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發現，在鄂西南到峽江一帶，有一支夏商時期的文化類型。這類遺址主要有秭歸朝天嘴B區、鰱魚山、柳林溪、宜昌中堡島上層、三斗坪、白廟、路家河、楊家咀、宜都紅花套、毛溪套、長陽香爐石、四川忠縣 井溝，巫山大昌壩等。

    1.秭歸朝天嘴B區遺存

    秭歸朝天嘴遺址是長江中游一處重要的文化遺址，考古工作者在發掘該遺址時，分為兩個發掘區，A區主要為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B區則為夏商文化遺存。B區地形呈斜坡狀，由西北向東南傾斜，東南部與長江的河漫灘連接。文化層堆積也為西北高、東南低，文化層厚

    度2米，分為8個自然地層，以第6層的遺存為主。

    出土文化遺物主要是石器和陶器。石器有斧、錛、鑿等，多以河卵石製造、打磨兼制。 陶器以夾砂灰褐陶為主，也有一定數量的泥質紅陶和黑陶。陶器制法有輪制、手制兩種，燒制技術較高。絕大部分為素面，紋飾主要有繩紋、弦紋，此外還有少量籃紋、方格紋、壓印紋、附加堆紋、刻劃紋及篦點紋等。以平底、圜底器為主，三足器次之，圈足器較少。有個別凹底器。平底器有罐、缽、缸、盆等，圜底器有釜、缽、杯等，三足器有鬶、盉，圈足器有豆

    、燈座形器等。其組合以釜罐類為主，其中釜、鼓腹罐和器蓋等是最具當地特色的代表性器物，此外該區所出小平底罐、燈形器及角形杯等與成都平原的蜀文化同類器類似。而鬶、盆、大口缸則與江漢平原夏商時期同類器相同，由此看來，朝天嘴遺址B區夏商時期遺存應是峽江地

    方一個地方文化類型。在其自身發展過程中，相當多地吸收了周圍地區的文化因素。

    2.中堡島遺址

    夏商時期文化遺存為中堡島遺址的第三期文化遺存。在該時期文化遺存中發現有少量灰坑和一座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土坑墓中人骨架已嚴重腐朽，葬式及性別不辨，隨葬陶罐。出土遺物有陶器和石器。陶器以夾砂灰陶為主，泥質灰陶次之，有少量的泥質黑皮陶。除大量素面陶外，所見紋飾以繩紋、弦紋、附加堆紋、籃紋、方格紋較多，還有少量的圓圈紋、太陽紋

    、S紋、雲雷紋等。器類主要有罐、釜、豆、盆、燈形器和器蓋等，此外還有少量的盉、罐、缽、鬶、甕等。石器數量較少，僅見斧、錛等生産工具，形體較小。除個別為打制外，余均磨制。中堡島遺址的陶器以燈形器、窄沿小平底罐為代表性器物，這些特徵與宜都毛家套、紅花套

    、宜昌三斗坪等遺址的特點非常接近，其時代相當於中原二里頭時期。

    3.宜昌楊家嘴遺址

    楊家嘴遺址位於宜昌縣蓮沱區樂天溪西口，長江北岸的二級階地上，與遺址隔江相對的是湖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黃陵廟和清水灘古文化遺址。1985年，為配合三峽二期工程建設，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三峽考古隊在對峽區文物點和古文化遺址進行調查時發現發掘了該遺址。

    遺址文化層堆積較厚，地層可分五個自然層，以第四層的文化遺存最為豐富。文化遺物有石器、陶器、骨器、角器和銅器。按用途分，包括生産工具、生活用具和裝飾品三大類。生産工具有石斧、石鑿、石鏃、骨鏃、角鑿、銅鑿、紡輪等器類。

    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以夾砂褐陶為主，灰陶和黃白陶少見，有少部分泥質陶。陶器紋飾以繩紋多見，其它紋飾有方格紋、刻劃紋、貝紋、戳印紋、壓印紋、雲雷紋、“S”紋、“回”字紋、鋸齒紋等。主要器形有釜、罐、甕、豆、缽、燈座形器等，陶器中多圜底器，少量平底器。陶器制法有手制和輪制兩種，手制陶器很不規整，器胎厚薄不均，內壁留有深淺不等的按窩。輪制陶佔有一定數量，器形規整，器胎均勻。

