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容救助：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標準？

央視國際 2003年07月03日 23:22

　　8月1日，國務院頒佈的《城市生活無着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將正式實施，各地收容遣送站將轉變為救助站。在收容遣送即將成為一個歷史名詞的時候，各地原有的收容遣送站正抓緊時間進行全方面改造。

　　記者：這是原來每個收容遣送站都必備的監視器，現在我們看到它們已經被蒙上了黑布，過幾天將被全部拆除。這些鐵柵欄也在全部拆除的行列，原來收容站每個房間的鎖，從房間裏面是打不開的，現在已經換上了新的鎖。

　　今天，全國一些省市救助站站長已經到達北京，他們此行的目的就是討論《救助管理辦法》實施細則，面對從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的跨越，他們實踐中都有什麼樣的困惑呢？

　　這些站長的擔心和困惑，將來就很可能會變成《救助管理辦法》實際操作當中面臨的難題。那麼，現在應該如何消除這些困惑，讓《辦法》真正能夠得到執行，讓真正需要救助的群體感受到制度的進步呢？

　　隨着收容遣送制度取消，這些天來，全國各地的收容遣送站都陸續摘掉了牌子。對他們而言，需要換的當然不僅僅是門口的一塊牌子，更多是要清除歷史遺留下來的收容色彩，改造成為流浪者提供服務的慈善機構。而按照什麼標準去改造，成為它們首先遇到的一個難題。

	西安救助站

　　十幾天前，西安市收容遣送站的牌子被這裡的工作人員摘除了，數十年的西安收容遣送工作開始正式隱退，強制遣送的工作內容在8月1日也隨之被溫情救助所代替。然而記者在採訪中發現：從“收容遣送”到“救助護送”，西安市救助站換的不僅僅只是牌子。

　　記者：這裡是個優美的地方，有鮮花,有綠草，還有漂亮的樓房，但是這裡既不是公園也不是賓館而是將於8月1日正式啟動的西安市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站。

　　這個救助站就是經過改造的原西安市收容遣送站，當記者來到這裡時發現，原來的牌子已被摘除，原有的收容人員已全部被遣返，這些鐵柵欄也將在幾天后被全部拆除。黨文善站長告訴記者：如果和那些被停用的監控器算在一起，他們就要白白損失掉130多萬元。

　　記者：那你們拆了不心疼嗎？

　　黨站長：我想現在不能談什麼心疼不心疼，我想必須是以大局為主。

　　黨站長説這個大局就是必須按照民政部的要求徹底消除監所模式痕跡。為了達到這個要求，在現場，記者看到原來各樓層之間限制人員自由走動的大鐵門已被拆掉，每個房間的門鎖也由從外面控制變成了從裏面控制，而對這些過去用來運載被遣送對象的警車，他們過幾天也要進行改造：一是要清除車內的鐵柵欄，把公安牌照換成地方牌照；二是要變顏色，讓它看著不像警車。

　　黨站長：因為它這個畢竟給人感覺這是強制性的，像個囚車似的，畢竟不適合救助這種對象來乘坐。

　　至於在其他方面如何改造，採訪中，西安市民政局副局長王曉軍説，民政部並沒有做具體詳實的規定。

　　王局長：這個沒有統一的要求。

　　為了保證救助站能在8月1日正式啟動，目前他們只能按照他們西安的實際情況做相應地改造。比如被救助人員的伙食標准將由過去的3塊變為6元，由一天2頓變為3頓，人均居住面積也由過去的不足1平方米擴展到了3平方米，過幾天他們還要為每個房間挂上窗簾，裝上暖氣和配備電風扇。為防止蚊蟲叮咬，救助站還特地為每個被救助者的房間按上了紗窗。

　　黨站長：就是讓被救助者最大限度地感覺在這兒就像在他們家庭一樣。

　　除此之外，仵國典副站長還説，屆時各管理科室的名稱也要改變，比如“收容審查科”將被改為“接收詢問科”，“管理教育科”將被改為“護理管理科”，“遣送安置科”將被改為“護送科”。管理模式也隨之由過去的封閉強制型改為開放服務型。被救助者只要符合條件就會來去自由並不收任何費用。

　　仵副站長：過去我們站裏説話比較生硬，比較大膽，罵人呀、打他呀，有時候甚至拿腳踢，現在就要由管理變服務型，作為我們的工作人員態度肯定要好，至少要把他們當作我們的姐姐弟弟一樣對待 。

