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作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他為取消農業稅奔波了多年。到目前為止，他的人生，從來沒有離開過“農民”這兩個字。1963年，他出生在山東省高青縣的一個偏僻的農村裏，從小聰明刻苦，記憶力過人，是村中有史以來第一個大學生。原以為上了大學就離開了農村，誰料最終還是和農村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大學學的是農業經濟，博士研究的也是農業經濟。他多次帶隊深入農村進行調研，直接向農民了解情況。他提出的大量政策建議，像取消農業特産稅、加大中央政府對農村基礎教育投入等均被採納，他總是説作為中國最大的弱勢群體，農民付出了很多，但是得到的很少，要求的也很少，因此更應該為9億農民説話。

　　主持人：韓先生，我們知道您在農村部工作很長時間了，對於中國農村問題的研究您可以是專家了，一段時間我們都知道，每年您都會花費一段時間深入到農村深入到基層，深入到田間地頭和農民的家中做深入的工作，聽説前不久您去趟農村調研，這次去了什麼地方？

　　韓 俊：前不久我們去了安徽做了一次比較深入的調研。

　　主持人：安徽省我們知道安徽省是中國第一個取消農業稅的省份，取消農業稅以後通過調研你發現那裏的農村發生了什麼樣的狀況？

　　韓 俊：安徽可以説是中國農村改革的發源地，農村稅費改革就是起源於安徽，今年的安徽在全省已經免徵農業稅，那麼這一次我們主要是了解取消農業稅以後，農村的改革、農村的發展面臨一些什麼樣的情況和問題，主要是了解第一手的情況，對一個政策研究部門來講，準確的把握現實中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類似這樣的調查我們每年都要做好多。

　　主持人：您這樣深入農村基層調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情況，那麼對於未來五年中間，農民朋友所關心的比如説農村的教育問題，農村的城鄉環境建設問題、醫療問題等等是不是逐一能夠給出一些詳盡的答案。

　　韓 俊：對，我們這次調研跟農民朋友關心的問題是非常密切的，實際上這幾年稅費改革是解決了一個對農民少取的問題，但是怎麼樣對農村多予，怎麼樣能夠使農民真正富起來，還有很多深層次的問題需要解決，今天我也很高興走進《中國經濟大講堂》，有這麼一個機會與大家共同探討我們國家的三農問題。

　　主持人：我想我們在場的觀眾朋友和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都熱烈的期待著韓部長的精采演講。

　　韓 俊：我想首先從安徽的調研來談起，在安徽調研期間我們選擇了兩個縣，走訪了很多農村，與很多農民朋友進行了座談，在這個調研期間很多農民都給我們講一個看法，農民講的就是説，改革開放以來，農民最高興的是農村的兩項改革，第一項改革就是土地包乾到戶，這個改革也是起源於安徽，另一項改革就是全面免徵農業稅，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農業稅制度我們起源於公元前594年，到明年正好是2600年了。那麼這項改革對農民的生活影響是非常大的。第一個就是説這項改革使所有農民的負擔大幅度減少，實際上從明年開始就沒有農業稅了，是戶戶受益、村村受益。對這個發達地區的農民來講，一年可能交一百多塊錢的農業稅，他的負擔感覺不是特別重，但是對傳統農區的農民來講，農業稅的負擔，對務農的農民來講確實是非常沉重的，農民非常高興説這個稅費改革，顯著地改善了基層政府和農民的關係。我想講一個看法就是説取消農業稅，這不是對農民的優待，也不是對農民的一種恩賜，應該是給農民一個真正的國民待遇，我們想一想我們城市居民要交個人收入所得稅，我們起徵點是多少錢呢，是800塊錢，一年9600塊錢，那麼才可以要交個人所得稅，農民的收入是多少呢，去年每個農民每個月的收入平均是245塊錢，農民每個月務農的收入是88塊錢，所以説過去對農民徵收一種農業稅，應該説不是非常公平的，所以説取消農業稅真正是在稅收制度上做到了對農民的一種公平的對待。

　　韓 俊：根據我們最近幾年的調研，我想圍繞著三個主題與大家共同做一個探討。第一個問題就是説全部免徵農業稅以後，農村需要解決的第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工業怎麼反哺農業，也就是説怎麼樣讓公共財政更多的來覆蓋農村，怎麼讓各種公共服務更加深入農村，惠及農民。那麼這幾年我們有一個非常響亮的口號，農民聽了以後感到歡欣鼓舞，這個口號就是要讓公共財政的陽光普照農村，要讓公共財政的雨露滋潤億萬農民，我們到基層調查，很多農民、很多基層幹部説這個口號説得是非常好，説到農民的心坎上去了，但是現在公共財政對農村的覆蓋是非常有限的，那麼公共財政怎麼樣覆蓋農村呢？有的基層幹部講公共財政覆蓋農村，首先得讓公共財政的太陽在農村升起來，通俗的講就是説公共財政覆蓋農村，錢從哪兒來，錢要花到哪去？那麼錢從哪來呢？公共財政的陽光要覆蓋農村，就需要我們對國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對我們國家的財政支出結構要做一個比較大的調整，不但是要調整增量，最近幾年中央已經明確提出，教育、醫療、文化，新增的財政支出要主要用於農村，這就是國民收入財政支出結構增量的一個調整。

