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資委研究中心宏觀戰略部部長　趙曉

　　觀點： 打開電視新聞，看到一條消息。北京市的15家汽車社團正倡導一項活動，一個月少開一天車，讓首都多一個藍天。這樣的消息是標準的後工業社會新聞，但它來自工業化中國的北京。

　　工業化中國出現的後現代問題讓我想起王岐山市長在美國耶魯大學訪問時提的一個問題：如果全世界都按美國的財富發展模式發展，按美國的財富消費方式生活，世界的資源和能源能否足夠支撐？

　　對於該問題的回答，估計經濟學家會談到“技術進步”。在經濟學看來，資源也罷，能源也罷，都是與“技術可能性邊界”聯絡在一起的。在原始社會，只有野獸和山上的果子才是資源，土地甚至都算不上是資源。農業文明後，耕地成了最重要的資源，人類圍繞著“生存空間”而競爭。當人類進入工業文明後，發達的交通運輸與便利的貿易條件成了重要資源，海洋文明的英國乘運而起。在知識經濟時代，土地資源的相對重要性下降，人的頭腦成為最重要的資源，世界各國的競爭主要便是人才的競爭。

　　所以，在當今時代，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資源，人力資本、知識創新和技術進步才是財富增長的關鍵。

　　然而，經濟學基於技術進步的樂觀預期並不意味著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其他國家的人可以原封不動按美國的模式發展，按美國的生活方式生活。這是因為，不同國家的資源稟賦大大不同，其財富創造和消費模式也就不同。每個國家應選擇最適合自己的發展模式和生活方式。

　　眾所週知，日本與美國的人均GDP相當，但就住房而言，日本是節約型的。1990年代初，美國人均住房建築面積為60平方米，英國、德國、法國是37-38平方米，日本只有31平方米。日本的汽車使用也是節約型的。據統計，在日本將近1億輛汽車保有量中，只有30%以上是排放量1.3升以上的。此外，日本人在許多生活用品方面也都非常節約。節約型經濟、節約型社會可以説是日本最大的特色。

　　相比之下，美國人則以大手大腳聞名於世。不過，我們不要因此而輕易指責美國人，因為美國有得天獨厚的家底：人均土地面積大且資源豐富。美、日模式，可以説各有各的道理。

　　中國的資源條件比樣樣依賴進口的日本好一些，但跟美國沒法比。事實上，有足夠多的數據表明，中國的人均資源和能源條件是比較差的。顯然，從資源稟賦看，中國的財富創造及消費模式應該更接近於日本，區別於美國。但現實中，無論是中國的企業、地方政府還是個人，更多表現出的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大手大腳的惡習，而不是節儉的作風，浪費和低效率是驚人的。

　　這樣一種低效率的財富創造和浪費型的消費模式無法支撐財富中國的未來。中國必須回到正確的道路上來。這就是日本式的節儉型發展模式。節約，本來就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更應該成為中國人財富思維的重要維度。

　　這樣的思維轉變需要建立在法律法規和政策調整基礎上。當前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的資源和能源非常稀缺，但是資源和能源的價格卻長期偏低，並且存在著不符合市場規則的扭曲的定價機制，這實際上是在鼓勵人們去浪費性地、低效率地使用資源和能源。

　　對於這種現象，其實更應該問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資源和能源的定價長期低於市場水平？為什麼市場改革至今，資源和能源供需過程中仍存在著如此眾多的政府干預、政府管制？

　　市場是否可以在中國資源和能源節約使用中扮演主角?答案是肯定的。有人測算，若全國所有場所均採用節能燈，其效益相當於兩座三峽電站的發電量。可見，在實現供需平衡上，減少電力需求的辦法完全可以達到增加供應同樣的效果。而按經濟學的解決辦法，無需行政規定，只要電費提高，或者政府對節能燈採取價格補貼，就可以保證做到全國大部分的場所都使用節能燈。

　　當然也有好消息。比如，最近深圳市政府將“促進循環經濟發展建設節約型城市”寫入了年度政府工作報告，並將降低單位GDP的土地消耗、水資源消耗和能源消耗作為新的政府工作目標。這是非常值得鼓勵的一種方向。

　　作為一個還在財富之路上艱難前行的國家，作為一個日益面臨資源和能源發展制約的大國，中國必須將“節儉”寫在財富追求的旗幟上，在全社會形成一種新的節儉的財富文化，使節儉成為財富硬幣上不可缺少的一面。

　　（國資委研究中心宏觀戰略部部長　趙曉）

責編：劉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