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青海藏族的年節錯位看民間思想的力量

央視國際 (2005年02月14日 21:58)

李連榮

內容提要：青海藏族的年終慶典在歷史上已經形成錯位。藏族民眾已不過藏曆年節，而注重漢族的春節慶賀。但從今天我們的民俗調查來看，民間慶賀年節並不像我們所想象的那樣，完全被“漢化”了。相反，老百姓在調試正統思想、民族交融影響的過程中享用著一套發展自己日常生活文化的思想規範。它不僅強化了民族自身的認同，同時也打開了民族融合之門。

關鍵詞：年節錯位  正統思想  民間思想

一， 問題的所在

在青海作過調查研究的民族學者、人類學者和民俗學者，誰都會感受到共同的一點：色彩斑斕的多民族雜居、共居相處的景像是它的主要特色。一些情感豐富的文人記者，早在本世紀四十年代就有過飽含詩情的描述，“生活在這兒的人們多麼美好，他們至少可以過三個年（回、漢、藏），這比起我們原先的想象要好得多。”[1]更早期的二、三十年代，長途跋涉的傳教士和旅行家，也對異採紛呈的各民族文化及其交融現象有過同樣的驚嘆。[2]

但從今天民俗志的紀錄與民俗調查來看，[3]能夠保留下來的各民族民俗文化，已經有了較大程度的變化。就過年習俗來看，除了信奉伊斯蘭教的回族、撒拉族，仍然依據自己的宗教文化保持著特有的年節外，藏、蒙、土三個信奉佛教的民族的過年習俗，已在時間和程序上逐漸與漢民族融為一體了。

藏民族傳統的藏曆年，已經在廣大青海藏區漸漸衰落乃至廢棄，藏族民眾日益轉向了、並開始注重起春節的慶賀。此外，有些地區有些時候，也出現過兩個年節一起過或者都不過的情況。例如十世班禪圓寂那年，青海六州藏族就沒有過一個年節。但這不是正常秩序下的生活。現在如果説還過藏曆年節，那就是地區政府依據當地情況給予的特殊節日政策。海北州剛察縣城的藏族，就是以陰曆二月二為其法定的藏曆年。（據1996年的調查）屆時，地區政府特別規定國家機關單位、學校放假一天；各機關單位聚餐一次。由此看來，它的象徵性超過了節日原有的涵義。

實際上，從藏民族民俗文化的發展來看，其年節慶典的變遷（年節錯位）並不是從本世紀才開始的。年節錯位現象隨歷史的進程不斷演進，造就了豐繁多姿的民族民間文化。但是，這種表面的多彩下面老百姓到底是怎樣生活著的呢？他們究竟是怎樣在自己的生活中，對年節錯位的現象和其所反映的文化思想，得到體現與理解的呢？按照民族文化成長的經歷看，年節文化與其所蘊含的功能思想觀念，不可能在短時期內發生突變，並且得到老百姓的認同。也就是説，老百姓所理解的有關年節功能意義的轉換與年節結構上的不斷變化、更新並非是同步的。關於這個想法，我們也可以從今天的民俗調查中得到驗證。首先來看藏族年節的性質及其錯位的形成過程。

二， 年節錯位形成的過程

(一)望果節與賽馬節

年節，從原本的含義看，它起初反映的是民族生産生活中慶祝豐收和調節人們心態的集體聚會性活動。它舉行的時間一般即在豐收之際，也即它是每個民族依據自己生存的時空物候變化所界定的一年的年末和下一年的年初。同時，它反映的也是每個民族通過其生産生活不斷認識自然規律及自身關係，形成民族時空觀的基礎上對自身文化的慶賀。生活在青藏高原廣袤土地上的藏族先民，依據其生産形式，其對年節最初的慶賀方式可分為兩類：①農業的；②牧業的。

農業藏族從傳統上來看主要生活在西藏，[4]他們依據農業的豐收時間舉行的慶典活動，就在夏曆七、八月份。藏語叫望果節。“望”是田地的意思，“果”是轉圈。舉行這個儀式活動時，人們圍繞著豐收的麥田歌唱跳舞，歡慶著收穫的喜悅。青海藏族農業生産的起源一方面可能與早期漢民族的屯田有關，因為從藏族傳統經典記載來看，這裡主要以畜牧為主；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它與其他從事農業民族的融合相關。故他們沒有過望果節的習俗。