　　韓 俊：那麼用到農村哪去呢？一定要優先解決與農民的切身利益關心最密切的一些問題，我們到安徽還有到其他一些地方調查，最近一兩年我們始終圍繞一個主題，當前農民生産和生活當中最關心的問題是什麼？根據我們的調查，我們發現答案是非常一致的，第一個是教育，第二個是醫療衛生，第三是農村的各種基礎設施，比如説水利、道路，還有農村的各種社會公益事業。在農民看來，由於最近幾年我們治理教育亂收費，特別是像安徽這樣的地方現在已經開始搞義務教育的一費制，農民感覺到這個負擔還不是特別重。但是非義務教育負擔仍然是非常沉重的。

　　韓 俊：2002年中央就提出農村的義務教育要實行兩個轉變，由農民為主轉向政府為主，過去的農村義務教育實際上是農民在辦，第二個是由鄉政府為主轉向縣政府為主，所以説從2002年開始我們要逐步建立一種一線為主的農村義務教育的管理體制，那麼最近我們又決定實施義務教育的一費制，總的來看，在農村稅費改革的過程當中，中央財政包括地方財政對義務教育的支持力度是在加大，比如教師拖欠工資的問題，可以説得到了非常大的改進，這個問題在很多地區基本上解決了，但是義務教育不是説教師的工資發出去，它的問題就解決了。那麼義務教育在投入體制方面還存在很多深層次的問題，比如説我們在安徽，我們看了很多學校，有一個學校的調查給我留下的印像是非常深刻的。這個學校校長告訴我，前幾年兩級達標欠了四十六萬塊錢的債，學校跟建築隊簽了一個十五年的還款協議，一年是還三萬塊錢，現在大家認識已經比較清楚了，主要是省級以上的政府承擔的責任還不夠明確，所以説十一五規劃的建議明確的提出，要加大各級政府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那麼義務教育不應該理解成為是家長的義務，更不應該理解成為是學校的義務，義務教育就是政府的義務，那麼要保證義務教育的公平性，中央和省級政府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十一五規劃建議，明確的講十一五期間要實現免除學雜費的目標，而且對困難的家庭的學生，教科書的費用也要免掉。

　　韓 俊：那麼接下來以後農民最關心的問題是什麼呢？很多農民朋友講就是説看病不用愁。最近兩年我們農村部就農村的醫療問題做了很多的調研，我們在座的有些同學，也參加了我們這個調研，農民現在最愁的是得病，尤其是得大病，所以説怎麼解決老百姓，尤其是農民，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是黨中央國務院的領導非常關心的一個問題。我們的十一五規劃建議在這一方面有很多具體的政策。

　　韓 俊：從去年以來，我們選擇了五個縣對新型合作醫療的運行情況做了很多的調研，農民對新型合作醫療制度是非常歡迎的，另外一個，這幾年我們一直在努力進一步完善我們農村的醫療服務體系，改革以前農村的醫療服務體系，很多基層的同志講它是一個什麼形狀呢，是橄欖型的，鄉鎮醫院的力量比較雄厚，，村這一塊兒還比較弱，農民大量的到鄉鎮醫院去看病，那麼改革以來農村的醫療服務體系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在已經成為一種橄欖型的了，鄉鎮醫院在很多地方越來越萎縮了，所以説在十一五期間，為了真正解決農民看病不用愁的問題，一方面我們要推進農村的新型醫療合作制度，另一方面，還要加大對村級醫療衛生服務的支持力度，比如説，政府可以掏錢對鄉村醫生進行培訓，這方面中國是有非常好的經驗，另外我們還可以投入一部分資金來改造這些村裏面的衛生室，每一個村一定要有一個像樣的衛生室，還可以考慮對村裏的醫生進行補助，因為他們也承擔了很多公共衛生的職能。

