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敬文生平

央視國際 (2005年01月09日 21:09)

　　人民的學者、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鐘敬文先生因患老年性綜合症，醫治無效，于2002年1月10日零時1分在北京友誼醫院不幸逝世，享年100歲。

　　鐘敬文先生是我國著名民間文藝學家、民俗學家、教育家、詩人、散文家，曾任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名譽主席、中國文聯榮譽委員、中國民俗學會理事長、名譽理事長、中華詩詞學會副會長、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主任等職。

　　鐘敬文先生，原名譚宗，又名靜聞、金粟。1903年3月20日出生於廣東海豐。

　　1920年，先生年僅17歲，就讀于海豐陸安師範學校，因感受了“五四”的春風，與同學們一道宣傳演講，抵制日貨。正是這樣的人生實踐，使先生産生了強烈的社會責任感。1922年陸安師範畢業後，他留在家鄉當了一名小學教員，這一時期他受到新文化思潮和北大歌謠學運動的影響，對民間文學發生興趣，開始蒐集、整理民間歌謠故事等，並在北大《歌謠》週刊陸續發表了《讀〈粵東筆記〉》、《南洋的歌謠》、《海豐人表現于歌謠中之婚姻觀》。同時開始寫作白話新詩，1923年與兩位好友共同出版新詩集《三朵花》。

　　1926年夏，受彭湃、聶紺弩的影響，為了尋求更充沛的思想滋養，先生來到了當時的國民革命中心廣州，這是先生走上治學生涯與追求真理之路的關鍵一步。在嶺南大學工作、學習之餘，先生利用圖書館開始了民間文化的研究工作，整理了《粵風》等民俗文獻。並結識了冼星海、劉謙初等進步人士，開始閱讀包括《共産黨宣言》在內的革命書刊，給《少年先鋒》寫稿。這一年他整理的第一本故事集《民間趣事》在北京北新書局出版。

　　1927年春，新文化運動的先驅魯迅先生來到廣州，鍾先生興奮地邀約一批青年朋友拜見了魯迅先生，並廣泛蒐集有關魯迅先生在羊城的行蹤，編成《魯迅在廣東》一書，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同年秋天，先生經顧頡剛介紹，轉入中山大學，擔任中文系助教並教授預科國文。這時一批原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與風俗調查會的骨幹如顧頡剛、容肇祖、董作賓等聚集中大，他們繼續開展在北方從事的新學術事業，鍾先生便成為積極參與者與組織者。他協助顧頡剛等成立了我國第一個民俗學研究組織——民俗學會，創辦民俗學講習班，編印《民間文藝》、《民俗週刊》及民俗學叢書，積極宣傳與推進民俗學這門新學問。 這一時期鍾先生出版了《荔枝小品》、《民間文藝叢話》等文藝與學術專集，在文藝界學術界嶄露頭角。

　　1928年夏，正當先生努力追求思想與學術進步的時候，遭逢了涉世以來的第一次打擊，學校保守勢力藉口鍾先生經手付印的《吳歌乙集》問題，解除了他的教職。在錢塘江潮水高漲的時候，鐘敬文應朋友劉大白之邀，到了杭州。

　　在杭州，鍾先生熱心於散文、小品的寫作，出版了《西湖漫拾》（1929）、《湖上散記》（1930）等散文集，在散文創作上取得了較大的成功。鬱達夫對鍾先生的散文有很高的評價：“清朗絕俗，可以繼周作人、冰心之後武”（1935）。阿英在《現代十六家小品》（1935）中認為鍾先生的散文不少篇章是“新文藝的小品中的優秀之作”。鍾先生這些散文創作成就奠定了他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

　　鐘敬文先生在熱衷於文學創作的同時，並沒有忘記自己研究草根文化的使命。在杭州他團結了一批同志，成立了“中國民俗學會”，編印了《民間》（月刊）、《民俗學集鐫》及民俗學叢書。這一時期，是鐘敬文先生學術迅速成長的時期，他致力於民間文學的蒐集、研究，寫下了多篇民間文學的研究文章，如《〈山海經〉神話研究的討論及其他》（1930）、《中國民間故事型式》（1931）、《中國植物起源神話》（1933）、《中國的天鵝處女型故事》（1933）等，從而奠定了他在神話學、故事學方面的學術地位。並注意吸取國外的理論研究成果，同外國同行建立學術聯絡。一時間杭州成為繼北大、中大之後民俗研究的重鎮。1928年至1933年間，鐘敬文先生先後任教于杭州高級商業學校、浙江大學文理學院、民眾教育實驗學校。此時，他十分強調民俗學與民間文藝學的社會教育功能，認為這是民眾教育的重要內容。鐘敬文先生還創辦了《民眾教育季刊》（後改為月刊），在季刊上專門出版了“民間文學專號”。1933年夏，他曾應江西教育廳之邀，遠赴千里之外的南昌，作民間歌謠的公開演講。

