆朗瑪的頂峰絕不罷休。
我們每次出發的時候都要宣誓,要寫遺言,交給一個人,準備登不上去都不回來啊。我想這個時候,講邵志青同志,就是當時北京大學的一個作家,他是搞氣象預報的,他在我們這次登山過程當中,登到7450的時候,坐在那兒休息的時候死掉了,這個同志特別好,再苦再累,走不成爬他也往上爬,從來不説我不行了,我不走了。我們晚上大概是六點,北京六點,那會也是七八點鐘了,比北京要晚兩個小時,就坐那兒休息,休息完了以後,説前進,可以走了,其他的都走了,只有邵志青同志不動,都説該走了,他還不動,有的人推他,還不動,這些同志都急了,趕緊叫大夫,説吳大夫,邵志青同志有問題了,推也不動了,大夫用手電看了一下他的眼睛,不行了,瞳孔放大,已經犧牲了。
那時候就是這樣的,只要有一口氣,只能往上走,不準往下來。所以我感覺這也是北京大學的光榮,是榮譽吧。再一個是南京大學的一位同志,也是攀登的過程當中腦溢血死掉了,那時候就是只能成功,不能失敗。
登山的組織性、紀律性要求是特別嚴的,往往因為一個人的閃失會給整個隊伍帶來很大的困難,甚至帶來很大的危險,對整個任務會帶來影響。所以對隊員思想的訓練,思想作風的訓練,組織紀律的訓練,特別重要。在思想準備工作上,我感覺這個是很重要的,也是必須的。
再一個方面,就是物質上的準備,也是在登山過程當中非常重要的一項任務,有時候有一點準備得不夠,或者考慮不週,就會嚴重地影響登山任務的完成,所以一定要認真。因為登山是跟大自然鬥爭,什麼東西都要準備得非常齊全,非常完善。甚至火柴準備得不充分,或者想得不週到,到用火柴時沒有了,或者火柴丟失了,煮飯的時候沒有火源,就給火種帶來很大的困難。
首先影響大家的吃飯,需要煮飯沒有火源不行啊。所以我們過去保護火柴像保護自己的眼睛一樣,那時候條件就是火柴,還不像現在有打火機這麼先進,那時候火柴遇見雨水,遇見雪,一濕,劃不著火,就吃不上飯,就餓著肚子,沒有辦法行軍。所以在登山的時候,由於整個的裝備、物資,吃、穿,登山的裝備、繩索,包括照相器材,還有通訊器材,都得準備得非常齊全。有的時候,在行軍的時候還帶雙份的東西,用壞了,或者丟失了,過去我們行軍的時候,每個人都帶兩副眼睛,遇到了雪崩,眼鏡損壞了,得有備用的,否則有可能會造成雪盲,造成眼睛紅腫,眼睛可能會失明,都會造成很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