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他曾經笑言，自己是一個被鎖定的農業經濟學家。他走過了大半個中國，親身調研中國農民的生活情況，認真思索中國農村該走怎樣的發展道路。他長期關注貧困問題，從農業經濟學入手，進而研究經濟發展戰略和改革策略問題、地區經濟增長問題、流動人口問題、勞動就業問題。

　　1989年，他獲得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1991年開始在美國博爾德經濟學院和斯坦福大學進修。1996年被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和聯合國計劃開發署聯合聘為評估中國貧困問題的顧問；1997年又被聯合國計劃開發署聘為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中方顧問。他向來敢於堅持自己的觀點。在為“八五”計劃提供改革和發展思路時，他曾經力主中國的農業問題不能靠政策保護來解決；在給十一五規劃獻計獻策的時候，他曾經諫言，解決就業就必須鼓勵創業。這位鍾情于三農和就業的學者，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

　　主持人：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國經濟大講堂，今天來到我們“大講堂”的這位主講嘉賓是國家“十一五”規劃專家委員會成員，是一位長期關注三農和就業問題的學者，他是以直接參與經濟改革爭論的方式進入經濟學殿堂的，所以他一直認為，中國經濟學家群體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大受益者。今天，在“十一五”的開局之年的起點，他會帶來哪些解決當前就業問題的非常獨到見解和觀點呢？有請本期主講嘉賓，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先生。

　　蔡昉：大家好，我今天想講一個題目是如何實現經濟增長和就業增長的同步。談到就業問題，我們首先要問，就業和人民的生活是什麼樣的關係，但是在講就業之前，我們還要講經濟增長，因為一個常見的觀點就是就業問題不用單獨地講出來，因為經濟增長必然要生産，生産就要使用生産要素，使用資金，使用勞動，使用土地，還有其他自然資源，因此很自然的他們就會説，你只要有了經濟增長，就業也就涵蓋在其中了，因此就業不用單獨去講。

　　但是反過來頭來，有沒有可能，有一個經濟增長了，但是就業又沒有增長的這麼一種可能性，我們看一看改革開放以來到現在，我們的經濟增長是GDP每年增長9.5％，如果單看第二産業，也就是説工業，建築業這樣一些行業，它的經濟增長率還會高，大概是10％多一些，如果看第三産業的增長它還要高一些，大概11％，但是就業增長了多少呢，就業平均每年只增長了4％，也就是説，經濟增長有，就業增長也有，但是經濟增長和就業增長兩者不是同步，經濟增長遠遠快於就業增長。

　　從微觀上來看，就業實際上關係到我們每一個人，我們13億人口中，大概有7億多都是勞動者，也就是意味著全國4億多家庭，每個家庭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勞動者，也就是説中國人民他的生存，他的消費享受、發展等等，主要是通過參加勞動獲得收入，那麼假如説一個家庭他們不能充分就業，甚至可能失業，那麼就造成了他在現在每年百分之九點幾的增長速度，人均增長也很快的整個大潮流中落在後面。這樣就遇到一個就是説我們一個個人，我們中國老百姓對中國的改革發展充滿信心，那麼當然了他會看國家日新月異，這個地區也在發展，城市面貌每天都在變，但是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他就是説這個國家在變，在進步，我在這個環境中處在什麼樣的地位，我的地位是不是隨著國家的繁榮昌盛而收入提高了，他還要跟他的鄰居做比較，當一個大學生或者在座的研究生畢業了以後，很長時間找不到工作，或者找不到稱心如意的工作的時候，你一定會想到到底是什麼原因，那麼我想這個就是我提出這個問題的出發點，也就是説，是不是經濟增長可以代替促進就業增長。

　　蔡昉：那麼怎麼才能讓經濟增長和就業增長同步，我們先看看中國的就業形勢，假如説中國就業形勢很好，經濟增長快，然後企業家需要大量的勞動力，每一個人都能就業，然後還都想盡一些辦法想做自己稱心如意的工作，那就沒有什麼問題了，就用不著專門去到處跟人家爭論，説經濟增長和就業增長誰先誰後，但是事實上就我們是遇到了就業困難，是有和失業、下崗就業有關的問題。