　　採訪中，王曉軍副局長告訴記者：改造救助站，目前他們只能是摸着石頭過河，論硬體，他自己認為西安救助站的條件目前在西部地區也是數一數二的，但是由於國家目前對救助站還沒有一個詳細統一的建造標準，現在他也不好説他們這個救助站到底是合格、不合格還是超標了。

　　記者：6月24，深圳市收容遣送站和深圳市收容遣送站待遣分站的兩塊牌子從我身後的大門上摘除了，而新的救助站也即將投入建設。

　　在原深圳市收容遣送站待遣分站，記者看到，由於所有的待遣人員已經全部遣送返鄉，

　　站裏多年來第一次顯得空空蕩蕩，待遣分站的肖遵石站長告訴記者，他們也正準備利用這個時期對將來被救助人員的宿舍進行徹底的改造。

　　肖遵石（原深圳市收容遣送站待遣分站站長）：鐵門改為木制的門，鐵窗改成有不銹鋼的，帶有玻璃的窗戶，另外在大廳裏面，設一個34寸的彩電、地磚全部打掉換成防滑的一種地磚墻壁全部貼瓷磚。

　　深圳市規劃設計局工作人員：一週時間把方案定了，定了以後呢，跟收容站把這個問題再討論一下，確定方案以後我們可能再用一週時間就可以把這個事情搞定。

　　除了住宿條件的改善之外，深圳市救助站也為將來的被救助人員建立了一系列的配套設施，原本只為站內職工開放的健身房、檯球室、閱覽室、歌舞廳也都將進行全面的擴建、改建，並向被救助人員開放，甚至連救助站門前剛建成不久的一個正規網球場也將成為這些被救助人員的活動場地。

　　鐘關健（原深圳市收容遣送站副站長）：本來是職工用的，通過改造準備向救助人員開放，從而豐富他們的文體生活。

　　深圳市救助站的唐榮生站長也告訴記者，新站第一期改造、擴建的費用大約為300萬元。

　　記者：建這麼好的一個收容站，你覺得有沒有必要，對於這些救助人員來説有必要建這麼好嗎？

　　唐榮生（原深圳市收容遣送站站長）：這個見仁見智，我們要成為全國一流的收容站。

　　《救助管理辦法》實施細則出臺之前，很多城市都像西安、深圳這樣盡可能地提高救助站的改造標準。可是，各地的救助站有必要按照這麼高的標準建設嗎？新的救助站會不會成為一小部分人吃白食的地方呢？

	廣州救助站

　　和西安、深圳相比，廣州市對原有收容遣送站的改造進展更快，雖然新的牌子還沒有挂上，但是那裏已經在《救助管理辦法》實施之前，開始接收求助者。

　　記者中午12點來到廣州市原收容遣送中轉站的時候，這裡舊牌子摘掉的痕跡清晰可見，而新牌子要到8月1號才正式挂起來，但是，整個單位已經開始了救助工作。記者到的時間正是被救助人員吃飯的時間。

　　記者：剛打完飯，覺着飯菜怎麼樣？

　　收容人員：還可以的，肉都有的。

　　記者：你這是快吃完了，如果你這吃了不夠的話還能再加嗎？

　　收容人員：能，飯管吃。

　　記者：他們在吃飯的時候，你們按照什麼樣的標準？

　　馮紹裘站長：現在是8元錢一天一個人。

　　馮紹裘站長告訴記者，三餐中兩餐有肉是基本要求，救助者不用花錢，不用勞動，每人每天8元錢的伙食標準。記者粗算了一下，目前救助站裏的被救助者每人每天的伙食費就要上千元錢，一旦對什麼人無需救助不予界定的話，很有可能會人人員大量增加，目前6月份比5月份主動求助的人員已經增長了2.5倍。這個支出救助的制度剛剛開始，數字現在還是沒辦法統計出來。