望果節的起源特別早，據苯教的《苯教歷算法》等典籍記載，其最早起源於古代吐蕃王朝興起的雅隆香布地區。早在公元五世紀末，即吐蕃王朝的第九代王布德貢傑時期，苯教的教主就教導農人繞田地轉圈，祈求並慶賀天保豐收。後來的《唐書吐蕃傳》載：“其俗以麥熟為歲首”。由此，也可推測出從事農業的藏族文化中的年終節慶，就是現在麥熟時季蘊含著求祈和慶賀意義的望果節。

相對於農業的望果節活動，傳統的牧業藏族也有作為年終慶典的賽馬節。依據傳統的藏族文化區域看，上阿裏教區，中衛藏人區和下多麥馬區的劃分特點，也反映了東北藏族的主要生活形態特徵就是畜牧業。[5]在夏曆七、八月份，整個藏區東北部草原上牛羊肥壯，賽馬活動就成為一年年末慶祝豐收的節日傳承了下來。

後來其他遊牧民族加入青海草原和藏族共居或雜居生活在一起，有的很快與藏族融合。比如蒙族，他們的那達慕大會也就慢慢與賽馬節相融合，生活在青海湖北面的蒙族，就是明顯的例子，但他們還有自己的語言和保留在各自家庭中的一些民族生活習俗。而在青海東南部黃南州河南縣，與藏族生活在一起的蒙族，現在則除了從體質上與藏族有些微差別外，在文化享受與生活習俗上，已經幾乎沒有什麼差別。[6]

現在，望果節和賽馬節依舊在藏區普遍傳承，應該説它原本的慶典含義也沒有發生多大的變化。但是其歲時年終慶典的功能已沒有以前那樣明顯，而且熱鬧的場面和在民眾心裏作為年節層面上的位置也降格了。也即其作為年終慶典的含義發生了轉移。

(二)藏曆年的影響與春節的登場

形成統一的國家觀念後，國家在文化和思想管轄上動用了官方的意志，曆法就是國家統一思想觀念的代表。藏曆年的形成與過去西藏地方政權直接採用藏曆有密切關係。藏曆的正式使用，是在農曆丁卯年（公元1027年），由此不久，藏曆年節誕生了，取代了望果節和賽馬節在藏區年終慶典的職能。也就是説，藏曆年在那時候通過國家意志進入了百姓的家庭。從這一點來説，年節在形式上已經是一種國家觀念的象徵。當然，不能否認高度集中統治的吐蕃王朝時期雖沒有現在意義上的藏曆，但其年終慶典仍然依照當時的物候歷和印度曆法以及後來唐帝國曆法的影響進行的。其年節性質的偏向尤其表現在與作為其發源地的農業文化有密切關係。[7]

從中國古代的朝代變革中，也可以見到制訂曆法與國家觀念的密切關聯性。一朝天子換一套曆法，哪怕只是更改其名。這是因為歷代的封建統治者，常常要利用天命論、占星術來鞏固其政權，同時他們又害怕別人利用占星術來推翻其政權，因而力圖把天文學壟斷在自己手中，嚴禁司天官與外界來往；嚴禁民間私習天文；嚴禁天文圖籍在民間流傳。[8]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説：“天文學是古代政教合一的帝王所掌握的秘密知識……對於農業經濟來説，作為曆法準則的天文學知識有首要的意義，誰能把歷書授給人民，他便有可能成為人民的領袖，……人民奉誰的正朔，便意味著承認誰的政權。”[9]藏族統治者使用藏曆也正是如此。所以藏曆中的霍爾月(相當於夏曆的正月)，又稱為“王者月”。[10]由此，藏曆年節制度的形成是統一民族的文化象徵，是國家意志的隱喻，它是在統一思想的控制下，達成一致的國家文化思想規範。顯然這就是一種正統思想。

吐蕃王朝覆滅以後，青海藏族實際上就脫離了它的管制，處於部落各自生産生活時期。但是作為吐蕃王朝國家文化象徵的佛教文化思想直接影響了全藏區的民眾思想。這種代表國家意志的思想，通過民眾心靈中最深處的信仰層面，下滲到了民間文化體系裏，成為人們的日常規範，約束著其行為與思想。意大利的馬克思主義者安東尼奧格朗西稱這種現象為“文化霸權”（hegemony）。[11]可見，在青海藏區其影響就是年節從最初的賽馬節可能轉變到了藏曆年。因為自佛教後宏期發展以來，其思想東傳直接轄制著青海藏族以及其他民族。所以，作為佛教經典學院文化基礎之一的歷算直接以一種正統思想的方式會影響到民眾的思想。唐宋之際青海的角廝羅政權即是以“佛子”的身份建立的。[12]