　　我們也知道，在計劃經濟時期，沒有失業現象，我們從來沒有這樣的現象，那個時候有就業問題，也就是説我們把城市的勞動力市場和農村的勞動力市場用各種制度給分開了，因為那時候有農村公社制度，有統購統銷制度，還有戶籍制度，分開以後我們城市是充分保障就業的，可以把它叫全面就業，雖然工資不高，但是基本上你中學畢業以後，國家會分配給你一個工作，但是你還會選擇希望更好一點的，但是都能有工作，但是農村，作為人民公社社員，每一個人都有權利參加勞動，然後記工分，年底分配，雖然兩個城鄉之間是被隔絕的，但是至少城市農村的就業都是政府給包辦了，因此那時候有就業問題，剩餘勞動力也存在，農村剩餘勞動力不能隨意流動，流到城市中去，這些問題很多，但是失業問題，公開的失業問題是沒有的。

　　改革開放以後，大概在八十年代以後就有了，農村勞動力就覺得我土地承包了，我一早一晚就把土地裏的活幹完了，幹完以後我幹什麼，他們當然知道非農産業的收益比較高，第一步想方設法進入到鄉鎮企業就業，鄉鎮企業容納不夠了，他們再到城裏去打工，就是這麼一個過程。但是真正的大的就業問題，特別是大規模的失業現象産生於九十年代後期，也就是説這時候我們遇到三個衝擊。

　　第一個是宏觀經濟的衝擊，因為在計劃經濟以及改革以後的很長時間裏，我們都是一個短缺經濟，短缺經濟就意味著説，我們市場上老百姓對什麼都有需求，投資者也對什麼都有需求，只要你能生産出來，就不愁沒有人要，突然到九十年代後期，我們突然成了一個結構性過剩的經濟了，這時候就會有某些産品賣不掉，産品賣不掉，企業開工就有可能不足，企業開工不足，勞動力就富餘、冗員，大量的冗員存在，企業就會虧損，這是企業的問題，宏觀經濟的問題。

　　另一個大家可能還能記起來，九十年代後期，我們遇到一個東南亞金融危機，那麼這個危機，通過我們的外向型經濟，也影響到我們的出口，也造成到勞動力利用不充分。

　　第三個原因由於我們長期的國有企業冗員、效率不高，大鍋飯、鐵飯碗要改革，改革就意味著一部分人要離開企業，同時為了讓企業能夠不再虧損，能夠扭虧為盈，也會讓一些人離開他的工作崗位，那麼這幾個方面合起來就造成了九十年代後期開始大量的國有企業職工離開崗位，我們用兩種方式，一種就是下崗，下崗雖然不把他叫做失業，但是他也沒有崗位，只不過是社會、國家都各自承擔給一些補貼，還有一些就是公開的失業，他領取失業保險金，從那個時候開始到現在，這個就業形勢就變得越來越嚴峻。

　　因此好多年大家會注意到，很多人都會問到，你最關心的問題，最急需解決的問題有哪些，就業問題總在前幾項，因為這個時候確確實實體現出來了，就業問題關係千家萬戶，但是到底這個形勢嚴峻到什麼程度，還是要用宏觀的指標來講。我們經常用的一個失業率指標，叫做城鎮登記失業率，但很多人覺得這個指標不太可靠，説跟我的感覺不一樣，這是一個感覺上不一樣，但是確確實實這個指標沒有錯，那它錯在哪兒呢，為什麼跟我們的感覺不一樣呢，首先由於一部分職工是以下崗的身份失去工作的，當然還有什麼買斷工齡等等這些形式，凡是拿到下崗補貼的這些人都不會進行失業登記了，這樣就低估了失業登記率，還有一個跟我們感覺不一樣的就是，我們知道大規模的下崗是從1998年開始的，那麼1998年、1999年，2000年這幾年是失業最嚴重，就業最困難，形勢最嚴峻的幾年，而這個時候我們看指標，看城鎮登記失業率，連續三年保持在3.1％，那麼很自然造成很多人不太信，逐漸以後勞動力市場開始發育，過去是政府配置勞動力資源，現在市場越來越多地配置勞動力資源，很多人實現了再就業，也有很多人實現了靈活就業，但是這時候我們感覺好像這幾年形勢好轉了，尤其是去年、前年形勢在好轉，甚至大家還聽説了一些民工荒、技工荒，意味著勞動力在局部産生了短缺的現象，我們再來看城鎮失業率大幅度提高了，那麼從3.1%漲到3.6%、4.0%漲到4.5%，大家覺得這就奇怪了，第一、我周圍看到很多人沒有工作，你只有百分之三點幾，現在形勢稍微有所好轉，你的指標卻上來了，我想這個主要原因是城鎮失業率沒有包括那些下崗職工，我們也知道，最初採取下崗的方式是社會、國家和企業分攤一點責任，保證他們基本生活，隨著勞動力市場發育，國家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我們實行了一種叫並軌，也就是説一部分下崗人員，還沒有實現再就業的，我就讓你轉成公開的登記失業，因為你剛下崗的時候，國家的失業保險金不充足，現在我有了，給你轉過來，形成了一個轉軌，並軌的過程中造成的結果是公開的登記失業率提高，實際上下崗減少，真實的失業率並沒有提高，所以這個失業率不是一個真實反映市場變化的指標。