　　難題之一：經費

　　每個求助者免費吃住，每人一套洗漱用具，這還不是最花錢的。按照國務院新頒佈的救助辦法，對待求助人員要提供五種幫助：提供衞生合格的食品；提供符合基本條件的住處；對在站內突發急症的及時送醫院治療；幫助他們和家屬或單位聯絡；對沒有交通費返回其住所或所在單位的提供乘車憑證；這些現在都對救助站提出了新課題。記者看到，幾乎所有的求助人員都在救助要求上填寫：要求回家。雖然國家頒佈的新的救助辦法中，僅要求救助所提出了提供“乘車憑證”，但是，目前由一個地區的救助所提供單純的文字憑證根本不可能讓求助者乘車，乘車憑證只能是花錢買來的車票。這位偶然進入鏡頭的工作人員，正準備送流浪兒童回家。

　　工作人員：你知道這情況了啊，一路上飯我來負責，你有什麼事就來找我，聽到沒有，我姓郭，知道吧。

　　記者：小朋友你多大了?14歲了。你離開家多長時間了？

　　收容人員：一年了。

　　記者：家裏知道你在這兒嗎？

　　收容人員：不知道

　　工作人員：這是16點59分開車，那還有一個小時，我4點鐘就要提前進站了。我們三個送他一個。

　　記者：為什麼要三個人送？

　　工作人員：為了安全，這孩子他還是兒童，未成年，路上時間很長，將近20個小時，主要是為了他的安全，互相照應一下，買飯了，具體辦些什麼事。

　　記者：就是説你們輪流值班。

　　工作人員：對，一定要值班。

　　記者：路上的費用呢？

　　工作人員：費用都是政府出。

　　三個人送一個兒童，還要給被救助者每人每天30元的伙食補貼，這樣下來送這一個兒童回家，救助所至少要花費2500元。

　　記者：6月份剛剛過去，整個6月份你們大約在救助人員身上的支出是多少？

　　工作人員：我們做了一個統計大概一個人平均支出600元左右，花在他身上的包括路費、生活費以及在站裏的一些費用。

　　吃住行救助站出錢在情理之中，但是一旦求助人員突發重病，救助站自己的醫務科往往起不了作用了。

　　記者在現場看到，一位求助者在6月28號申請救助，他因為不願意參與非法傳銷，被壞人打斷了兩根肋骨，來救助站當天，他被送到白雲區醫院，幾天來救助站已經為他抵押了四張額度均為999元的記賬單，雖然國家要求：一旦發現急症患者要立即聯絡醫院治療，但是病人的家屬遲遲不來領人交醫療費，救助站只能先墊付。

　　除了這個求助者，記者在採訪的時候，還恰好看到有的人直接將病人送到了救助站，最後也送進了白雲醫院，救助站又成了醫療費的承擔者。

　　工作人員：很現實，病號多了知道我們全部是國家負擔他們的治療，人家就會利用這種情形，就會過來求助，其實意思也想來治病，個人的負擔轉嫁給救助站了，所以我們很難避免的了。

　　在救助站，馮站長介紹説，雖然目前救助的人數還不多，但是社會上已經開始出現一種認為救助站可以免費吃喝送的錯誤觀點，究竟將來需要多少錢，站長馮紹裘的心裏完全沒有底。雖然國家的説法救助費用是地方財政支付，但是究竟該支付什麼費用，一共能給多少，目前國家頒佈的救助辦法只是草案，沒有細則。

　　難題二 救助誰？

　　在求助者吃午飯的時候，記者就注意到，前來求助的絕大多數人都是青壯年。

　　管理人員：他們也都是勞動力，都是身體比較好的，都是來想找活幹。到廣州找工作後來丟失錢糧的這樣比較多。

　　記者：能佔多大比例？

　　工作人員：像這種比例99%。

　　記者：你不擔心他們會産生一種依賴思想嗎？索性就在你這吃喝了？

　　工作人員：我們會跟他們談話、教育，希望他們早點回家，參加勞動生産。

　　記者採訪中發現，這位求助者居然是看報紙找上門來的本科大學生。

　　記者：怎麼想到來這兒來呢？

　　學生：我是在廣州日報上看到的。

　　記者：你自己身上還有錢嗎？

　　學生：現在是沒有錢，打算在這一邊接受救助一邊找工作。

　　記者：來以前打算找一個什麼樣的工作？

　　學生：我主要是搞市場營銷的。

　　記者：原來學過嗎？

　　學生：我是市場營銷專業畢業的。

　　記者：專科還是本科？

　　學生：本科的。

　　這樣的人又該不該救助站來救助呢？這位老人説話和行動不便，也不是廣州市人，不知被什麼人送到了救助站，工作人員只能是暫時照顧他並慢慢的打聽他的家庭住址。究竟什麼樣的人該救助，馮紹裘認為眼下還很難界定。如果任何人表明自己沒有錢不能解決吃住就進行接收，這個標準顯然偏低。畢竟，救助站不是福利院。如今已經有人利用救助站來為自己省錢。