然而，漢族移民自漢代趙充國在青海湖邊的軍事屯田起，就不斷地開始了其征程。中原歷代王朝逐漸控制青海並直接設郡管轄青海，實行移民實邊活動，青海東部廣大地區在明清之際已經開墾成為了豐饒的農田。[13]隨著漢文化勢力的逐漸向更西部蔓延，作為國家統一文化思想標誌的春節慶典（當時叫元日或元旦慶典）也自易伴隨推進，日益影響並取代了青海其他各族相當於年終慶典的民俗活動。由此，春節逐漸下滲進民眾的日常生活而形成了一種新的“文化霸權”。

藏曆年與春節這兩種文化霸權思想在青海交會對抗的結果，是一隱一顯。目前靠近西藏的玉樹藏族部分人有時還可能過藏曆年，而青海其他區域的藏族，已不過藏曆年，他們明顯又普遍過的年節則是春節慶典。

從年節錯位的歷史看，一種文化思想不是一下子摧毀其他正統文化思想，並影響且進入到其他各族民間文化之中的。首先，它是在解決民族自身的聚合和民族融合中的種種矛盾時，通過採用各種不同的方式逐漸滲入民族生活中的。如為了建立統一獨立的民族政權的考慮；王室聯姻的傳説帶來的民族間親密無間的象徵性的鼓勵；先進文明的長期輸入；還有移民共居等。而在文化的邊疆和政治的邊疆，這兩種文化思想之間的對抗和其對民眾文化思想的影響就顯得要更曲折些。

據青海文化交流的現實來看，是經過中原等正統文化思想不斷的輸入，才形成了現在的春節慶賀。這一系列結構體系上的巨大變化，是非常明顯的。但是，從我所調查的民間慶賀年節的具體儀式以及內容來看，老百姓思想觀念的演變卻並不與之同步，相反，正象我們現在在青海各地所能見到的那樣，他們有一套自己繼承、適應文化變遷的規律，可稱之為民間文化思想。

三， 年節文化複合的意義

既然國家的正統文化思想不但改變了青海藏族年節慶典的表面結構，而且也作為一種強勢力量直接滲透到了基層民眾的日常生活。那麼民眾真的完全被這種思想所控制而無絲毫的自持力嗎？做過民俗調查的學者自然不會輕易被表象所迷惑。民眾文化思想的力量正如鐘敬文先生指出的在於他們對這種“新民俗”的“合理化”。[14]也即，正如上面提到，他們有一種民間文化思想來調整併發展著自己的文化。從下面年節文化的複合方面就可見一斑。

(一)上述兩種正統思想交錯變遷下民間思想的複合特性

從青海藏區現在的過年儀式來看，此地的過年不同於純粹的內陸漢族的過年儀式，也不同於純粹的西藏藏族的過藏曆年儀式。儘管它在時間上與漢族過年相近，且幾乎融為一體，大體框架也別無二致，採取了其基本慶賀方式。但其具體細節和民眾對它的態度，卻依然表現出濃郁的民族特色。某些方面還仍保留有傳統藏文化的特點，例如年夜飯應該多吃，因為吃飽後閻王要來稱體重賜新福的一年的福等，同於西藏地方的藏曆年節；年末正月十四、五，青海環湖一帶藏族要到塔爾寺去朝拜。可見，佛教思想(包括歷算文化)在民間根深蒂固。但也不能忘記，有些地區比如同仁縣各村藏族在慶賀年節時，首先要去山頂的“拉什則”(藏語，山頂的意思)拜年祈求賜福。這種朝山信仰在藏族文化中實際上比佛教思想要更遠古些。而這個時期，在藏族民眾朝聖的路上和目的地，都可見漢族的花燈展覽和社火表演。因此，對進行年終祈福的藏族民眾，我們既要注意到其民族朝聖心理的一方面(即傳統的一面)，也不能忽視其在欣賞漢族民間文藝表演時的民族文化共享心理及有關的思考，理解乃至認同的細微心理。

(二)藏族年節慶典與各種人生儀禮慶典的複合特性或聚合特性

除了純粹的年節慶典外，青海環湖地區藏族在拜年期間還舉行如結婚，過壽，剃胎發，老人過壽等主要是人生儀禮的各種活動。這些活動聚合起來就形成了現在意義上的年節儀式。為什麼要將這些人生儀禮選在年節期間舉行呢？換句話説，年節中複合進這些人生儀禮的原因何在呢？

