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草原出土突厥族金銀器的外域文化因素

央視國際 2004年08月02日 15:45

　　當隋朝統一中國時，中國北方的鐵勒各部日益強大起來，成為隋唐時期活動在北方的主要民族。突厥是屬於鐵勒族係中的一支，公元6世紀中葉，突厥族興起於今中國新疆東北部，他們原先被柔然征服，以鍛鐵為生，被稱為“鍛奴”。從公元5世紀後期，突厥逐步強大起來，並擺脫了柔然的統治。公元546年，突厥首領阿史那土門打敗了鐵勒各部，並以漠北為中心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奴隸制政權——突厥汗國。

　　隋唐時期，雄踞于北方草原的突厥族，成為中原文化與西方文化交流的媒介，不僅加速了中西文化的交融，也極大地豐富了自身多元化的文化。其中，內蒙古自治區出土突厥族金銀器所體現出的外域文化因素，對於我們研究突厥族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歷史作用，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 突厥族金銀器在內蒙古草原出土的情況

　　從公元6世紀中期開始，突厥勢力逐漸擴張到內蒙古，先後與隋唐王朝發生關係，因此，在內蒙古境內留下了許多遺跡。

　　在內蒙古錫林郭勒和烏蘭察布草原上，常見有石人墓。有單石圈、雙石圈以及多石圈等，石圈中間豎立一石人。石人多數用一塊天然的石條刻畫出眉、眼、鼻、嘴，稍加工以顯出頭部。有的石人一手握劍、一手端杯。

　　1959年，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土左旗畢克旗水磨溝口發現一座唐代墓葬，出土文物中除金戒指、金冠飾、高足銀盃以及刀鞘、銅環等外，還有1枚拜佔庭拜佔廷金幣，根據形象分析，可能是東羅馬馬列奧一世所鑄。

　　1965年，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壩口子村古城發現波斯薩珊王朝銀幣4枚。1枚為卡瓦德一世銀幣，另3枚為庫思老一世銀幣。

　　1975年，在內蒙古赤峰市敖漢旗李家營子兩個墓葬中發現兩批銀器和金帶飾，其中以波斯銀壺、猞猁紋銀盤、橢圓銀盃、小銀壺和銀勺等為主。另一個墓中出土鏨花金帶飾和鏨花透雕金帶飾等共34件，此外還有小花瓣金飾、金帶扣等。

　　1976年，在內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出土有6件鎏金鏨花銀器，有大型銀盤4件，圓罐1件和雙魚壺1件。

　　1981年，在內蒙古錫盟蘇尼特右旗吉日木圖蘇木，發現一批金帶飾、金刀鞘等。

　　1984年，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地區北部發現東羅馬金幣，屬拜佔庭早期所鑄。

　　二、外域文化因素在內蒙古草原出土的突厥金銀器中的體現

　　在東西交通史上，在中國北方貫穿東西方的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上，從蒙古草原經由準格爾盆地至哈薩克草原，再到寺共平原、黑海洼地，是北方遊牧民族徵騎的必經之地。自漢以來，中國與羅馬帝國來往不斷，但一直受阻于波斯。根據東羅馬史家梅南竇（Menander Protector）以及沙畹（E.Chavennes）的記載，可知隋唐之際，絲綢外銷之主要客戶是東羅馬和波斯，居間販賣者為中亞的遊牧民族及印度洋上的舟航。突厥族在左右波斯與東羅馬的絲綢貿易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以中國西北部為主要活動區域的突厥族，在地域上起了連接東西方的作用。

