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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黑校”（(2003年02月19日 22時13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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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裏的流動人口越來越多，他們的子女到了上學年齡能否跟當地孩子一樣享受到義務教育，這已成為城市發展中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目前，在北京市辦理了暫住證的流動人口有200多萬，在北京工作生活的人每四個人中就有一個是外地戶口的。前天，是北京市中小學校正式開學的日子。在這些農民工的孩子們背上書包迎接新學期時，記者也來到他們位於都市邊緣，沒有美麗校園、寬敞教室的學校。
再困難，孩子也要上學
《義務教育法》規定，凡年滿6周歲的適齡少年兒童都必須入學接受義務教育。在北京，處於這個年齡段的流動人口子女已將近20萬人。儘管近幾年北京出現了一些民工子弟學校，暫時緩解了民工子女上學的燃眉之急。但是，能像城裏孩子那樣上一所正規學校，仍是這些孩子的一個夢想。
華奧學校是北京市石景山區規模較大的民辦打工子弟學校之一，學校裏的700多名學生，全部都是來京打工的民工子女。
在華奧學校六年級一班，來自河北農村的冉苗苗正在上語文課。三年前，剛上四年級的她隨外出打工的父母來到北京。當時父母也曾專門諮詢過一些公辦的學校，但經過一番比較，還是讓女兒走進了民辦學校的大門。雖然在這已經學習生活了三年，但苗苗至今還在期盼著有一天能跟城裏的孩子一樣，在正規的公辦學校裏讀書。“我想去公辦學校讀書。可是那邊太貴了，家裏供不起。”
冉苗苗的家在石景山區玉泉路附近簡易的農民房裏。母親趙彩群今年32歲，1996年起與丈夫來北京打工，先後賣過菜、蹬過人力三輪車。儘管在外打工的生活非常艱苦，但趙彩群從來沒有打消過供養苗苗讀書的念頭。她説：“我們一家人對苗苗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希望她以後讀書能有個出路。”
為了有更多時間照顧孩子，最近趙彩群不得不暫時放棄了蹬三輪車的工作。目前家裏唯一的經濟來源，就是丈夫在附近一家電器商城打工掙到的每月不到1000元錢的工資。除去每月260元錢的房租和全家人的生活所需，餘下的錢供兩個孩子上一般的民辦學校都非常吃力。不過她知道，苗苗一直希望能去正規的小學讀書，每當説起這件事情，作母親的總有幾分內疚。
“她老是説特別想到那公辦學校看看，哪怕去讀一學期也好。她也特別羨慕人家的孩子上那些高檔學校讀書，經常跟我們提起。我知道那孩子心裏肯定是不好受的。可就是沒辦法。”
趙彩群告訴記者，在民辦小學上學，每學期的學費和書費是380元，而公辦學校的收費要比這高出很多，除此之外，還需要交納借讀費、辦理暫住證等等。對於有兩個孩子同時上學的趙彩群來説，這是一筆不小的開支。那麼，公辦學校的收費究竟有多高，一個小學生每學期需要交納哪些費用呢，記者在採訪間隙也走訪了北京市的幾所公立小學。
在宣武區陶然亭小學的教育收費公示欄裏，記者看到了由北京市教委公佈的學生入學規定性收費項目以及收費標準，但沒有發現有關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入學收費的條款，只標有“小學生借讀費200元”。這裡所説的“借讀費”是否就是針對冉苗苗這樣的外來民工子女呢？
校長郝心鵬告訴記者，借讀生，就是戶口不屬於北京18個區縣範圍之內的非本市戶口生。
那麼按照北京市教委的規定，這些公立小學的小學生每學期需要繳納費用又是多少呢？
郝心鵬説：“有學雜費、書本費，牽涉到安全問題的小黃帽，以及活動費用。因為活動大部分孩子都參加。一般來説平均520元左右，或者平均為510元-530元。”
北京市育鴻學校校長王永勤則告訴我們：“一個學期大概需要五六百塊錢。如果不是北京戶口的借讀生，就要再交200元錢的借讀費。加起來要七八百塊錢。”
但這樣的學費冉苗苗家是出不起的，作為母親的趙彩群也接受了這一現實，孩子現在就讀的學校條件雖差，但她還是堅持讓女兒每天都去上學。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趙彩群有一個心願，這就是希望苗苗將來能考上大學，她説：“我特別希望她上大學，起碼她上大學以後能改變這一家的命運。”