    楊家嘴文化遺存中出土一批中原商文化的器物如簋，大口尊、豆等，又出土一批川東巴文化遺存特徵的器物，如釜、罐、燈座形器等。時代為商代。

    4.秭歸鰱魚山遺址

    鰱魚山遺址位於長江西陵峽中部之北岸，西距秭歸舊城約6公里，遺址南臨大江、北依高山，東西均有山澗橫流。因該處形似鰱魚而得名。

    1958年和1960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曾對此遺址作過調查和試掘，1981年，湖北省博物館又一次對遺址進行了調查和試掘。遺址東西長80、南北寬50米,層堆積厚1米。以夏商文化遺存為主。

    採集遺物主要是陶器和石器。陶器比較粗糙，以褐陶為主，還有黑陶、灰陶、紅陶和摻炭陶。主要紋飾為交錯粗繩紋、細繩紋、方格紋，還有劃紋、弦紋等。器形主要有斂口罐、侈口罐、直領罐、壺、盆、豆、鼎足、燈座形器等。

    石器主要為打制石器，比較粗糙。器形有石斧和刮削器等。

    從鰱魚山遺址的文化內涵看，其陶器以斂口罐、侈口罐、燈座形器為特徵，應屬早巴文化遺存。時代為商代。

    5.江陵荊南寺

    江陵荊南寺遺址位於荊州城西1.5公里，于1982年發現，1984、1985年，由荊州地區博物館和北京大學考古係進行了兩次發掘。遺址為一長方形臺地，東西長約120、南北寬約60米，面積約7200平方米。遺址文化層堆積厚約2米余。可分六層，包涵有東周、西周、商代、龍山文化、大溪文化等不同時期的堆積。其中以夏商文化遺存最為豐富。

    該期文化遺存中發現有灰坑和墻基等遺跡。灰坑有圓形、圓角長方形以及不規則形。墻基形狀不明，可能為房屋遺跡。

    文化遺物有石器、陶器、銅器、卜甲以及動物骨胳。

    石器種類有石斧、石錛等。銅器皆為小件，有鏃、魚鉤和削刀等。出土陶器以夾砂陶為主，泥質陶次之，還有少量的硬陶和原始青瓷。陶器紋飾以繩紋為主，其他還有方格紋、網格紋、米粒紋、附加堆紋、弦紋、雲雷紋、葉脈紋、圓圈紋等。陶器中主要器形有鬲、釜、深腹罐、凸

    肩罐、豆、碗、大口尊、缸，另有盆、甑、罍、盂、壺、杯、 和器蓋等。

    荊南寺相當於夏—早商的遺存，依據地層關係和出土器物的不同特徵可分為七期。

    第一期相當於二里頭文化二期時期，第二、三期相當於二里崗下層時期，第四、五期相當於二里崗上層時期，第六期相當於殷墟一期，第七期相當於殷墟二期。從陶器演變規律看，第一、二期之間有缺環，自二至七期則呈連續發展，聯絡緊密。

    有的學者把荊南寺的陶器分成四組，其中的B組陶器中，有一些陶器如釜、凹肩杯、高領臺棱罐、斂口花邊碗等與峽江及川東的同時期的陶器風格相同，這一類型的特徵在遺址的第六、七期表現得尤為突出，説明這一類同於峽江地區的文化遺存在商末的一段時期內、在荊南寺遺址佔主導地位。也即這一與早巴文化有關聯的文化因素在殷商時對荊南寺一帶産生了一定影響。這一時期正是巴文化擴展的時期，其最東已經到了江漢平原西部邊緣。

    從以上遺址的文化內涵中，我們可以找出一類以釜為代表的陶器群遺存。這類遺存分佈沿長江一線，東達江漢平原西緣，西至川東，出現時期為夏商之際，延續時間長，文化因素穩定，儘管隨時代的不同，這一器群在形制、組合及功能上不斷地在變化，但其主要特質一直得以保留。這類在空間上有一定地域分佈，在時間上發展連續，在文化特徵上具有共同性的遺存毫無疑問是一種文化體系。這一文化體系與傳統中的巴人的早期活動地域吻合，應屬巴人族群的文化。