　　1934年春，鍾先生辭去浙江大學專任講師的教職，與夫人陳秋帆一道東渡日本深造。在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文學部研究院，鍾先生成為一名出色的研修者，他每天伏在那九層樓的圖書館裏，耽讀著民俗學、文化人類學等理論著作。每天的午餐是一毛錢一碗的蕎麥麵，為的是省下一點買書的錢。生活是清貧的，但精神卻是快樂的。在跟隨著名神話學家西村真次學習神話學期間，鍾先生在當地的《民族學研究》、《民俗學》月刊等學術雜誌發表了《老獺稚型傳説之發生地》、《盤瓠神話考察》等多種關於神話、傳説和民間故事的論著，鍾先生在日本結識了研究中國語言文學的實藤惠秀教授和增田涉、竹內好諸君，參加了中國文學研究會的活動，併發表了《中國民間文學研究現狀》的專題演講。在日本期間，他始終保持著與國內民俗學界的聯絡，在《藝風》雜誌上主編《民俗園地》，向國內介紹民間文學、民俗學理論，從而有力地推進了中日之間民俗學民間文學的學術交流。他在《藝風》上編輯了數期學術專號，特別是撰寫發表了《民間文藝學建設》這篇重要學術文章，首次提出了建立獨立的民間文藝學的問題。為建設中國自己的民間文藝學學科體系作出了重要貢獻。

　　1936年夏，鍾先生從日本回到了杭州，繼續從事他所熱愛的民俗學、民間文學事業。他除了擔任浙江民眾教育實驗學校專職講師外，還兼任杭州藝術專科學校文藝導師。在《民眾教育》月刊編輯了《民間藝術專號》和《民間文化專號》。他與民眾教育實驗學校的同事一道舉辦了“民間圖畫展覽會”，展出了約3000件浙江及部分外地蒐集來的民間繪畫、木刻藝術品，此舉得到社會輿論和各界的好評。

　　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鐘敬文先生投筆從戎，到廣州四戰區政治部作視察專員，從事鼓動群眾、宣傳抗日的文字工作。他跟隨部隊轉戰粵北，親赴戰地採訪收集軍民抗敵事跡，與陳原共同編輯《新軍》雜誌，還與同志一道創立了中華全國文藝抗戰協會曲江分會，被選為常務理事；鐘敬文先生以飽滿的愛國熱情寫出了《抗日的民族老英雄》、《指揮刀與詩筆》、《牛背脊》等多篇報告文學。他的這些戰地篇章，鼓舞著南國抗戰軍民。鍾先生本人對有著同樣愛國激情的“歐羅巴的良心”羅曼羅蘭無比崇敬，他在《紀念羅曼羅蘭先生》的一文中説：“他是我靈魂的深切的關與者。讀著他的作品，我完全被帶入一種比現實遠為嚴肅和深邃的世界。”

　　1941年鐘敬文先生重返當時設在坪石的中山大學，先後任副教授、教授、文科研究所指導教授等職，講授民間文學、文學概論、詩歌概論等課程。1945年中山大學遷回廣州石牌，鐘敬文先生繼續在中大執教。1947年鐘敬文先生因思想“左傾”再次被中大解職，7月在批閱完研究生考卷後，悄離廣州，前往香港，任教于進步人士雲集的達德學院文學系。

　　1949年5月，新中國成立前夕，應黨的邀請，鐘敬文先生回到北京參加第一次中華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見到了久所敬仰的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周恩來給鐘敬文先生寫下了“為建設人民文藝而努力”的親筆贈言。8月，應北京師範大學校委會主席著名語言學家黎錦熙先生之聘，鐘敬文先生就任師大中文系教授，並兼任北京大學、輔仁大學教授。1952年教育部任命鐘敬文先生為北京師範大學副教務長，1954年又任命為北京師範大學科研部主任。