憲法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都有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但這一權利對於進城務工就業農民的子女來説，卻並不容易。在公辦學校上學，外來務工者子女每學期至少要交七、八百塊錢，據我們記者了解，一些學校另外還要收取訂餐費、報刊雜誌費、學生活動費，這樣一來就遠遠不止七、八百了。對於每月收入不足千元的外來務工者來説，高昂的費用，在他們的孩子和學校之間設立了一道門檻。
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結果，現在全國流動人口每年大概有1.2億多人，在這些流動人口大軍的背後，有400多萬流動的學齡兒童。1998年，原國家教委和公安部下發了《流動兒童少年就學暫行辦法》，提出 “流入地教育行政部門應具體承擔流出地兒童少年接受義務教育的管理職責”，但由於我國義務教育實行的是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義務教育的人頭經費按戶籍劃撥，這些外來工所在的城市財政體制在義務教育支出中並沒有包含外來務工者子女的教育經費，所以這些流動學齡兒童就學仍然面臨很大的困難。目前，外來流動人口子女就學的方式大致有三類：在正常繳納借讀費後進入市屬公立學校；進入收費較高的政府批准的私立學校；在打工子弟學校就讀。由於外來務工者大多是低收入階層，有些城市的公立學校也降低了借讀費標準，如北京市，從去年9月開始，外來流動人口子女借讀費小學每學期由600元降到200元，初中每學期由1000元降到500元。但由於課間營養餐、校服、春遊等一學期好幾百元的費用，對於大多數外來務工者來説，也是難以負擔的。經濟上的原因成為這些流動學齡兒童不能進入正規學校讀書的一個主要因素。
外來務工者子女入學難成為當前教育面臨的一個問題，如果這些孩子的義務教育不能保證，他們將成為新文盲，將造成新的社會問題。1998年下發的《流動兒童少年就學暫行管理辦法》，除了提出“流動兒童少年就學以流入地管理為主”，還允許公民個人“舉辦專門招收流動兒童少年的學校或簡易學校。簡易學校的設立條件可酌情放寬”。這個辦法能給外來務工者的孩子帶來一張寶貴的書桌嗎？
所謂“黑校”
目前北京市的民工子弟學校有200所左右，據了解，目前這些民工子弟學校絕大多數都沒有辦學許可證，從某種意義上來説，它們屬於是非法辦學，一些人更稱其為“黑校”。那麼，這些學校辦學條件究竟怎樣？它們又是如何理解自己的定位和存在的價值的呢？我們的記者採訪了位於北京石景山區的創新希望小學，這是一家已經創辦了五年，但至今仍沒有拿到辦學許可證的民工子弟學校。
來到學校，朗朗的讀書聲和其他的學校並沒有差別，但破舊的桌椅以及教室中間的煤爐，讓記者為這裡的孩子捏著一把汗。儘管同在一片藍天下，但校長李素琴還是不得不承認，他們和公立學校存在著巨大的差距。
李素琴：“當地的學校規模都挺好。跟咱們的一比，我們就是差了一節。如果本地學校能夠把這些學生歸納進去，我也希望這個學校不存在。”
但李素琴堅持認為，不應該用公立學校的標準來衡量民工子弟學校是否合格。因為公立學校的土地由國家劃給，收入主要來自財政撥款，學費只是一小部分。相反，民工子弟學校的所有收入都要靠學費，而且它們的學費標準還普遍低於公立學校，經濟條件決定了它們只能因陋就簡。“租人家房子要錢，而咱們資金又不怎麼富裕，所以就困難了。歸根到底是錢的問題。收費低，錢上不去。但是收費高，總不能不讓小孩上學吧。”
目前創新希望小學共有400名學生，每人每學期的學費是240元，一年兩個學期，所收學費是19萬2千元。但學校每年為校舍支付租金5萬元，16位教師每人每月工資500元，一年支出9萬6千元，教師伙食費每年6千元，水電費每年6千元，剩下的3萬多元既要應付學生活動的場地費、校車費，還要購置教學設備和維修房屋，可以説是捉襟見肘。在學校的教師食堂，記者了解到，包括李素琴在內的11名教職工每天都在食堂吃飯，一個月的伙食費一共是500元，平均每人每天只有1塊5毛錢。
食堂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不怎麼吃肉，就拿素油炒。”
在許多學生看來，不愛吃肉的李校長和她的同事們是一群寬厚和善良的人。每學期的學費，有就交，沒有就欠著，一些學生甚至從一年級欠到了六年級。
李素琴説，她儘量讓孩子們學好了，少交些錢。能開這個學校就儘量開。“這兒老師多教一個頂多辛苦點兒。作為一個老師多幹一點兒也累不壞。”
