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香港 【段不一】 2004-05-12

央視國際 2004年08月18日 11:08

　　香港是一座美麗的城市。

　　她的美麗，我更願意用艷麗來形容。是的，猶如一個妖艷的貴婦，漂亮得無可挑剔。她的風情萬種，讓人有一種按捺不住的激情。按捺不住的是你想花錢的衝動，想佔有的期望。這樣的城市，容易讓你神魂顛倒，常常使你幻想非非，也恰是緣于她那難言的誘惑力。我這樣説，你可能以為我在影射香港的香艷和淺薄。你要這麼理解，我並不準備反駁。

　　無論如何，面對於這樣一個性感得有些火辣的城市，若求解讀嚴肅的人文課題，自然有點煞風景。正如選美，女性的智慧多是門面的裝飾，若你還要一本正經地與美女探討哲學、思想什麼的，肯定是寡然無味。然而，城市畢竟不是美女，何況，在其艷麗的外表下，香港也蘊含有別有情致的人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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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漂亮的事物，我也不願免俗，談及香港，就不妨從她的美麗談起。

　　或在傍晚，清風徐徐時，迎立於太平山頂，俯瞰香港城，看迷人繁燈點點，精彩霓虹爍爍，你會深深厚地被她的妖艷震動，為她的風情折服。或逢麗日，春和景明時，遊逛于淺水灣、尖沙咀、中環，跑馬地之間，癡迷于鬧市街頭紅男綠女的萬種風情，驚奇那玻璃幕墻裏光怪陸離的商業繁華，讚嘆鬱鬱濃蔭下公園綠地的精緻漂亮。稍稍遊走一圈，你便會恍然為何那麼多人喜歡香港。香港承載著中國百年來苦苦追求現代文明的一個艷麗夢想啊。在國人心目中，那裏代表著富足，代表著現代化，代表著未來我們可能的方向。然而，無論外人如何看，香港人應該對自己有著清醒的認識。畢竟城市文明的畫卷，縱要艷麗，也絕非女人化粧那麼簡單。

　　香港的個性魅力，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商業上的成熟和政治上的受寵。而商業的發達，則歸功於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和其獨特的歷史背景。香港人常自嘲為“經濟動物”，對於政治，往往刻意淡漠、消解，唯恐避而不及。這種“政治冷感”的心態，説到底無非是在漫長的殖民統治過程中，個人經濟利益與群體民族情緒衝突持續對撞、摩擦後練就的一種消極保護自我的精明與圓滑罷了。這種婦人心的“世故”，使得香港從文化本義上失去了根源，在精神道義上迷失了自我，因而也困苦了百年，尷尬了百年。

　　反思香港近一個半世紀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香港的榮辱起伏，從來都是與國內政治息息相關。它曾是殖民者手裏的籌碼，也曾是革命者的天堂；它曾是大陸通向世界的窗口，也曾是展現民族自強的舞臺。歷史中的香港，呈多重角色、多面性格，在多起偉大的歷史事件中起著獨特的作用。眾所週知，香港的現代歷史，正是源於百年前一場令國人痛心切齒的鴉片戰爭。當年，英國人需要一個長期販賣鴉片的據點，才選中了這個港灣優良的小漁村。面對今日已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香港，很容易給人一個假象，那就是香港今日的繁榮，好像得益於百年來的英國殖民統治。這樣的論調，或明或暗，曾頑強地存活了很長時間。

　　這種可憐又可悲的“殖民情結”，是一種比奴性更可怕的精神副産品。因為這種情結是將自信建立在別家文明基礎之上。當年，不是有人叫囂中國應該再被殖民一百年麼？這論調不但可悲，而且是可怕的無知。大到一個民族，小到一個城市的發展繁榮，永遠不可能被不平等地依附在另一個民族（國家）的情緒或施捨之上。就如大家的丫頭，因為有幾分姿色，受些主子的恩寵，又多賞了些殘羹冷炙，就忘乎所以，飄飄然，還以為她過得好、吃的好，並由經得出結論：要吃好飯，唯一途徑便是做奴才。這説到底是一種緣于不自信的民族“軟骨子”病。

　　自然，不是説香港人喜歡做奴才，而是緣于突然富足後自私的小市民心態罷了。性格上呈排斥性和自大性的香港人，無非是著急，想刻意與落伍和貧窮劃清界線。有許多人討厭香港人，恰在於這種群體的自得。這純粹是一種小市民心態，無法將其與一個大都市的宏大聯絡起來。然而沒辦法，香港人儘管一直以為自己很“洋氣”，卻總是莫名其妙地張揚著這些不太可愛的“俗”氣。　