　　韓 俊：第二個話題就是城市怎麼樣來帶動農村，城市帶動農村它的實質是什麼呢？就是城市的發展要為農民轉化為産業工人創造更多的機會，要為越來越多的農民轉變為市民創造一個更寬鬆的環境，實質上就是要解決一個人往哪去的問題。從九十年代初期開始，越來越多的農民開始跨地區的流動，由“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進一步發展到“離土又離鄉，進廠又進城”，也就是説政策演變是過去是不允許農民進城，後來我們是開始降低了農民進城的門檻，可以進入小城鎮，從限制農民進城，到默認農民進城，到發展允許農民進城，鼓勵農民進城是我們政策的一個重大變化，根據我們的一些預測，今後二十年，大約有三億左右的農民要由農村轉入城市，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和遷移規模這麼大，是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過的，那麼這麼大規模的從農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動，對我們的國家來講意味著什麼呢，因為現在國內市場跟國際市場越來越一體化，這個手段是不靈驗的，我們也不能夠指望通過國家財政大幅度的來給農民補助，通過財政的這種轉移支付，通過國家的直接補貼來解決一個農民收入過低的問題，這是不現實的，所以説從根本上解決我們國家的三農問題還要轉移農民，還要減少農民，還要加快農民向非農産業，向城鎮轉移的進程，那麼這是一個不可逆轉的，不可阻擋的一個歷史趨勢。

　　韓 俊：我們的政策，特別是十六大以來有非常大的變化，首先我們廢除了收容遣返制度，那麼這個收容遣返制度，過去農民工只要沒有身份證，沒有就業證，沒有暫住證，他就是被收容的對象，一個城市每年可以有十幾萬人被收容，現在這個收容遣返制度已經被廢除了，過去農民工進城要辦這個證、那個卡要交很多的費用。我們在這個大城市調查，我們發現農民要把所有的證卡都辦全，一年要交四百六七十塊錢，現在這些證卡的收入不合理的收費全部都被取消了，去年光這一項政府就為農民工節省了五十六個億，減少了五十六個億的負擔，再一個，現在一些城市開始宣佈取消這個就業證，取消一些不合理的證、卡，現在只有暫住證只有計劃生育證了。

　　韓 俊：下面我們來討論第三個問題就是農村自身怎麼樣通過深化改革，通過加快發展來激發來充分挖掘農村內部的潛力，來激發農村自身的潛力，我們講要從根本上解決好我們國家的三農問題，要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要帶動農村的方針，講工業要反哺農業，城市要帶動農村，絲毫不應該忽視農村自己的發展，從農村自身的角度來講，我認為要解決好我們國家的三農問題，把握好一下四個方面：第一個方面，要穩定黨在農村的基本政策； 第二要一定要以增加農民收入為核心，來繼續優化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結構，我們今後還有相當一部分農民，他要繼續依賴農業來維持他的生計，作為他增加收入的一個重要的來源，這一方面我們一個方面繼續要大力的做好發展高效農業這篇大文章；第三、一定要全面的開發，一定要重視農村的人力資本，提高農民的素質應該説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大計；第四要把握的問題就是要繼續深化農村的改革，通過改革，要激發農村自身發展的活力，我們解決三農問題一個基本的政策就是少取、多予、放活，我前面講的基本上就是怎麼樣少取，怎麼樣多予，在放活方面改革的空間仍然非常大，首先在全部免徵農業稅以後，要推進農村的綜合改革，農村的義務教育體制，縣、鄉財政體制，特別是基層鄉鎮政府的體制怎麼改革，這都是農村綜合改革要解決的重要內容。

　　韓 俊：最近幾年中央一致強調，解決好三農問題是全黨工作，是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為什麼三農問題是我們國家的重中之重啊？大家想一想，中國在今後的發展過程當中會面臨很多的難題，國有企業改革的問題，金融改革的問題，還有我們社會保障體制的改善問題等等，但是有哪一個問題比三農問題還難呢，那麼三農問題難在哪呢，難就難在我們要增加農民的收入，要縮小城鄉的收入差距，最終要讓農民跟市民一樣，過上同樣的日子，城鄉共同富裕這就是從根本上解決好三農問題的一個基本的標誌。這是今後我們二三十年時間裏要持續關注的一個問題，要面對的一個問題，可以説三農問題在中國是重中之重，是因為它是難中之難，所以説我認為中央把三農問題明確的界定為我們國家的重中之重，是非常適合我們的國情的，如果三農問題不解決的話，我們整個的國民經濟怎麼能夠持續健康發展呢？如果三農問題解決不好，我們怎麼能夠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呢？我們怎麼樣又能夠建成一個和諧的社會呢？所以説最近幾年中央提出了解決三農問題的一系列的重大政策的思路，要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的發展，要堅持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農村的方針，要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我覺得解決三農問題的重大的政策思路已經是非常的明確了，那麼只要我們按照這些大政方針來制定政策，只要我們的政策能夠落到實處，我們應該對解決好中國的三農問題應該充滿信心，我想今天我就講到這兒，謝謝大家。

　　製片人：姜詩明

　　主 編：趙 悅

　　編 導：李曼為 劉 萍（實習）

　　《中國經濟大講堂》播出時間：

　　11月22日至11月27日 中央二套 每晚22：00--23：00

責編：依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