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財經大學教授 王柯敬

　　觀點： 積極擴大消費需求，全面厲行節約，是政府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兩條重要措施。這兩條措施看似矛盾，在經濟學上卻有著內在的統一性。二者的共同作用，將有力地促進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促進社會財富的增加與有效利用。

　　中華民族素有節儉的傳統。在生活中，衣服可以“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在生産中，提倡修舊利廢，以至一些消耗高、産出低的古董級的機器設備還在帶病運轉。然而，現代經濟學卻告訴我們：“過去的美德可以成為現代的罪惡。”一味奉勸人們勒緊褲帶進行儲蓄，積累的卻可能是失業與貧困。

　　消費是生産的直接動力。消費者的支出，也就是生産者的收入。消費支出可以給人們提供第一輪就業機會和收入，工作收入又促使人們再消費，人們的消費再支出又可以創造第二輪的就業機會和收入……這樣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形成了經濟的良性循環，而且“成為一個乘數的鏈條”，其效用被不斷放大。正因為如此，鼓勵城鄉居民擴大消費成為宏觀調控的重要舉措。

　　既然鼓勵消費，那麼是否就可以無節制地消費呢？答案是否定的。任何事物都有一個“度”。消費的“度”，在於資源與環境的承載能力。資源是稀缺的，環境是脆弱的，為了人類的可持續發展，為了子孫後代，必須對人們的行為加以限制。有人斷言，如果全世界的消費都達到目前美國人的消費（包括浪費）水平，地球上的資源與環境根本承載不了。

　　“全面厲行節約”政策，就是人們對自己行為的限制。節約分為生産領域的節約和消費領域的節約。生産領域的節約是以經濟效益——即投入與産出之比來衡量和規範的。企業追求的是以最小的投入生産出更多的産品。生産同樣多的同類産品比其他廠商多消耗資源，就降低了資源的效用，甚至屬於無效消耗，就是資源和社會財富的浪費。我國不少企業存在著巨大的資源漏斗，能源和資源低效甚至無效使用的現象比較嚴重。因此，注重能源和資源的節約與合理使用，是關係企業生存發展、關係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問題。在這方面，國家必然要採取宏觀調控措施，大力倡導厲行節約、文明生産，對節約能源和資源的企業及個人予以獎勵，對節能降耗的技術、設備、産品予以推廣；對達不到標準者予以懲罰，甚至設置禁入門檻。

　　生活領域的節約不是不要人們消費，也不是壓縮必要的消費，而是提倡正當消費、文明消費。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提出，一個具有固定收入而面臨一系列市場價格的消費者，要使他的消費支出能得到最大的滿足或最大效用的均衡。“滿足”或“效用”是由商品或勞務的使用價值産生的，得到“最大的滿足”或“最大效用”也就是我們常説的物有所值、物盡其用。作為消費者，人們要求不斷改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這是合理的、正當的。《左傳》引用古語道：“侈，惡之大也。”人們消費行為善與惡的界限，是“效用”與“奢侈”。超出“最大效用”部分即為奢侈浪費，如，由不良消費習俗造成飲食的大量浪費；一些大款擺闊鬥富、揮金如土等。由此推而廣之，超越客觀條件大搞那些並無多大實際效用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等，也都屬於鋪張浪費行為。當然，“最大滿足”也是有限制的。毒品可以為隱君子帶來“最大滿足”，卻為各國法律所不容。人們的消費行為必須接受法律和道德的規範。

　　（中央財經大學教授 王柯敬）

責編：劉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