　　這樣我們可以用另外一個指標，就是國際勞工組織給各個國家推薦一個叫調查失業率，（調查失業率：反映城鎮勞動力市場的全面供求情況的一個統計指標，在城鎮調查失業率的統計中，失業定義為：“年齡在16周歲以上，有勞動能力，在調查周內未從事有收入勞動，當前有就業可能並以某種方式正在尋找工作的人員。”）

　　我們可以計算一個城鎮調查失業率，這個失業率指標有兩個好處，第一個它不管你具有什麼樣的身份，我經常跑出去在各地搞調查，搞調查會遇到有人提問題，比如我們做一個問卷，到人家家裏，問你現在是處在什麼樣的狀況，是有工作，還是下崗，還是失業，這個人説我下崗了，但是你會注意到，他一會兒他説你調查的時間差不多了吧，我還要去幹活，我們就要問你不是下崗嗎？他就會説我下崗了以後，還自己幹點事養活自己，不然這點下崗補貼怎麼夠呢？我馬上會問你下崗了，不代表你沒有工作，你是不是能夠講講你工作的情況，他們就會説這個工作很不穩定，也掙不了太多，因此你要讓一個人根據他的身份去説，他處於什麼樣的就業狀況，他會告訴你一些和實際情況不一樣的，因此調查失業率的好處在於它只看你的實際狀況，我們一般的方法就是問，你在過去一週裏有沒有過一小時以上的工作，如果這個人説有過，不管你的身份是什麼，你可能拿著下崗補貼，也可能拿著失業津貼，也可能拿著養老金，但是你有過一小時以上的工作，你就是就業。

　　第二個好處是各個國家為了可供比較，多數都採納這個辦法，有些細微的技術上的不同，但是傾向於都用這個辦法.

　　但是假如説在座的有前些年在東北做過調查的，或者在某些老工業基地做過社會實踐的就會問我，你説我們城鎮調查失業率在6％，仍然不是太可靠，説我的感覺會超過這個數，我想你的感覺也是對的，我剛才説如何調查這個城鎮調查失業率，第一個是問過去一週你有沒有過一小時以上的工作，假如這個人説有過，很可能他就工作了一小時，兩個小時，三個小時，十個小時，二十個小時，但是一週裏面只工作這麼多小時，就算是就業，也只能説是就業不足，就業不足也就意味著收入不足，困難還是存在的，不是説我們的形勢就是很好。

　　第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還會問，並不是説你説我沒有過一小時的工作，就是失業，我還會問有沒有積極尋找，有人説我積極尋找了，這就很接近事實了，他又想工作，又沒有工作，這就算失業人口，如果説1998年下崗，我找了一年、兩年、三年、四年，我失去信心了，你看我都五十來歲了，又沒有什麼技能，文化水平也不高，我們遇到很多人，我們管這些人叫做“40、50人員”，女的下崗職工在四十歲以上，男的下崗職工在五十歲以上，他過去只會做一種工作，下崗以後又沒有其他的勞動技能，年齡偏大，重體力勞動又做不了，因此很多年都找不到好的工作，因此他就會形成反正也找不到我何必積極找的想法，等吧，當他等的時候，調查員問他有沒有積極找工作，他説沒有，這樣就被算成了退出勞動市場，計成失業人口，很多這種人口的情況下，就造成了勞動參與率的下降，因此勞動參與率的下降也應該視同於勞動力市場不太樂觀的一種指標。