　　由於突厥勢力的擴張，內蒙古草原上也出現了波斯、東羅馬為代表的中亞、西亞和印度文化特徵的文物。

　　1.波斯薩珊文化因素

　　出土于內蒙古赤峰市敖漢旗李家營子的波斯銀壺和猞猁紋鎏金銀盤，是最具代表性的波斯産品。波斯銀壺的口部有一流，流和口沿相接處鑄有一鎏金人像，深目高鼻，八字鬍須，壺為高圈足外侈，圈足底邊有一週聯珠紋，這些都是波斯薩珊式銀壺的特徵。同時出土的猞猁紋鎏金銀盤，與1970年在陜西西安何家村窖藏中出土的唐代金銀器的動物紋銀盤相似，當屬同一時代。中國金銀器在唐代十分發達，且受波斯薩珊王朝的金銀器影響很大。這件波斯銀壺是目前在中國出土中最北的一件，它反映了北方草原受突厥文化和唐文化影響，與波斯文化發生了關係。

　　在呼和浩特市西北壩口子村古城中發現的４枚波斯薩珊王朝銀幣，１枚為卡瓦德一世（公元448－531年）銀幣，正面正中為王者右側半身像，頂部邊緣有六角星和新月等，周邊為聯珠紋，外緣空白處有４個新月抱星，王者像前有缽羅婆文王名“卡瓦德”的銘文，背面有祭壇。從紋飾來看，屬波斯卡瓦德一世復位後所鑄的銀幣。另外３枚基本與這１枚相似，王者像前有缽羅婆文王名“庫思老”銘文，當屬庫思老一世（公元531－579年）所鑄的銀幣。

　　在內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出土的窖藏金銀器中，有一件雙魚形扁圓壺，它的造型保留了部分波斯扁壺的特徵。其他幾件大盤中的石榴花、獅子和臥鹿等紋飾是受西亞（包括波斯）文化影響的産物。

　　２．羅馬文化因素

　　出土於呼和浩特市土左旗畢克旗水磨溝口的金冠飾片、金幣等一批唐代金銀器，其中的金冠飾片中心圖案為一鱷魚頭，鱷魚頭兩側為對稱的身材狹長的鱷魚身。與此同時出土的金幣，為１枚拜佔廷金幣，剪邊，兩面僅余中心圖案和銘文部分，正面為一王者半身像，背面為帶翅膀的女神立像，這枚金幣應是東羅馬幣制改革後的金幣，可能是東羅馬馬列奧一世所鑄。

　　1984年出土於呼和浩特市北部的東羅馬金幣，剪邊，僅存文字和圖案，正面也是一王者半身像，背面是帶翅天使立像。正反面均可看到鑄出的外文字母，是拜佔廷早期所鑄，但也屬於東羅馬幣制改革後的金幣。

　　３．印度文化因素

　　在內蒙古自治區境內，常出現唐代以雙魚紋、摩羯紋為主體紋飾的唐代金銀器。1976年出土于內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的６件鎏金鏨花銀器中，有２件摩羯紋金花銀盤，盤中心鏨龍首雙魚相向回遊，龍首之間的盤底正中，有一火焰寶珠。這種所謂的龍首魚身形象，是由印度隨著佛教傳入中國而流行于唐朝的摩羯紋。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出土的摩羯紋金花銀盆中，摩羯形象與赤峰出土的兩件相同。

　　縱觀內蒙古草原出土突厥族金銀器的外域文化因素，從中可以看出，隋唐時期的內蒙古草原，一方面受隋唐王朝的統治；另一方面也受突厥汗國的影響，從內蒙古出土的突厥時期金銀器可以得知，內蒙古與陜西、寧夏、青海、甘肅等地區一樣，都很大程度地吸收了突厥引入的西方文化。所謂突厥族金銀器，包括了自身遊牧文化、狩獵文化的因素，如出土于內蒙古錫盟草原的狩獵紋金帶飾，就是其本身文化的體現。同時，也包括受波斯、東羅馬和印度等民族文化影響的金銀器，如內蒙古草原發現的上述金銀器的外域文化因素，以及寧夏固原地區東魏李賢墓出土的鎏金銀壺，也是沿襲了薩珊王朝金銀器的風格。除此以外，突厥族金銀器也深受傳統的唐朝金銀器的影響。在內蒙古草原這片土地上，自古以來就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無論在北方稱雄的是哪一個民族，它所擁有的文化因素，總會對草原遊牧文化産生影響，而草原民族的流動性，又為中西方文化的融合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