　　20世紀50年代的第一個春天，鍾先生與郭沫若、老舍一道滿腔熱情地籌組的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宣告成立，大會選舉郭沫若為理事長，老舍、鐘敬文二位為副理事長，鐘敬文先生主持該會的日常工作。經歷了數十年的努力，中國終於有了全國性的研究民間文藝的專門機構，鍾先生多年的願望實現了，他心身暢快地工作著。他先後主持創辦了《民間文藝集刊》、《民間文學》等刊物，為民間文藝研究提供了園地。在北京師範大學等大學講授民間文學（後改名人民口頭創作）課程，並創建全國第一個民間文學教研室。1953年他率先在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開設了民間文學研究生班，為新中國培養該領域的高級人才。

　　1954年他當選為北京市人大代表，並參加了政協全委會組織的憲法草案（初稿）座談會，鐘敬文先生充滿了參政、議政的熱情。可惜好景不長，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將他打入了冷宮，1957年鐘敬文先生被錯劃為“右派”，其研究部主任、校務委員、學報編委職務也被撤銷，此後一段時間，鐘敬文先生失去了政治權利，失去了學術研究的自由。1962年，“右派”摘帽，他悄悄地開始了學術研究，撰寫了《晚清時期民間文藝學史試探》、《晚清革命派作家的民間文藝學》等至今為人稱道的學術論文。接著是“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鍾先生的學術生命又被無情地中斷了十年之久。

　　歲月蹉跎，先生弘毅之志未墜，改革開放之後，鐘敬文先生獲得了第二度的學術青春。1979年，年近80的他為恢復民俗學的學術地位而呼籲奔走，親自邀約顧頡剛、容肇祖、楊堃、楊成志、白壽彝、羅致平等七位著名學者，聯名倡議恢復民俗學的學術地位，建立中國民俗學學術機構。1983年，中國民俗學會成立，鍾先生當選為理事長。為了推動和協助各省市這類機構的建立和發展，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他北至丹東，西至蘭州、成都、貴陽，南至廣州、桂林，東至上海、杭州、寧波，參加成立大會，參與學術討論，進行學術演講。

　　1979年鍾先生當選為北京市政協常委，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屆評議組中國語言文學評議組成員，為我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事業的發展和高層次人才的培養做出了重要貢獻。

　　鍾先生十分重視民間文學與民俗學的教學科研工作，為了推進中國民間文學、民俗學的學科建設，鐘敬文先生先後兩次組織全國高校教師編寫《民間文學概論》（1981年出版，1988年獲國家教委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一等獎）、《民俗學概論》（1998年出版，1999年獲國家圖書獎提名獎）,作為專業教材與理論普及讀本。並在北京先後六次舉辦民間文學、民俗學講習班及高級研討班，為全國培養了數百名民俗學學科急需的人才。80年代初，鍾先生還承擔了《中國大百科全書》民間文學部分的主編工作。在鍾先生等老一輩學者的共同努力下，1988年中國民俗學被列入國家二級學科目錄。鐘敬文先生為之奮鬥了近80年的民俗學事業步入新的發展階段。作為中國第一批博士生導師、第一批文科博士後流動站的合作導師鐘敬文先生，為了培養學科建設所需的人才，始終堅持在教學科研第一線。

　　新的20年，是鐘敬文先生獲得巨大豐收的時期。1988年他所領導的民間文學的學科點，被列為國家重點學科。1994年北師大中國民間文化研究所建立，鐘敬文先生親任所長。1997年中國民間文學學科進入了國家211工程重點建設行列。2000年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被批准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地。在這一時期，鐘敬文先生領導的學科點培養了近五十位博士、博士後，以及來自國內外的訪問學者，其中絕大部分成為民俗學民間文學教學研究的骨幹力量。他主持的“中國民俗學學科建設的創建與實踐”的教學改革項目分別獲得北京市普通高等學校教育教學成果一等獎（2000）、教育部高等學校教學成果一等獎（2001）。

　　1979年以來，鐘敬文先生在科學研究上登上新的高峰，取得了豐碩成果。先後出版了《新的驛程》、《民俗文化學：梗概與興起》、《民間文藝學及其歷史》、《鐘敬文學述》、《建立中國民俗學派》等十余部著作和數十篇具有真知灼見的學術論文，這些成果標示著民俗學科的不斷進步，具有重大理論指導意義。他的《洪水後兄妹再殖人類神話》論文獲全國高等學校人文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1995），《民間文藝學及其歷史》獲民間文藝山花獎首屆學術著作獎最高榮譽獎（2001）。此外，在鐘敬文先生的率領下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民間文化研究所成為中國民俗學建設的重要基地，北京師範大學的民間資料庫、以及建設中的民俗博物館，已經成為開展中國民俗研究的信息與資料中心。