　　從民族情緒上講，被殖民自然算不上一件值得自豪的事。但從文化意義上講，隨之而來的外來文化浸灌和洗禮（無論是強行還是別有用心），造成兩種文化的碰撞與交融，卻未必算得件壞事。從文化意義上講，香港正得益於這種混血優勢，但也尷尬於此。香港，是中國諸城市中最“洋化”，接受外來文化影響最大、也是時間最長的城市。如今的香港，早已完成現代的蛻變，變成一個成熟而美麗的摩登大都市。

　　香港的繁榮與發達，自然不像英國吹噓是他們“殖民”的功勞，若他們真有這本事，那世界早就大同了。但如你所知，事實並非如此。因此，香港的昌盛，更應該歸功於那些聰明而勤勞的香港人。

　　從群體人格的意義上講，香港人有著一種獨特的韌性和天生的投機才能。如我們所知的亞洲首富李嘉誠，就是靠做塑料花發家的，他善於抓住時機，不屈不撓，敢作敢為，終於做出個諸多的世界第一來。港人善於鑽營，勇於冒險，也多是令人嘆為觀止。縱觀香港那些榜上有名的大富豪，在其資本積累或擴張上，都有許多讓人拍案叫絕的大手筆。大家都知道前幾年，一個叫李澤楷的年輕人，百十個億搞收購、玩兼併、拚數碼港。剛開始虧了幾十個億，好在是有個好老爹撐著，也不至於下不了臺。對其是非，對其成敗，作為局外人和外行，自然無法拿出個一致的看法來。舉這個例子，只想説明港商的膽大。港人好吃能吃，不知是不是真都吃過“豹子膽”什麼的。自然，這是玩笑話。

　　香港人會做大，愛做大，敢做大，都是不證的事實。如建個海洋公園，要造世界最大的；寶蓮寺塑個青銅佛，也要是世界第一。便是那啟德機場，也榮列世界三甲。這種性格特點，放在大老闆身上，是魄力，而放在小民身上，局限于能力和資本，最後竟萎縮衰變成“好賭”的品性。

　　眾人都説香港是冒險家的樂園，有錢人的天堂，野心家的西部，年輕人的賽場。只要有資本（錢、膽、色、才），便沒有什麼不可以。這裡充滿了無數機遇，也佈滿了無數陷阱。激情與才情交織，膽量與名利同輝，只要你敢，就沒有什麼不可以。香港是一個流民的世界，缺乏穩定性的根基，他們的骨子裏，不可避免流淌著“冒險”的不安分因素。加上花花綠綠的商業化刺激，在高度競爭縫隙裏疲於生計的小民百姓，抱著“一夜掉下個陷餅”的美夢，也是可以理解的。　　

　　香港賭風之盛，賭氣之烈，我們可以從香港電影裏清晰地感覺出來。而普通民眾的麻風牌風更是源遠流長，長盛不衰。在香港，這可以玩老虎機，摸六合彩，也可以賭馬賭狗賭車賭球，時下，不是有人呼籲把“足球賭博合法化”，據説有利管理，增加政府稅收云云，調查表明，“持贊成的民眾較多”，這也算是“群眾的呼聲”，港府言稱蒐集民意，再作決定。從這個事件可窺一斑，賭在香港民眾心裏的地位與價值。港人好賭，還有一個獨一無二節日可以佐證。每逢農曆年初三，是為車公誕節。這個車公，原為宋的朝大將，大概當年也好賭成性，後得道成仙，化為神祇，竟專為賭客服務。車公廟的風水特別好，巧位於香港賽馬會沙田馬場附近。年車公誕時，信徒如雲集如潮涌，香火異常旺盛。

　　説到底，賭是一種小市民對於追求世俗化理想的投機表徵和心理依賴罷了。商業社會裏，投機成功的幾率再小，也被別有用心地誇大，在人性弱點的縱容下，成為掩蓋在華麗外衣下城市肌體的一塊不健康的腫瘤。

　　如前所述，香港是個移民的城市。而在移民當中，一部分人是最有錢的人來到這裡，另一部分是最沒錢的人也來到這裡。於是，這個世界有著明顯的兩面性：一面是上層人的紙醉金迷生活，一面是小混混的刀風劍雨生活。自然，時代變了，經過幾十年的整合，階層已經模糊不清了，但有錢沒錢的界線還是格外分明。於是，這個世界便在現實中割裂開來，有錢人上太平山、淺水灣，沒錢人也就只好住“鴿子籠”了。然而，在精神上，卻有一種東西又把兩者統一起來，那就是錢。大家都在想辦法賺錢，賺大錢。

