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森堡】有關遊牧民族南下及女性在遊牧民族中地位的問題。

　　兩位老師：你們好！請教兩個問題：

　　1、 史載匈奴“明以攻戰為事。”“人人自為趣利。”；回紇“人性兇殘……貪婪尤甚，以寇抄為生。”； 成吉思汗認為“男子最大之樂事，在於壓服亂眾和戰勝敵人，將其根絕，奪取其所有的一切，迫使其妻痛哭，納其美貌之妻妾。”。當中固然有歷代統治階級的污衊之詞，但也説明遊牧民族是十分熱衷於戰爭及抄掠的。撇開其中道德及正義與否的因素，這種現象的出現是否是北方草原嚴酷的自然環境造成的？而且由於遊牧經濟産品的單一性，不能滿足生産生活需要，只能從農耕地區獲取，這是否也是其不斷南下的原因？

　　2、北方草原自然環境嚴酷，體力上佔優的男子在勞動中佔據著主要地位，其經濟地位較女性高，由此對應的社會地位也應比女性高，就像傳統的農耕社會。但事實上在遊牧民族中女性有著很高的地位，象遼代的述律後和蕭太后、蒙元時的脫烈哥那、明代時的三娘子，都是掌握著國家大權的政治家，其中更不乏傑出者，這種現象頗有母系氏族時代的遺風。但在農耕社會，隨著經濟發展，男子憑藉其強大的經濟地位取得了社會主導權，為什麼在遊牧民族中沒有出現類似的情況，或者説還保留了母系氏族時代的強烈殘余？

　　謝謝！

　　【嘉賓：朝戈金】看來這位網友對蒙古文化頗有了解和心得。先回答第一個問題：你説得很有道理。事實上國際上一些蒙古史專家也做過類似的總結。生産資料和産品的單一一定會導致交換的需求。從明代的情況來看，茶馬市運作較好的時期也就是戰事較少的時期。

　　至於你的第二個問題，我原來沒有多想過，從遊牧文化的特質來考慮，女性在社會生活中一直都扮演著比較重要的角色。她們確實也如你所説，在馬上行國的政治生活中也留下了鮮明的烙印。日本學者江上波夫的《馬上民族國家》對此也有精妙的論述，可以找來參考。

　　【光影斑駁】兩位能否談談如何使學術走出書齋，又如何讓知識從田野回歸昇華？

　　【嘉賓：朝戈金】知識的作用是要正確地認識對象，從而服務於人類。從這個意義上説，知識生産和知識的運用不應該局限在書齋中。人文社會科學的對象和價值取向具有鮮明的實踐色彩，能通過知識生産服務於社會也是許多學者的期望和追求。在學術選題中，重視現實問題和現實需求自然就會使學術走出書齋，至於讓知識從田野回歸昇華，按我的理解，是説從個案的研究抽繹出普遍的規則，這其實是田野研究工作者的終極目標。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當然是有這樣那樣的規範和制約，但學術的意義就在於發現規律。

　　【嘉賓：麻國慶】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學術命題。事實上，我們固有的傳統往往在潛意識裏面和書齋是聯在一起的，其實在一定程度上有一種誤解。中國人早有“讀萬卷書 行萬里路”、“行行重行行”的理念和實踐，在中國的傳統裏本身非常強調知識來源於社會，同時要還原于社會，作為像人類學、社會學、民俗學等實踐性很強的學科而言，它的知識體系的建立是離不開對社會的認識和理解，特別是人類學這一學科如果沒有田野調查，也就沒有這門學科的生命力。當然，對於田野中的資料如何能夠把它轉化成一種普適性的知識，成為社會共享的知識來源，我想這也是從事這些研究的同仁所共同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