　　鐘敬文先生是一位學者，又是一位詩人。他一生嗜好詩藝，讀詩、作詩、評詩成為他生命中不可割捨的精神內容。幼年開始學習古典詩詞，青年時代對新詩發生興趣，比較起來，他尤愛古體詩詞。清人王漁洋、近人黃節的詩集是他隨身必帶的書籍。他具有深厚的詩學修養，一生創作了大量動人詩篇，發表了精美的詩論。他的新、舊詩集僅單行本就有《三朵花》（1924）、《海濱的二月》（1929）、《東南草》（1939）、《未來的春》（1940）、《天風海濤詩詞抄》（1982）等7部。他對詩歌創作理論十分重視，從20世紀20年代起，就陸續寫下了大量的詩話、詩論，如《盲人摸象式的詩談》（1928）、《天風海濤詩話》（1941）、《詩心》（1942）、《蝸廬詩談》（1947）等，後來這些詩學理論著作匯集成《蘭窗詩論集》一書（1993）。這些詩歌與詩論表達了鐘敬文先生對生活的熱愛，對人生的體悟，以及對社會的責任與對事業的抱負。他的詩歌創作與詩學理論在中國現代詩學界具有無可替代的獨特風貌。鐘敬文先生有著詩人的本色，曾説：將來在自己的墓碑上刻“詩人鐘敬文”。鐘敬文先生對自己的學問十分謙虛，對關乎性情、表達志向的詩藝頗為自得。

　　學高為師，身正為范。鐘敬文先生學問深厚、品行高潔，是一位名符其實的教育家。在長達80年的教師生涯中，始終堅持教書育人的教育原則，始終重視民眾教育事業。他將教育看作是人格學識提升的過程，對傳道、授業、解惑的教師職責十分看重，兢兢業業，一絲不茍。在人才培養上，他有著獨到之處，人品是第一看重的標準，其次才是學問，因此對學生的道德品質有著嚴格的要求；因材施教是他培養學生的另一個重要原則，他根據民俗學學生來源不同學科、程度各異的實際情況，區別對待，為他們制定不同的培養方案，確定不同的培養要求，力求使學生按階段性目標不斷進步，有效地促成了學生的成長。為了快出人才，出好人才，鐘敬文先生將自己一生積累的教學、研究資料與研究心得無私地奉獻出來，讓學生去完成一篇篇碩士、博士學位論文，看到學生的論文受到學界好評，有的還獲得全國性學術著作獎，他感到由衷的喜悅。鐘敬文先生一向重視少數民族民俗學人才的培養，在招收博士生時，注意招收少數民族學生，特別關心他們的成長，並鼓勵他們學成之後回去從事本民族民俗文化的教學研究工作，他已為國家培養了包括蒙古、藏、彝、維吾爾、壯、朝鮮、納西、滿、鄂倫春、白、土家等民族的十多名高級研究人才，他們大多成為本民族文化研究的學術骨幹。鐘敬文先生在教育事業上作出了卓越貢獻，為此他曾獲得北京市勞動模範的光榮稱號（1982）、曾憲梓教育基金會優秀教師一等獎（1999）。

　　鐘敬文先生十分重視民族民間文化資料蒐集、整理工作，1984年他被推選為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的主席後，便親自領導組織民間文學三套集成的編纂工作。這是一個有“文化長城”之譽的大工程，作為民間文學集成的常務副總編、故事卷主編，他在完成這項工程中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全國各省故事卷的審稿中，鍾先生不顧年邁體弱，參加每一次的審稿會，認真閱讀文稿，提出具體的修改意見。為了表彰鐘敬文先生在集成編審工作中的重大貢獻， 1997年文化部向他頒發了文藝集成志書編審工作特殊榮譽獎。鐘敬文先生對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有著特殊的情感，他始終關注、指導著民間文藝家協會工作。在病重住院期間，他多次向前來看望他的民協領導建議，應儘快恢復協會的學術期刊，加強學會的學術研究力量。由於鐘敬文先生長期致力於民間文藝建設事業及作出的突出貢獻，2000年中國文聯、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向鍾先生頒發了首屆民間文藝山花獎終身成就獎