    由以上遺存 可歸納出考古學巴文化的特點如下：

    陶器：陶質以夾砂褐、灰陶為主，陶胎較厚，多為手制，粗糙。紋飾以繩紋為主，有相當數量的籃紋和方格紋。器形以圜底器和平底器居多，少量圈足器和三足器，器類主要有釜、侈口深腹罐、燈形器、角形杯、豆、盉等，組合以釜、罐為主。

    石器多以卵石打制而成，少數磨制。用於砍、削的較大型工具較多，小型石器少見。特別流行蚌殼形石片刮削器。器類有斧、錛、鑿。

    銅器極少見，僅個別銅鑿、鏃等工具。

    早期巴人的墓葬為不規則的土坑墓，將屍體放入，無棺槨，無隨葬品。

    結合考古材料與文獻記述，我們可以勾勒出早期巴國的歷史面目。

    巴文化形成于夏商時期，其源地為峽江地區，其在發展過程中，除保留原有傳統外，大量地吸收了周邊其他文化的先進因素。如中原的商文化、南方的印紋陶文化以及川西的蜀文化等。揉合到自己的文化特色中，不斷地豐富自身的文化內涵。這表現在文化遺存中，就是巴人遺址中有大量的商文化特徵器物，如鬲、 、簋、大口尊、斝，蜀文化的特徵器物如鳥首形柄、

    高柄豆以及南方印紋陶文化的幾何形紋飾等存在。這時，巴文化迅猛發展，巴人為了更多地與其他文化接觸，逐步地走出偏遠閉塞的山地，向民族雜居集中的江漢地域擴展。到商末時其勢力

    深入到了江漢平原的西緣。這從荊南寺遺址商代晚期文化遺存中有強烈的巴文化因素可見一斑。巴人在此逐步站穩的同時，其氏族社會組織迅速地解體。這一時期的巴人處在一種游動農業階段，無固定住所，可能是由於戰亂或水患，經常遷徙。由於經濟生活的不穩定，這時的制陶

    業雖已經發展，但不是很發達，冶煉業尚未興起，銅器少見，僅為一些工具和兵器。這時的社會結構開始發生變化，由原始的部落聯盟制向家長奴隸制過渡。商末周初，巴人建國於今河南南部和湖北的漢水流域，周人伐商，巴人成為周人的一個重要盟軍，身先士卒，立有奇功。周

    王朝成立後，封巴以子爵，巴國成為周朝的南土。這時也是巴文化的鼎盛時期。正當巴人有所發展的時候，從江漢地區悄然興起了一個楚國，楚國迅速掘起，使得巴國和楚國有了相當密切的政治、

    經濟和文化聯絡。隨著楚國的強盛，“侵淩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之”，巴國也成為楚的附屬，參與楚的兼併戰爭，《左傳文公十六年》：“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春秋中期後，楚國的疆界逐步擴展，對巴國構成威脅，巴與楚之間的摩擦增多，《左傳莊公十八年》：“及(楚)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

    ……。冬，巴人因之以伐楚。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于津。”《左傳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圍鄾。”從以上三條史料可知，巴人與楚的爭戰越來越頻繁。巴人為了避開楚的鋒芒，逐漸把政治中心西移。春秋中晚期，巴國地望，大體在楚國西北部，中心在漢中、巴山一

    帶。到了戰國時期，楚國已成為“南卷沅湘，奄有南海”的泱泱大國，戰國七雄之一，巴已無力與楚抗爭。只能在漢中巴山一帶茍延殘喘。為了避開西方新興起的秦，以及東南方的楚的夾擊，巴國只得向川東、川北和川南發展。《華陽國志巴志》所載“(巴)東至魚復，西至 道，北

    接漢中，南極黔涪。”“雖都江州，或治墊江，或至平都，後治闐中”。就是對戰國時期巴人不斷遷徙、政治中心逐步西移的歷史的真實寫照。（來源：《中華長江文化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