　　因此我們就有兩個辦法，一種辦法就是説，把那些不太情願，但是也沒有找工作的那些人，也算在失業裏面，這樣可以得到廣義的失業率，如果這樣算呢，我們的失業率會大幅度提高，可能比我説的6％高一倍，至少要高一倍，但是這個很不精確了，那麼還有一種辦法就是我們在看待失業率這個指標的同時，還去看勞動參與率，就是説失業率在逐年上升的時候，勞動參與率在下降，把這兩個結合起來我們可以看到，九十年代後期以來，勞動力市場的形勢是比較嚴峻的，那麼在這個嚴峻的過程中呢，我們就要關注，怎麼才能夠治理失業，擴大就業，最近國務院發了一個決定，是説關於進一步加強就業的決定，其中就講到我們要千方百計擴大就業，那麼千方百計就是一些辦法、一些策略需要我們來想，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呢？爭取在這個千方百計佔上千分之一，百分之一。

　　蔡昉：我們再拿中國改革開放之前、改革開放之後作比較，改革開放之前，我們經濟增長每年也有3％、4％的經濟增長速度，那時候失業很少，農民幾乎都沒有轉移出來，除非你考上大學，當兵轉幹轉移出來，改革開放以後，經濟增長速度快了，勞動力轉移也更快，就業的吸納也非常快，就是看我們過去的十年、二十年、改革開放期間也是不一樣的，我們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時候，大概GDP增長一個百分點，可以帶動0.4個百分點的就業，就是幾百萬人的就業，現在GDP增長一個百分點只能帶來0.1個百分點的就業，大概也就是八十萬人左右，也就是説不同的時期，我們先不管它原因，確實説都有經濟增長，但是就業增長的效

　　果是完全不一樣的。因此，我們用這些例子可以看出，經濟增長並不自動帶來就業增長。

　　那麼為什麼經濟增長不能帶來相應的就業增長呢？當然是和你採取不同的發展戰略，採取不同的增長模式等等各種各樣的原因有關，那麼針對我們現在遇到的這些問題，也就是説為什麼一個百分點的GDP，只能帶來幾十萬人的就業增長，那麼我想有這麼幾條：第一是失業現象不是像人們想象的，經濟增長一定能夠解決的。其實我們如果去作調查，我自己個人的調查也會看到很多，你到一個家庭當中你去問，你家裏有沒有失業或者下崗，他們會説有，你在這家問，你為什麼下崗呢？他説我那個企業的産品賣不掉就垮了，只好讓我們回家了，先拿這個下崗補貼，那麼這是一種類型。但是我們到了另一家可能會問那個人，説你沒有工作是為什麼？他説我原來的工作不想幹了，但是我就出來小半年了，找不到合適的新工作。那麼還有一個你再問，他可能會説我這個企業轉了型了，也不是不要我，但是那個活我都幹不了。

　　那麼這三種類型的失業，大家看，第一個因為廠子不行了，他回來了，很顯然這個廠子是遇到宏觀經濟不景氣的問題，是週期性的，企業可能生産是鋼材的，這陣子對鋼材沒有需求，人就富餘了，他就失業了，如果我們經濟增長上去了，對鋼材、建材需求上來了，這個企業又會恢復，這個人還可能找到工作，這是週期性失業。

　　第二個是這個工作不想幹了，第二個工作一直沒有找到，這個是摩擦性失業，他在第一個和第二個之間有一段時間要跟市場摩擦，需要信息，需要有人幫助他。那麼第三種是説有人需求他，但是他的人力資本不夠，我們把它叫結構性失業。三種類型是不一樣的，第一種週期性失業，是和宏觀經濟相關的，經濟增長可以解決它，第二種、第三種大家想經濟增長能解決嗎？不能解決，所以我們把它叫做自然失業率，這種失業永遠會有。