　　志存高遠的鐘敬文先生，並不滿足於已取得的成績，他曾在95歲的《自壽詩》中表露自己的心跡：“事功未竟意難安”，認為自己所倡導的民間文化事業還遠遠沒有成功。他不斷地思考著中國民俗學的發展方向，在1999年他推出了《建立中國民俗學派》的理論新著，提出了建立多民族一國民俗學的新主張。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為了深入研究有深厚歷史淵源的中國民俗文化，2000年鍾先生承擔了國家重點課題《中國民俗史》。中國民俗學學派的旗幟已經舉起，鐘敬文先生熱切期待著中國民俗學早日成為一門成熟的民族文化科學。

　　2001年11月22日，由鐘敬文先生親自發起、由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舉辦的“民俗學學科建設與人才培養”學術研討會隆重開幕，鍾先生十分興奮，他在會見來自全國各高校與研究機構的代表時説：“這是我住院以來最高興的一天，也是我80年來最高興的一天！”鍾老面對民俗學學術隊伍的壯大與學科建設的發展，他有著發自內心的喜悅。他鄭重地囑咐民俗學工作者：“大家要有一種民族的自覺，將中國的精神視為命根子，將中國的優秀文化視為我們的命根子。”最後勉勵大家：“我希望大家努力，努力，再努力！民俗學是一種重要的學科！”鍾先生就是這樣摯愛著他的事業，他的學問人生與祖國的民族文化血肉相連。2002年1月3日，由鐘敬文先生的老朋友啟功先生的提議，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在北京友誼醫院為鍾先生慶賀百歲華誕，鍾先生面對前來祝壽的學界與新聞界同仁，説:我要養好身體，回去講課。最後，他使盡全身的力氣，喊出了常在胸懷激蕩的肺腑之音：“人民的事業是最偉大的事業！”

　　鐘敬文先生經歷新舊社會不同的時代，他的一生是追求進步與文明的一生，他與祖國、民族同呼吸、共命運。鐘敬文先生常講自己是五四的兒子，五四精神是鐘敬文先生永遠青春洋溢的精神血脈。他經常説：“我喜歡馬克思的一句名言：為人類工作。”鍾先生就是以這樣的情懷孜孜不倦地工作著，生命不息，奮鬥不止。在醫院裏，他時刻掛念著教學科研工作。囑咐教研室的老師代他為新來的博士生開設民俗學史課程，並親自幫助二年級博士生選定博士論文題目，檢查畢業論文的進展情況。鍾先生一向對學生學業有著嚴格要求，他輪流約見18名同學到病房彙報學習情況。他惦記著學科建設的大事，一再詢問北師大民俗學科申報國家重點學科的進展情況，還與出版社商談出版一套中國古代民俗史志叢刊。2001年9月他在作《擬百歲自省》一詩以銘志：

　　歷經仄徑與危灘，步履蹣跚到百年。

　　曾抱壯心奔國難，猶余微尚戀詩篇。

　　宏思竣想終何補，素食粗衣分自甘。

　　學藝世功都未了，發揮知有後來賢。

　　人生與學問在鐘敬文先生的生命歷程中是那樣水乳交融。鍾先生的百年之旅不僅為創造了生命的奇跡，而且以其對民族文化的摯愛，對學問的虔誠，以及他與生俱來的人類善良品性，為我們樹立了人生的典範。為了表示對他的崇敬，有人用“國瑞文宗”來讚譽，可謂實至名歸！

　　他畢生致力於民族文化的研究與建設事業，直到百歲仍然籌劃著民俗學學科建設的大事，在臨終前的幾小時還在説：“我有好多事沒做”。鍾先生就是這樣一位視事業、工作為生命的超凡脫俗者，他是一位純粹的人、高尚的人，一位真正的仁人。

　　鍾先生是中國20世紀以來的人民的偉大學者，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是魯迅所説的中華民族的脊梁。先生一生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中國共産黨、熱愛社會主義事業，在長達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裏，始終不渝地堅持為中華民族的振興、為人類文化的建設而奮鬥的最高理想，無私忘我地奉獻自己的生命和才華，曆盡坎坷而無怨無悔。他創立和發展了中國民俗學和中國民間文藝學兩大學科，為國家培養了大批民俗學民間文藝學高級專業人才，是中國民俗教育事業的一代宗師。先生是著名的詩人、散文家和文藝理論家，聲播海內外。他為人忠厚仁愛，公而忘私，高風亮節，世所稱頌。他率先垂范、殫精竭慮，工作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鍾先生累了，鍾先生走了，他的音容笑貌長留人間，他的事業松柏常青。

　　鐘敬文先生安息吧！

責編：郭翠瀟 　來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