　　於是，你會發現，這個城市，永遠都是那樣來來往往，匆匆忙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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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艷麗，反映到文化上，便是文化諸多事件上的那層濃濃的商業口紅。

　　眾所週知，香港有“亞洲盛事之都”的稱譽，多愛舉辦一些大的文藝活動。如亞洲藝術節，香港藝術節，香港國際電影節，藝穗節等等，在國際上也都有一定名氣。但如你所知，這些節日的舉辦，更多是側重其商業和旅遊的經濟價值。正所謂：文化搭臺，經濟唱戲，可算一點不假。而香港的文人，也未能免俗。我們都知道一個事實，那就是香港文人能量大，愛折騰，多是商文兩不誤。如我們熟知的“天皇巨星金庸”，不但武俠小説寫得好，同時也是個非常成功的報人和企業家。其他文人也多如此，常兼有各類商界職務，或策劃，或董事，或自理公司，或獨創報刊。便是獨立些，專一點的，也多是受聘各大報刊的專欄作家。商界有商界的規矩，上了套的文人，自然無法由著自己的性子來。冷冰冰的商業契約，如緊箍咒一般，像催命符一樣，不但限制了作家創作的自由，也稀釋了文人斗量的才情。大多香港文章，給人的明顯感覺就是“水”得很，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從文化意義上講，娛樂文化，濫情作品，便是縱有正面意義，也總是因為沾有過多的商業色彩，而顯得貨不真，價不實。從某種意義上講，文化避不開商業，也沒必要避開。但商業絕不能代替文化，也不能包攬一切。換句話説，娛樂只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不能涵蓋全部。如果一個城市裏充斥民眾精神世界的，鋪天蓋地的多是色情、暴力、藝人臉蛋、模特大腿、八卦的個人隱私和無聊的插科打諢，這絕對不能算正常。但不幸的是，香港正如如此。曾被譏諷為“文化沙漠”，又自鳴為“經濟動物”的香港，似乎精神上也只求於近乎本能的“低級需求”。想想看，這實在不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

　　當然，沙漠裏常存綠洲，香港也有文人，而且還不少。便是近年來單從香港移居到海外的，就有200多名。香港文人普遍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多産，美名曰：“文快如風”，或稱“快手高手多面手”。自然，商業背景下的文人，多以“煮字謀稻粱”，實在不容易。為了混口飯吃，只好什麼都敢寫，什麼都能寫。香港的讀者群體以小市民為主，自然品位不免投其所好。模倣，濫情，順大流，自是省力又賺錢的好辦法。對此，也就不難理解當年葉靈鳳老先生“香港有許多小説，只是創作太少了”的感嘆了。

　　香港還有個藝展局，對於文化事件及個人，多持鼓勵態度，每年都有相當數目的贊助。實事求是地講，香港舉辦的“純文化”活動，絕不比大陸差，也不見得少。平心而論，香港也有不少在不同領域各有建樹的作家。如武俠，如散文，如新詩，都有一批相當優秀的作家。然而，香港缺少一種大氣、持久、濃郁的文化氛圍，難以形成特定的人文精神凝結。於是，香港的文學，香港的文人，只好在商業的喧鬧和擺弄中，或安於現狀，或疲命生計，不可能“十年磨一劍”了，不可能“兩句三年得”了。若要如此，沒有精神支撐，沒有低線保障的香港文人，只會被這“低效率”困死在體面的西服底下。

　　生存壓力的相對緊張，人文精神的自我迷失，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創作”的嚴謹和摯誠態度。或切點風乾的鄉愁，伴些莫名的洋字，沏一杯怪味的文化奶茶，或拾些難考的牙慧，抓把另類的典故，熬一鍋混雜的精神稀粥，描描情緒，湊湊字數，多是他們的拿手好戲。文風立意上，多是圓滑，多是自我，多是浮躁，多是媚俗。當然，也有例外。如我最敬偑的一個香港作家是林爽。她在40歲時隨夫移民新西蘭後，利用3年時間獲得紐西蘭合格教師文憑，接著又取得奧克蘭大學教育學士。自然，最令我敬偑的不是她的努力刻苦，而是她的大氣。她花了8年時間研究毛利族的歷史和現狀，並出版《紐西蘭的原住民》一書。對於一個華人作家來説，這非常難得。因為她終於走出“華人華文”的小圈子，把筆觸伸向更廣闊的人文空間。便是這一點，便是她一個，已經足使香港文人都來驕傲一把了。