　　我們做了一些估算，因為結構原因，摩擦原因，造成的失業佔到了我們整個失業中的很大一部分，大家有三分之二的失業原因是這些，因此説經濟增長能夠解決的，宏觀經濟恢復能夠解決的失業只佔三分之一，只是一部分人。

　　第二假設經濟增長可以解決這部分人，還要看你經濟增長解決失業的這套機制和手段到底怎麼樣，我們看到，過去我們1998年開始大量的人失業下崗，那麼國家也實行了叫積極的就業政策，意味著説，我們的宏觀經濟政策要有利於就業，那麼我們的財政政策也是積極的，國家發了很多國債，用國債帶動各種資金去投資，試圖刺激就業、刺激消費、刺激投資，它的效果呢，假如你都投在了有利於帶動就業的行業效果就會好，錢肯定投出去了，但是如果你投在了一些不帶動就業的行業的話，它的效果就差。

　　你的初衷是想解決就業，而加大投資，國家引導投資，最後呢可能效果不是這樣，我們拿一個統計數字做了比較以後，我們就會發現，按照國家國債投放，投資的方向來排序的話，投的最多企業是吸納勞動力最少的産業，吸納勞動力最多的産業得到的份額是最少的，就是説我們能夠刺激經濟增長，擴大就業的那部分效果也沒有做好，這是第二個原因，也就是説為什麼我們的經濟增長沒有帶來相應的就業增長。

　　那麼除此之外，我們其實很多人都能觀察到，假如説我在調查中，無論是到東北地區也好，到沿海地區也好，我們其實會遇到很多人，你下崗失業以後你又找到工作了，找到的是什麼樣的工作，他通常能找到的工作是非公有制經濟，第三産業，中小企業，很難説下崗以後又進到“寶鋼”、“中國移動”等等這種機會不太多，恰恰這些能夠吸納就業，幫助再就業，吸納很多農村的，轉移勞動力的中小企業、服務業，這些非公有制經濟他們在獲得資金，發展條件上不如國有企業，就是説我們不管出於什麼樣的動機，我們的金融體制，工商管理體制，我們的其他服務，政府服務，沒有對這些企業給予公平、平等的待遇。國有企業得到了最好的優待，但是國有企業往往是重工業資本比較密集一些，或者是體制還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不能形成大量就業，因此對非公有經濟，服務業，中小企業的不公平待遇也導致經濟增長不能帶來相應的就業增長，很多經濟增長投在了不能帶動就業增長的企業當中，這是我們能夠觀察到的中國的經濟增長為什麼不能帶動就業增長。

　　那麼如何能夠實現經濟增長和就業增長的同步，也就是説我們需要給一個回答，最近國務院在關於進一步加強就業再就業工作的通知中指出，按照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落實“十一五”時期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將擴大就業擺在經濟社會發展更加突出的位置，進一步貫徹落實“勞動者自主擇業、市場調節就業和政府促進就業”的方

　　針。

　　那麼我們要問，什麼叫更加突出的位置？怎麼才能把就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如果讓我要給一個藥方的話，我就會説要樹立就業優先原則，樹立就業優先原則不是一句話，它意味著什麼呢，你所有的經濟政策必須用它來衡量，你在制定産業政策的時候，必須説宣傳最有利於勞動力就業，最有利於擴大就業的那些産業，作為你支持的重點，企業發展的政策上，那些有利於吸納勞動力的企業，應該得到公正的待遇，甚至應該得到一些優先的待遇，你在制定改革和其他政策法規等等方案的時候，就要看你的這套改革措施是不是有利於就業，或者説會不會造成失業，這些都得考慮進來，就業優先原則就變成了一個實實在在、可以操作的問題。這是關於就業優先原則為什麼是一個原則，不僅僅是一個口號的一個説明。

　　那麼我想就是一定非要就業放在優先位置不可，有這樣幾個理由：一、就業優先直接體現了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根本理念：科學發展觀要真正得到落實，要全社會每一個人都來支持它，都來貫徹它，那麼對老百姓來説，這種發展觀就是能夠讓經濟增長的同時，讓每一個人盡可能的得到你需要的就業崗位，這樣老百姓説這樣的發展觀是我需要的。第二、就業優先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客觀要求；