　　工作人員：工作之中也發現有個別人帶有現金進來，要求求助的也有，我們就勸告他不屬於救助的對象不予救助。

　　記者：如果他只是説我沒有錢，你們也接受嗎？

　　管理人員：目前情況只能這樣。因為管理的細則沒出來，哪種人予以救助，哪些人不予以救助這個必須有一個明確的界定，我們工作就好開展了，第二個，經費要保障。

　　記者在救助站看到，無論是做飯送飯，還是打掃衞生，都是救助站的工作人員在自己工作，而這以前往往是收容人員的活，由於目前整個廣州市的救助站工作人員超過了700人，隨着收容站改成救助站，工作人員可能會嚴重超員。同時，救助的人員額度目前只能最多在數百人左右，這使得工作人員如何調整和以及救助場所的擴大和縮小都成了亟待解決的問題。而不斷增加的求助人員的如何妥善接收，是眼下頭疼的問題。

　　現在離《救助管理辦法》正式實施只有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了，各地在實際救助過程中的矛盾和問題也逐漸顯現出來。我們的記者進行了梳理，新的問題主要集中在錢從哪來？救助對象如何界定？救助標準是什麼？救助的時間應該有長？救助站應該建成什麼樣？等等。針對這些新問題，我們記者也與民政部取得了聯絡。據他們講，關於經費的問題，他們正在跟中央財政爭取，但能否爭取下來目前還是未知數，而救助管理新辦法將把哪些人界定為救助對象，我們從參與研討《救助管理辦法》的代表那裏了解到，有下面三種人可能獲得救助：一種是生活無着且自願求助的流浪乞討人員；另一種是生存遭遇危機、靠自身力量無法解決的特困人員（包括外來探親、務工、訪友、旅游等人員）；還有一種流浪兒童。

　　但是怎麼來確認這三種人，也是救助站面臨的難題。明天，民政部將組織全國十幾個省市的救助站的負責人在北京討論新救助辦法的實施細則。我們還了解到最新的消息，7月下旬民政部還將實施細則展開全國性的研討。以保證8月1 日新辦法的正式實施。那麼，其他國家和地區是如何實施社會救助的呢？

　　記者：我們知道印度和我國一樣，同樣是發展中國家，那麼據你了解，在印度流浪乞討人員問題嚴重嗎？

　　中央電視臺駐印度張謳：應該來説是比較嚴重的，印度和中國都是發展中國家，許多社會問題十分近似。但是這個兩國的政治體制和文化差異比較大，所以對於類似的問題處理方法也不太相同。印度各個城市的嚴重問題主要是貧民窟問題，貧民窟裏的人大多是來自貧困鄉村，一部分人來到城市裏當廉價勞動力，他們的收入只能填飽肚子。另一部分人靠拾垃圾和討飯被印度每年熱死和凍死的這些問題不是收容所就能解決的，所以印度沒有收容所之類的這些機構。

　　記者：那麼在你所居住的城市裏你有沒有遇到這樣的流浪乞討人員？

　　張謳：這個問題是每天都能見到的，他們主要是集中在路邊，只要車一停下來，他們就是敲打你的窗戶要一些吃的東西，他們晚上住在橋下面，看樣子是非常悽慘的。

　　記者：印度有沒有統計過，這些流浪乞討人員有多少呢？

　　張謳：現在統計來講數字不太一樣，應該説100多萬人。

　　記者：那麼印度政府對這些流浪人員採取了什麼樣的救助措施呢？

　　張謳：印度政府中有社會福利部，它們這個部門主要是負責管理低種姓少數民族殘疾人和街頭乞討者。1998年這個福利部更名為社會正義與權利部，除了負責原來的事務外，還負責動物福利。印度政府部門主要是負責政策制定，但是資金有限，所以政府採取不了什麼具體的措施來解決這些問題。那這樣的話這些流浪人員的生活又該怎麼辦呢？真正的慈善救助是由宗教組織來完成的，印度是一個宗教大國，80％的人信仰印度教，其他人信仰錫克教、耆納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這些宗教組織，主要是定期施捨粥飯，幾乎形成一種習慣了，每個星期在固定的時間和地點寺廟裏都要來一些幫工，定期發放水果和食品，每人一份，發完為止，由於受宗教影響，這些流浪漢的犯罪率並不高，也不會影響社會安定。但是貧民窟卻成了阻難社會發展的一個很大的障礙。