　　但從整體意義上講，香港文化還是蒼白得有些難堪。零星的塗抹，便是有神來之筆，也是細細一線，可憐得幾乎看不見。便是套上絢麗的包裝，挂上精美的首飾，也無法改變它瘦弱的風骨和病態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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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及香港，不能不説流行文化。

　　記得有人諷刺過香港只有娛樂沒有文化。以我的看法，這只能代表某些學院派的看法罷了。如你所知，娛樂永遠都是人類文明的一部分，而且是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時下，娛樂文化借電視之東風，成了人類品食精神大餐的最主要工具，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凡是真正關注精神文明建設和人文走向的，絕不會對娛樂文化等閒視之。

　　一直以來，香港人偏愛肚子都甚于腦子。眾所週知，香港是美食天堂，世界各地的美味佳肴在此匯集。西餐、中餐自不説，便是地中海菜、阿根廷菜、葡國菜、俄國菜等，你也都能嘗到，而法國大菜最具人氣。如你所知，法國菜以做工精細，用料講究著稱，最合孔聖人“膾不厭精，膾不厭細”之道，自然博得港人鐘受。香港電影，就有許多以飲食為主題的，如《滿漢全席》、《食神》、《飲食男女》等。看過電影的，無不驚嘆港人在飲食研究上所下的精細功夫。便是普通百姓，論及飲食（包括如何食補腦子），也是頭頭是道，大有講究。舒服了肚子，自然容易忘記了腦子。對於精神的饑渴，港人多是馬虎應付，以簡單的快餐填之，滿足於一時的感官刺激。持贊成態度的説，快節奏的生活，高壓力的競爭，人的精神容易緊張，容易疲憊，那麼，尋求一些刺激，放鬆自己，解放自己，又有何不可？這話聽起來很有道理，但如你所知，放鬆其實有更多的選擇。若説因為累，我卻從沒見過耗幾個小時煲湯而説累的。無論如何，文化營養愈是不良，精神的代謝功能愈容易損傷。於是，吃慣文化流食的紅男綠女，便沉浸在搞笑、性感、暴力、恐怖甚至變態的喧鬧和刺激裏，豪門的明爭暗鬥，黑幫的腥風血雨，打打殺殺，假假真真，倒也圖個感官享受，大腦休眠兩不誤。

　　有什麼樣的觀眾，就會産生什麼樣的電影。這個反命題也成立。譬如説香港的Cult Film，據説在港內港外都很有市場。這些粗陋製作，口味另類的電影，許多老外非常喜歡。我曾用心在國外的一些音響店轉悠過，發現關於中國的電影，除了李小龍，成龍，李連杰的武打電影，也便是這樣的製品了。自然，我們不必上綱上線，提升到國格或民族尊嚴上來，國外有些人需要這樣有些異國情調的刺激，從人性角度講，從商業的角度看，我們都不難理解。只是需要明示一點，那就是這些電影並不代表香港的全部。

　　平心而論，香港的電影還算很爭氣。近年來，一些演員，導演，紛紛到好萊塢謀求更大的發展。其中，演員周潤發，成龍，李連杰，楊紫瓊，導演吳宇森，徐克，武術指導袁和平等，都幹得不錯，很為中國人爭了一口氣。自然，他們多是以“打”著名，西方觀眾，也多是癡迷他們神奇而又好玩的身段和手法，影響畢竟有限。欲求文化意義上更大層面的擴展，香港藝人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香港文化事件中，明星的分量往往是非常重要的。從某種意義上講，香港群體人格的構架，多是以明星的人格魅力為基石構築搭建的。並且，相當大部分是由演藝明星通過電影角色或個人行為來詮釋完成這種精神傳播的。如李小龍的俠義和自強，如周潤發的瀟灑與大氣，如成龍的勇敢與勤奮，如劉德華的精明與小心等。他們不但塑造了鮮明的銀幕形象，釋放出耀眼的個性魅力，而且通過電臺大張旗鼓的宣傳，加上星迷推波助瀾的追捧，某種流行（文化）潮流，特定的精神導向，便“隨影潛入心，潤人細無聲”了。或如影視中李小龍、周潤發的“俠義”，成龍系列《警察故事》的“忠誠”，或如現實裏影人邵逸夫捐鉅款興教育的“善”，明星劉德華勸導影迷學習的“愛”，在無形中都增添了娛樂之外的精神力量與文明分量。我們也不難發現，在香港緊要關頭，那些藝人，常以文藝的形式，匯聚香港人文的力量，明示香港精神的燦爛。這種東西，不要總以“作秀”一言蔽之，相信藝人的真誠，來一點暖暖的感動，不更好麼麼？　