省吃儉用再加上勤勞苦幹，李素琴改變了許多孩子的命運，但她始終無法改變學校的命運。比如給教室安暖氣僅需要三、五萬塊錢，這筆錢李素琴籌劃了好幾年，但一直拿不出來。“為什麼公立學校就能辦得好，是因為國家投資啊，它能大把花錢需要什麼買什麼。條件好、有錢我也舍得往這上面投，可是現在就是沒有啊。”
不改善設施，就拿不到辦學許可證；但一個前景不明的學校，根本無法找到資金來源。這個怪圈常常讓李素琴感到疑惑，學校為那麼多孩子做了事情，但為什麼沒有人為學校做一些事情？據她了解，今年北京市的教育部門將參照公立學校的標準對民工子弟學校進行清理，沒有達標的將予以取締。也許下一個學期，李素琴再也不能像這樣帶著孩子們升旗了。“我們苦於別人不理解。實際上正是有我們這些學校的存在，這個社會才不亂。有的小孩都跟著媽媽撿破爛，是不是才有點亂呢？”
面對這種無奈，李素琴潸然淚下，她不知道那些交不起學費的孩子們能否在公立學校找到屬於自己的課桌。但她和她和學校還會繼續努力，就像黑板上寫著的這篇作文——“讓自己是最好的”。
雖然與公辦學校相比，民工子弟學校收費比較低廉，平均只有公立學校的一半左右。但這些學校又普遍存在著辦學條件簡陋、師資水平參差不齊、學校管理不善以及安全衛生隱患嚴重等問題。那麼，這些學校是怎麼出現的呢？
打工子弟學校開始出現于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最初是由於進城務工的外來人口繳納不起高額的贊助費和借讀費，但又不能荒廢子女教育的一種無奈的嘗試。經過10多年的發展，這些學校數量不斷增長，規模逐漸擴大，以廈門市為例，目前共有44所民辦小學，招收了22000多個外來人口子女，佔就讀的外來人口子女總數的56.5%，其他43.5%則在公立學校借讀。在武漢，有60%的外來務工子女在打工子弟學校就讀，在校學生約有6萬人。在很多城市，打工子弟學校成為解決外來務工子女上學的主要渠道和方法。
隨著打工子弟學校的發展，各地也明確規定了民辦學校的設置標準，應參照同級同類公辦學校的設置標準執行。1997年，國務院頒布實施的《社會力量辦學條例》又明確規定：“社會力量舉辦教育機構，不得以贏利為目的。”這使得這些由私人舉辦的打工子弟學校缺乏辦學積極性，因此大多數打工子弟學校發展只求量的增長，不求質的提高，教學質量難以保證。
2002年12月28日，全國人大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允許國家機構以外的社會組織或個人，利用非國家財政性經費，面向社會辦學，並明確規定了出資人可以從辦學結余中取得合理回報。法律的實行會不會給民工子弟學校帶來一個新的開始？這些民工子弟學校，能不能取得合法身份？
民工子弟學校，不管難，管也難
因為沒有合法身份，很多民工子弟學校中，老師背著非法辦學的包袱，學生戴著非法求學的帽子。眼下正逢學生開學的日子，民工子弟學校的老師和孩子們又面臨著辦學與入學的難題，這個難題也同樣擺到了北京市教育管理部門的桌上。
作為基層教育部門負責人之一，北京市石景山區教委副主任田利躍已經和民工子弟學校打了近8年的交道了，在教委工作了十幾年，他一直關注著這些學校的生存與發展。
田利躍表示，民工子弟學校離北京市的辦學標準，無論是硬體要求還是軟體要求差距都非常大。從這個角度上而言，它又沒有經過教育部門認定屬於非法辦學。而按照《義務教育法》、《教育法》的要求，非法辦學是應該取締的。
儘管《北京市社會力量辦學管理辦法》和《社會力量辦學條例》對社會力量辦學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但田利躍首先談到的還是民辦小學目前不明確的身份。區教委之所以不給石景山15所民辦小學發放許可證，田利躍的理由是他辦公室的這本1988年出臺的《北京市小學辦學條件標準》。文件規定，辦一所學校，是有嚴格的量化細則標準的。
他説：“從辦學標準上講，學校在教育設施上比如教室，應該有一個54平方米以上的標準教室，教室裏邊的教學設備包括課桌椅按現在標準應該是那種升降式的這種課桌椅，而採光是不少於11個燈管的採光度。”
田主任告訴記者，在今年，這本15年前的老標准將被淘汰。但即使是舊標準，對於民工子弟學校來説，也還是一道難以跨越的門檻。
記者來到了一所民工子弟學校。這所華奧學校已經搬進了樓房，在石景山區民工子弟學校中條件算是比較好的，但在這幢租來的樓房裏，記者發現很多教室的玻璃都用紙板代替著，教學儀器、音樂、美術和醫療設施在這裡也沒有見到。學校沒有操場，在樓前的空地上，記者只在靠墻的角落裏發現了一副雙杠。眼前的情景，可能是孩子們進行體育鍛鍊的另一種方式。
