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日記寫于2003年5月13日，是直播的第3天。因為天氣變壞，登山計劃調整為從這天開始登山隊在6500米前進營地停留2天，這意味著這兩天我們無法提供給觀眾他們最想看的登山過程。
2003年5月13號 直播第三天
傳説中的大風還是沒有來，天氣預報和登山計劃也成了營地裏永遠變化著的傳説。
戲劇性的登山，戲劇性的一天。
下午5點40分，王隊長從對講機傳來好消息。在6500瑞士隊營地準備開一個國際協調大會，商量8300以上合作修路的問題。會議還沒開始，天氣預報的變化先讓山下山上的人歡欣鼓舞。因為有了天氣得利好消息，這次國際協調會也開得很成功，幾個強隊達成了合作修路的協議。
回想今天早上的直播，我覺得算得上是真正的直播了，因為太多的情況不在控制之內。一個對隊員來説相當重要的會議被直播了。原來計劃這是一個分組的會，結果直播一開始，永遠不受控制的王勇峰隊長就告訴我，或者説告訴電視觀眾，組,早已經分好。從這一刻開始,我就在想著我要找個當口把分組情況介紹給觀眾。
另外，原本我們擔心隊員顧忌鏡頭，不能直接表達自己的想法。誰知一上來，隊員就坦白了自己的想法，並且不斷提及登山計劃不應該配合直播的時間。
我的狀態緊張起來，一方面，分組的背景沒有交代給觀眾，另一方面，從我們的本意上講，都是尊重登山計劃的，儘管從一開始這種介入就註定了。正當我緊張地關注山上的會議,滿腦子都是一些非説不可的話，導播喬艷琳在耳機裏告訴我，時間的關係，要從會議直接切回北京。我沒有猶豫，告訴導播我有話要説。1分鐘之後，導播真的把現場交給了我。直到現在我還是能感到被信任的溫暖。這種信任，符合了我對理想的主持狀態的想象：因為有事先充分的溝通和共識，你的腦子和嘴可以代表你的團隊，而不再需要審核。你和同事之間的配合是建立在互相了解和信任的基礎上。不過，現在想想我們當時都挺勇敢的，導演敢把時間給我，比我更勇敢。
大致，我當時説了三點：第一，對剛才的會議做一個簡單評論，第二解釋為什麼要分組以及分組的情況，第三，也是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我説：“我們要告訴登山隊和電視觀眾的是，我們直播的計劃一定是尊重登山計劃。”説完，現場就交還給了北京。
也許因為説這些話過於由衷，大家反應我説話時，表情很像江姐。不過，我安慰自己：在緊要關頭，把要説的內容説出去是第一位的。導播喬艷琳説，大萌，要學會舉重若輕。我心裏明白，但火候不到，急也急不得，裝也裝不像。
直播之後，大本營緊急開會。會議在於老闆的帳篷，一進帳篷，就看見登協的人，一手對講機，一手電話，在把北京的天氣預報一天一天地傳給6500前進營地。全部都是壞消息，天氣從今天開始，大風、低溫，這正是登山最忌諱的天氣。一派緊張氣氛。
計劃改變了，第一組的李偉文夫婦被撤到第二組。不管天氣多惡劣，17、18號登頂計劃不變，全力保障第一組登頂。第二組，作為接應，並等待20號開始的好天氣週期。
一直被良心折磨的我們，終於被這個計劃觸發了。總導演趙淑靜帶著我，表達了希望第一組不在17、18日登頂的想法。糾纏我們的是劉福勇在直播的會議上表達了自己希望在好天氣登頂的願望。尊重人本，尊重自願，不干涉事態的進展，是我們的共識。
趙老師説，她是有多重的身份的，她是要考慮她的社會身份，但她更重視她作為人的身份。
我想我同意，而且支持。
登山協會副主席李致新説，我們這樣制定計劃也不是盲目的，30%的好天氣的可能性，我們不能放棄，你怎麼知道22號就是100%的把握？這個好天氣我們錯過了，今年這個登山季也許就都沒有希望了。85年到88年，連續幾年沒有一個人登頂，這種情況也不是沒有可能的。熱帶風暴是要到來了，但是它移動的速度、方向，都無法預料。也許有了這次的冒險，第一組就可能是今年唯一的幸運兒。
尊重事件和當事人最原始的狀態，是很多電視人的初衷，我們無法回避自己的良心。但是，我們出於良心的不贊成意見，本身還是來自媒體的意見，這是不是又形成了另外一種介入？本來登山就夠哲學的了，我們又把媒體變成了另一種令人頭疼的哲學。
關於媒體介入生活、直播干預登山、鏡頭壓迫隊員，是我這次珠峰之行，一直揮之不去的一個糾纏。自從到了大本營，我就四處詢問：同事、隊員、隊長，包括外國隊的。不知是不是 以我的身份，問別人這樣的問題，別人自然會給一個令人滿意的回答，得到的答案往往是：媒體的介入對登山和登山者都是良性的影響。當然，王隊長説得更極端：“你想干預就能干預得了麼？在山上，我説了算，誰會拿生命開玩笑？”
不管怎麼樣，我從心底裏希望每一個登山隊員，都能在這一過程裏享受到快樂，不要受委屈，不要有不公正待遇，安全、健康。
至於説登不登頂，節目是不是好看，都成了退居其次的標準。
日記寫到這兒就結束了。後來，登山的計劃又是變了再變，直播計劃隨之調了又調，而我們漸漸適應這樣的變化，並且喜歡上了這種對觀眾、對自己都充滿了懸念的狀態。登頂那天，直播進行了6個半小時，竟也渾然不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