首先，正如范蓋內普所指出的，人生儀禮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一種通過儀禮(Rite de passage)。[15]從年節原本的功能來看，這些儀禮的加入正是其對年節功能的一種遠古意義的迴響。其深層的含義就在於，年節期間既可通過個人生命儀程中階段性慶典來消除一年中的災難，也可通過社區各成員的福佑得到社會的確認：個人有了能進入正常秩序的生活模式的資格。因此，可以説，它們的加入使年節的通過儀式功能加強了。

而且從這些人生儀禮的場面看，都是喜慶的，熱鬧的。因此，它們的加入更增添了年節的喜慶氣氛，年節也從而更顯隆重。

其次，年節的這種複合性與年節早就具有的聚合功能分不開。也就是説，從年節的起源看，比如漢族年節慶典，它是逐漸從臘日驅儺到歲末慶賀這樣一步步積累起來而聚合成為一個民族最大的節日慶典的。[16]藏族年節一系列人生儀禮慶典活動的加入乃至青海環湖一帶藏族在1996年年節，連賽馬節也要併入進來，只不過是其自身本已具有的聚合功能的延伸而已。

最後，年節複合的形成，還離不開其他民族文化的影響。如結婚，在青海東部各民族中甚至整個西北地區，幾乎都是在年節期間舉行的。青海湖一帶的藏族與從東部移民來的漢族、土族等定居在一起，定居生活的規律勢必會調整當地定居放牧者的人生儀禮，使之能適應定居習慣。所以説，東部漢蒙藏已經形成的一些文化特點，通過相同民族的情感聯絡(比如婚姻)或地方觀念的認同意識，自然會波及到鄰近民族文化中。

總之，在現實政體下，通過區域性民間文化思想聯絡形成的統一社區中的藏族年節錯位，就包涵著複雜的多民族文化思想觀念。而且它在現實中正接受著更多生活因素的影響。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説，年節錯位的含義是開放的。但是，老百姓的意識形態的變化，與年節的錯位演變不是同步的。而是依據著一種傳統力量的民間生活模式，來與正統思想相適應，並調整著民眾自己的生活態度。具體到每個活動中的儀式規程，這種民族自我保留的東西就更多。但也不能認為這種保留就一點也沒有發生變化，尤其是對來自正統思想影響的自我調整中，民眾既有模糊接受或隱藏騷動感情的一面；[17]也有完全處之泰然保持傳統的一面。這就是民間文化交流變遷的規律。

因此，不管是從青海整體出發或某個具體區域的藏族群體來看，藏民族民間文化思想面對的是民族交流和國家力量影響的無法回避的現實。那麼，其變遷結果又該怎樣來理解呢？

四， 結語：多民族文化區域中藏族年節的趨向

國家正統思想與民間文化思想之間的相互影響是不斷適應、不斷調整的過程中進行的，因此新的文化思想是在不斷變化中形成的。而且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青海藏族年節錯位的功能結構的變遷，其中表現出一個明顯特徵：文化是在交流中發生演變的，而長期的民族接觸，是這種轉變的重要基礎。

年節文化的生成與演變，是民族融合的具體體現。通過年節儀式各種形態的展示，也可以看到生活在多民族聚居區的民眾，又各自保留著自己民族文化的某些特色。通過這種民俗活動，民族自身也強化了相互間的情感，加強了認同意識。阿蘭鄧迪斯認為，“族群認同”，尤其是通過民俗來實現的。[18]各民族共同舉行的民俗活動中，加上正統思想的影響，民族之間的文化通過民俗活動達到了相互交流理解的目的。因此，這樣的民俗活動中，認同的含義，已經超出了民族的範圍，跨進了社區文化的範疇。

民族融合的趨勢，正在按一種自身的標準規則在發展。最後的結局，正象我們能在青海東部農業區所見到的那樣，勢必形成新的文化形式。費孝通先生總結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過程時，也強調了這種演變具有的持續性的特點。[19]但是，其中各種文化參與和保留的程度，則不一定完全是由正統思想在社區保持的時間和強度來決定，還要考慮到民族民間生活傳承的一套自身思想模式的因素。也就是説，還不能遺忘民眾接受融合的標尺，它是被多種文化因素培養起來的民眾生活的思想模式。

另一方面，民俗活動雖然可以起到凝聚民族情感的作用，但又不能否認，年節的意義，已經在它結構功能的轉變中，逐漸也起著某些相反的作用，即淡化了民族認同，而傾向了正統思想的認同，國家觀念的力量因而加強了。這也説明，民俗活動可以推進某些文化融合現象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