目前在石景山區，像華奧這樣的民工子弟學校共有15家左右，從第一家出現到現在已經過去了7、8年，7、8年間，儘管所有的學校都沒有達到辦學的標準，應該被依法取締，但是田主任告訴我們，幾年來他們做得更多的，只是對轄區內的學校進行了大規模的疏導與培訓工作。希望他們能審批成為正式的民辦學校，是田主任和石景山區教委其他同志真實的心願。但區教委的工作在這一點上卻一直都很矛盾。“我覺得從依法角度講，沒什麼為難的。他們是非法辦學，這點我覺得很明確，但是教育太特殊了，孩子們要接受教育。這些民工子弟想學習的願望是沒有錯。”
目前石景山區在民工子弟學校就讀的學生有8000多人，如果依法取締這些學校，8000多孩子喪失接受教育的權利是區教委無論如何也接受不了的事實。
矛盾雖然存在，但石景山區教委這幾年來也在通過公立學校來解決民工子弟讀書的問題。這些正在讀書的孩子大多數是外來務工人員的孩子，他們現在正在玉泉路小學——石景山區的一家公立學校裏接受教育。據了解，從去年開始就已經掛牌允許招收外來人員子女到公立學校入學。目前玉泉路小學有600多名學生，這其中，有近500名是來京民工的子女。整個石景山區開放的公立學校共有四所，接收的學生達到了5000多人。
但是田主任告訴記者，這樣一來，矛盾其實更大。公立學校收取的借讀費，遠遠不能支付學校對學生的正常投入，現在每個孩子的教育資金缺口在300元左右。2002年，石景山區教委為了讓公立學校接收5000多名民工子弟，對公立學校補貼了150多萬元，而這筆錢並不在區財政的計劃開支之列，至今這筆錢還在區財政賬上挂著。如果把其餘的8000多名學生也安排到公立學校中就讀，巨大的開支田主任不敢想象。這筆教育經費教委是出不起的。
談起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的上學問題，田主任經常會有左右為難的感覺，不知道該如何平衡資金與情感的矛盾。今年的9月1日對這些民工子弟學校來説，是決定他們去留的最後期限。那麼，這些民工子弟學校還能不能辦下去？怎樣才能根本解決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記者聯絡了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基礎教育研究所副所長趙學勤。
連線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基礎教育研究所副所長趙學勤
記者：“外來務工人員的子女流動九年制義務教育的實施提出了一些新的問題。你認為有什麼好的辦法能解決這個問題？”
趙學勤：“解決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問題，應該以進入公立中小學為主。另外，要採取多種入學形式。絕大部分學生希望到公立學校學習。公立學校的門檻之所以還沒降下來。我覺得，除了財力不足外，還有個認識上的原因。鄧小平早就提出，我們寧可犧牲一些經濟發展的速度，也要在教育上增加投入。但現在各級政府對教育重要性的認識還是有偏差的。這就使得在教育上的投入打了一些折扣。實際上，我們將來在這方面可能要付出非常大的代價。”
記者：“一方面民工子弟學校非常受歡迎，但另一方面它們中絕大多數還達不到公立學校的標準，也得不到政府的認可，那麼是什麼原因造成這種尷尬的處境呢？又應該怎麼樣來解決？”
趙學勤： “一些政府部門包括教育管理部門的負責人對這些學校的作用認識得不是很清楚，總希望把這些學校都清除了，讓流動人口子女都到正規學校去享受高質量的義務教育。其實，這只是一個美好的卻是很難實現的理想。所以， 核心問題在於給民工子弟學校有一個合法的地位。事實上，這些學校已經為政府承擔了一部分義務教育的責任。政府部門除了要給它們一個合法的身份以便加強管理外，對某些辦得比較好的打工子弟學校還可以給予政策上的支持。”
記者：“你認為今年9月1日開始實施的《民辦教育促進法》中哪些條文會對解決這個問題有所幫助呢？”
趙學勤：“《民辦教育促進法》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就是允許民辦學校在辦教育的過程中有一些合理的贏利。那麼這跟原來相比的差別是非常大的。”
城市規模越來越大，人口越來越多，許多外地務工者的子女將在城市裏成長，度過他們的童年。知識改變命運，學校是他們最大的希望。新學期伊始，這些孩子就學的現狀仍舊難以令人樂觀，他們眼睛裏的苦澀、困惑和渴望都無法讓人漠然以對。
民工子弟學校最後能否合法存在下去，對於這些孩子來説，他們能意識到的，可能是明天能不能繼續有一張書桌的問題，明天能不能繼續上一堂體育課的問題。但我們應該明白，他們可能會失去一個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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