　　記者：那麼根據你的了解，印度政府方面現在有沒有計劃解決這些問題呢？

　　張謳：從現在來看還沒有，印度獨立已經50多年了，這個問題一直沒有解決。

　　印度政府無力出錢救助數額龐大的流浪人口，那麼，發達國家有沒有力量給流浪乞討的人提供幫助呢？

　　記者：屈小平你好，據你了解，美國對於流浪乞討人員的救助情況是怎樣的？

　　中央電視臺駐美記者：我現在就在美國紐約的一個無家可歸人員的救助站，這個救助站共救助了410個無家可歸的人。在美國救助站是分為這樣的，男性 、女性和家庭三種形式。那麼現在觀眾所看到的這個收容站收容到的這410個人都是男性。在全美國都有救助站的這種體系無家可歸的人來到這裡，救助站的人會給他們提供住宿，了解他們的困難並幫助解決，幫助他們回到社區。

　　記者：現在這些流浪人員有多少，有沒有一個統計數字？

　　屈小平：管理這24家的收容機構的派克先生告訴我們，在美國有350萬的無家可歸的人，其中有135萬是兒童，那麼像現在這樣的機構。在紐約是有500家，最大的可以容納1000個人335個家庭，最小的只能容納十幾個人。

　　記者：人們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無家可歸而需要幫助，比如有的人有精神健康問題、吸毒問題和嗜酒問題還有教育方面、父母領養和兒童照料方面的問題。根據不同的問題需要我們的幫助。那你能不能跟我們介紹一下你現在所在的救助站的情況。

　　屈小平：這裡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床，也有自己的保險櫃，除了生活設施、配套設施一應俱全之外，它們還有圖書館 、醫務室 、閱覽室，還有計算機房 、健身房等等這種學習場所，還包括宗教活動的場所也都是相配套的。

　　記者：那這樣的話這些救助站的資金怎麼解決呢？

　　屈小平：美國的收容救助制度是這樣的，它分兩塊、兩種形式，一個是由政府資助的，一個是由社會各界捐資資助的。政府資助包括聯邦政府 、州政府，還有市政府的資金的投入，社會的捐贈這塊就包括慈善機構、教會以及一些個人、企業社會的一些團體等等。

　　記者：根據你了解到的情況這些救助站有沒有遇到什麼新的困惑和問題呢？

　　屈小平：派克先生在接受採訪的時候也對我們説，他們目前面臨的最大的挑戰也就是資金缺乏的問題，因為他要為這些無家可歸的收容的救助的這些人員提供越來越多的更好的、 優質的服務，那麼就需要越來越多的資金的注入。那麼目前他們面臨的最大的困惑和挑戰也就是資金來源的問題。

　　看來各國都面臨缺錢這樣一個難題。而我們最擔心的是，從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一些地方一時的矯枉過正，反而會讓一項好的制度難以為繼。

　　救助管理制度的出發點是為了給真正需要救助的人雪中送炭，但又不能養懶漢，給不勞而獲的人吃白食的機會，否則，這項制度的實際作用無疑將大打折扣。那麼，應該如何設計一個更加公平合理的制度？我們採訪了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的周漢華先生，他一直在關注我國收容制度的改革。

　　記者：我的同事調查了幾個正在建設的救助站，發現有的救助站建得標準非常高，個別的甚至可以用豪華來形容，那麼在你看來我們的救助站應該建成什麼樣子？

　　周漢華：我們的這種對流浪乞討人員的救助水平我認為應該是低於三條社會保障線的保障水平。那我們現在最低生活保障線的保障水平實際上是非常低的。據我所知很多的在低保障狀態之下的家庭或者説人口他們甚至吃肉都成問題。我想用這個標準來説，如果把一個救助站修得像一個賓館一樣，那顯然會造成很多負面的影響。