　　第三、就業優先是社會穩定的客觀要求：從現在開始，中國進入到人均收入一千美元的這個發展階段上，從這個人均一千美元到三千美元之間，我們是一個發展機遇，同時也是一個社會矛盾多發，社會容易會發生衝突的一個階段，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是説一部分人用資産獲得了收益，還有少量人用就業獲得收益，但是相當多的人是被排除到了經濟活動之外，因為失業而得不到收入，因此説治理收入分配不公的最重要的手段是充分就業，是讓每一個人都得到就業；

　　還有一條理由就是三農問題，我們知道，現在農業的GDP比重只佔15％左右，那麼接近50％的勞動力，只佔有15％的GDP，城市那部分接近50％的勞動力，生産了85％的GDP，在這種大的格局中，你不能指望農民的收入增長更快一些，而縮小農民收入就必須讓農民的收入增長更快一些，我們惟一的辦法是讓農村勞動力的比重下降，因此要讓他們流動出來，加強城市化、非農化，能夠讓他們流動的惟一的吸引力是在於你能夠創造足夠的非農就業機會，就業又成了一個關鍵的因素。

　　那麼這樣我們很自然就會看到，大到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經濟增長的源泉，小到其實也不小，解決三農問題，解決收入分配公平問題，解決社會安定問題，那麼幾乎全都離不開就業，而且都和就業是否優先直接相關的。

　　我認為大學生就業第一不應該把它看得那麼嚴重，從政府的角度，為什麼呢？因為政府的幫助是一種稀缺資源，並不是説這個政府有錢有的不得了，誰伸出一隻手我就給他一個資源，不可能，我們現在解決下崗工人，解決就業，甚至有一部分還要幫助農村的人員，還有一些弱勢人群，相對來説大學生、研究生在勞動力市場上不是脆弱群體，他們是可以自己解決，因為我們知道很多“40、50人員”他是真正的脆弱群體，他有多強烈的願望，多努力的精神可能解決不了他的就業問題，政府非要幫助不可，大學生有幾個問題，你不是脆弱群體，但是你也有問題，第一、你確實沒有就業經驗，在某些企業會選擇有就業經驗的人，會對大學生有一些偏見，還有一個我認為大學生，我不是講研究生、本科生，我們本科生教育已經從過去精英式教育，進入到大眾化教育的階段了，這個時候你必須降低自己的預期，很多本科生還希望做公務員，希望留在大城市，留在沿海地區，我覺得這個沒有道理，甚至很多來自於中西部考生就不願意再回到那些地區去，我覺得其實對自己的事業發展也是不利的，我們知道經濟學裏面有一個邊際報酬遞減，這個地方投入的要素太多了以後，你再投資新的得不到什麼報酬，所以如果人都集中帶大城市、沿海地區、大企業、政府部門的話，加進你一個人並顯不出你來，恰恰在對你這種人才有很大需求的地方，你的報酬，你事業施展的機會更大一些，我想單從調整他的心理預期也是非常重要的。

　　同時我們也可以批判我們的教育體制，為什麼大學畢業生以後還在很多基本技能上不能符合市場的需要，那麼可能是説我們的大學教育脫離勞動力市場太久遠了，計劃經濟的時候，我們不需要那個，我們培養的是學中文的也可以畢業以後搞經濟學研究，或者説學個中文可以當秘書，可以幹很多，可是勞動力市場發育了，經濟發展了，對每一個人特有的人力資本有了新的要求，當然通用要求也有，需要你會用計算機，需要你講好的英語，一些好的技能需要你來培養，而大學你能夠面對勞動力市場，才能夠培養出合格的人才，所以我們説不應該要政策説保護我們，來支持我們，而是説要政策來改善我們的大學教育，改善我們的這種學習環境，而且改善這種大學和市場的匹配程度。

　　主持人：雕塑家羅丹説過，工作就是人生的價值，人生的歡樂，也是幸福之所在，把就業的觀念放到今天的審視，可以看出就業不僅僅是人們賴以生存的前提，更是人們融入社會，實現自我價值，以及給後代帶來希望的手段，在十一五開局之年，作為民生之本的就業問題，必將牽動每一個人的心，再次感謝蔡昉先生的精彩演講。

　　製片人：姜詩明

　　主 編：趙 悅

　　編 導：謝 昆

責編：劉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