　　談及香港的氣質，我們不能不談一個叫梁朝偉的藝人。有趣的是，梁的憂鬱氣質絕對不屬於香港，但這種氣質卻是香港一直心向意馳的，那就是舊上海情節。如你所知，香港人歷來對上海抱有莫大好感，唯一看得上眼，有自家人的感覺便唯有上海人了。

　　王家衛《華樣年華》，把這種情緒以一種橘黃色的記憶呈現在一種似真似幻的夢境裏。這部影片的最大成功並不在故事本身，也不在結構手法，而是情緒演繹上。是的，舊上海的情緒演繹。這種情緒，在於精緻，在於冷艷，在於文雅，在於感傷。聽聽舊上海的歌曲，翻翻舊上海的故事，你便會恍然明白。以我的看法，對於舊上海的電影解構，王家衛無疑是相當成功的，因為他到位，他觸動了香港人那根微妙的神經。唯一可與之相比的，我以為是《紅玫瑰與白玫瑰》，自然，後者的故事，要比前者更成功，更有韻味。王的《華樣》，雖沒有後勁，但顏色更加誘人，情調更有韻致。而相比之下，張藝謀的《搖到外婆橋》，雖然氣勢宏大，意義艱澀，但確實無法讓人喜歡起來，便是因為老謀子實在找不到感覺。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雖然香港的娛樂文化非常發達，但她缺乏一種原創性的精神氣質，缺乏一種文化嫁接的精巧技藝。其文化作品，無論音樂、影視，模倣的痕跡都非常明顯粗笨。香港的文化品位不高，口碑差，正緣於此。如何學習，如何創新，在這方面，香港似乎更應該向日本、韓國學習。要學得精髓，掌握方法，走出簡單模倣的窠臼，拒絕單純抄襲的誘惑，那麼，香港的流行文化應該能做得更漂亮，走得更遠。

　　娛樂再繁榮，影視再發達，也只是現代文化的一方面。欲求承載一個宏大的國際都市，這些還遠遠不夠。當然，城市文化的特色，也不需要面面俱到，而我一直以為，香港的娛樂文化，本是潛力最大，也最適合香港個性的文化航母。我們不需要重造，或只需要校正一下航向，也許很快我們就會走進一片新天地。否則，總是跟在別人屁股後面瞎轉悠，是不會有多大出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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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種狀態下呆久了，便會在習慣中麻木了，不正常也當作正常。港人雖也有這樣那樣的牢騷，但大致還是滿意時下“馬照跑，舞照跳”的生活狀態。燈紅酒綠，紙醉金迷，自我感覺一直良好的香港城，繼續張揚著它的繁華，沉迷于它的風情。

　　竊喜物欲的自由，惰于精神的自醒，加上政治和經濟的相當穩定與富足，使得港人更容易在“小得即滿、知足常樂”的精神自得中，在花色豐富，營養單調的文化快餐裏滿意地過活。年輕時，沉湎于肥皂劇中，年老時，則癡迷于麻將場上；青年人正在雄心勃勃地計劃將來，中年人正在緊緊張張地奔命現在，老年人正在牢騷滿腹地懷念過去。人生萬象，萬象人生，就這樣循環于簡單，甚至有些枯燥的命運軌跡上。外人眼裏的水晶球世界，也便有些滑稽地凝滯于嘈雜的喧鬧之中，缺乏厚重的人文鋪墊，稀少大氣的精神導向，香港，只能有些無奈，有點不甘地陷在物欲的泥潭裏，氣喘吁吁，躑躅而行。

　　生活還在繼續，香港也在前進。這顆燦燦的東方明珠，在成功地樹起一塊現代文明的指示路牌，驕傲地開啟一扇面向世界的東方之窗後，面對新形勢，新局面，無論商業，還是文化，香港都迫切需要更深意義上的突破。不談其他三小龍的重新崛起，不談東亞其他城市的暗自較勁，便是一個野心勃勃的上海，已經讓香港感到逼人的壓力。香港欲求維持城市的榮譽和地位，就必須奮起而戰，就必須從更深闊的層次，更精確的視角來審視自我，突破自我，重新塑造一種更別致，更大氣的城市文明。只有精神內核得以突變，人文精神得以雄起，一個嶄新的香港才會在痛苦中涅槃，在自醒裏蛻變。

　　畢竟，商業的口紅，縱是艷麗無比，也終有褪色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