　　記者：比如説有什麼負面影響？

　　周漢華：一個就是它和我們這種社會保障制度不協調，我剛才説到了，我們現在是下崗失業和最低生活保障三條生活保障線，這還只是在城市。那麼在農村的話我們連基本的治療保障制度都沒有，所以這時候如果在城市建一些超豪華的或者説超標準的一種救助站顯然會使在其他的保障制度下的人群蜂擁而入，最後我想可能願望非常好，但是最終這樣的救助站可能會不堪重負。

　　記者：但是也有人很樂觀地認為被救助的人數將會大大減少，因為在將來被救助的人群中不再包括三無人員。

　　周漢華：我不能同意這種意見。因為對於現在的《救助辦法》來説到底是由哪些人構成，這個生活無着的流浪乞討人員沒有一個特別明確的標準，當然不會有三無人員，這是肯定的。但是你怎麼能夠認定誰不是流浪乞討人員，不是生活無着的流浪乞討人員呢？

　　記者：事實上我們的記者已經發現，現在就有很多被救助的人員不願離開救助站。如果他們選擇長期留在救助站是可以被允許的嗎？

　　周漢華：確實有這種可能性，雖然這個救助辦法規定是臨時性的措施，但是有一定的困難。因為現在從《救助辦法》裏面來説沒有什麼非常具體的對這種行為加以解決的一些手段，不斷對一部分長期居留不走的。而且如果因為救助標準比較高來吸引大量的生活比較困難的人員，本來不是生活無着的流浪乞討人員也涌向救助站，我想救助站也會面臨不堪重負的後果。

　　記者：這也是現在救助站的工作人員最擔心的一個問題。

　　周漢華：我想這個擔心是有合理的根據的，尤其是考慮到地方財政現在普遍比較吃緊的現狀，尤其是考慮到一些局部的地區可能這樣的擔心是非常現實的。

　　記者：其實現在不光是救助站擔心人滿為患，很多市民也在擔心廢止收容制度之後可能會給城市治安帶來一些問題。

　　周：這個我覺得是非常合理的擔心，因為我們知道這個流浪乞討人員實際上對流浪乞討人員的規制實際上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那麼許多國家甚至到今天仍然對這種流浪的行為加以嚴格的禁止的。那麼其他一些國家就是説如果不通過刑法來規制的話，也通過這種行政的方法行政法的方式加以規制。比如説特定的地方你不能來乞討的，這個並不屬於限制人身自由，也不會走到原來的路上去。我想這有一個基本的觀點必須明確，沒有任何一種權利是絕對的，也沒有任何一個權利是不會跟其他的權利發生衝突的。我想我作為正常人，我們走在馬路上，我們自己開車，我們自己騎車都要受到規則的約束，這並不是對自由的限制，而是使你更好地行使你的權利和自由。

　　在新的《救助管理辦法》頒佈後，針對新出現的一些矛盾和問題，很多媒體和專家也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1、 針對於新的救助辦法實施後，可能會出現養懶漢的問題，民政部社會福利和社會事務司副司長張世峰表示，新的救助制度是臨時性的社會救助措施，它只是解決流浪乞討人員臨時的社會生活困難，應該有時間限制，受助人員不可能長時間住在救助站。同時張世峰指出，這些人最終的出路是要回歸家庭，並與其他社會保障制度有效結合起來。

　　2、 而對於如何保障救助站的經費問題，東北師範大學政法學院副院長趙繼倫建議，相關部門應設立救助工作所需要經費的最低保障限額。同時成都救助站日前也發出呼籲：為達到救助流浪者的目的，請求成都市全體市民不要再隨意掏錢捐助街頭流浪者，而應把愛心和力量投入到福利機構和社會救助體系。

　　3、如何明確救助對象的具體範圍，讓救助辦法真正落到實處，《人民日報》則呼籲，要加緊出臺實施細則，細則中要明確建立一個良性的運行機制，從申請到接受救助，各個環節都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程序，讓應該接受救助的人得到快捷有效的救助。

　　社會救助應該是社會保障體系的最後一環，這一制度能否建立運做，現在還存有不少障礙。我們除了需要加強制度本身的可操作性，更需要努力完善整個保障體系。從這個意義上説，今後走進救助站的尋求救助的人倒是越少越好，因為這才能證明整個社會保障體系是成功的。（《經濟半小時》記者壽蓓蓓、盧小波、馬洪濤、張志禹 周人傑 熊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