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人生——林毅夫

央視國際 2003年05月02日 22:38

　　假如有人問你，世界上最漂亮的經濟學研究機構在哪？那我來告訴你，就在北京大學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這裡在清朝的時候曾經是清王府。雖然歷經了上百年的滄桑變革，但是神韻猶存。在這，你能夠感覺到它所沉澱的厚厚的歷史和文化氣息，整體給人感覺是非常的古色古香，但即便如此，在這裡匯集的卻是一批中國思想非常新銳的海歸派經濟學家。今天，我們就要來探訪它的主人——林毅夫。

　　照片上的林毅夫，氣質溫文爾雅，但他的確是我國最富傳奇色彩的經濟學家之一。他出生台灣，卻選擇祖國大陸為自己的事業歸宿；他曾經是台灣國民黨軍隊的上尉連長，現在卻已躋身中國當代最知名的經濟學家行列。林毅夫，1952年出生於台灣宜蘭，從小家庭拮據，既要讀書又要忙家務活。林毅夫的童年跟其他的窮苦孩子並沒有兩樣，但父親的啟蒙教育卻為林毅夫的命運埋下了傳奇的種子。

　　林毅夫：我父親以前常講故事給我們聽，《三國演義》啦、忠孝結義這樣的故事講得很多。這使我覺得童年是最愉快的時光。

　　沈冰：在他講的那麼多的歷史故事，包括後來自己讀的那些歷史掌故當中，哪個人物給你印象最深刻？

　　林毅夫：我印象比較深刻的，其實是像王陽明這樣的人物，我覺得對我印象很深刻。因為中國人的歷史上講“內聖外王”，像王陽明，他處在明朝，當時的社會可以講出現很多問題。後來王陽明自己提出了“致良知”“心學”。他一方面是在學問上有很大的突破，其次我們知道他在歷史上也做了很多貢獻，平定“寧王之亂”等等。我覺得他確實能夠在道德學問上自己有很高的提升，同時對歷史、社會也做了很大的貢獻。

　　沈冰：好像在你的感覺當中，一直是把國家的利益放在你個人理想之前。我記得北大的前校長丁石孫先生曾經對你有過這樣的評價，他的大概意思是説：很多人在年輕時候都會有夢想，都會有對未來的憧憬，但很多人就停留在夢想的階段了，但林毅夫卻是一個有了夢想並且能夠去堅持、去追求它的這麼一個人。那麼你年輕時候的夢想是什麼？

　　林毅夫：其實年輕的時候自己覺得應該做一些超過自己為自己設想的事情，對國家、對社會總有責任嘛。我古書看得比較多，總覺得知識分子應該以天下為己任。

　　沈冰：你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曾經給你的表兄寫信，信裏面就提到了建都江堰的李冰父子？

　　林毅夫：對，是的。我對李冰父子印象也是比較深刻的。那是我回到國內來以後，79年到四川成都去，站在都江堰旁邊，那種心情我真是非常地激動。幾千年了，四川是天府之國，就是因為建了都江堰。我覺得，一個人做事情應該就是以李冰父子這樣的人作為榜樣，能夠做一點事情，盡你的力量去做，這樣可以對人類社會，而且不僅是對當時、可能對未來還有很大的貢獻。

　　沈冰：所以後來你就一直是在追尋這樣的夢想，要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強盛和振興在追求。

　　林毅夫：應該這麼講，比較好聽的話是不失赤子之心。但從另外一個角度講，我是沒長大，還是追求年輕的時候那些想法。但是因為年輕的時候已經想清楚了，所以也就不再想了。只不過就是做的問題。

　　林毅夫確實是一個敢想敢做的人。年輕時的林毅夫因為品學兼優，是台灣國民黨軍界的明星式人物。1979年，他27歲，擔任台灣金門馬山哨所的上尉連長。但就在這個時候，他卻冒着生命危險從駐地游泳橫渡台灣海峽來到了祖國大陸。他的這一舉動在台灣引起了巨大震動，也讓很多人頗為費解。

　　林毅夫：大陸這個地方當時有十億人，台灣只有兩千萬人。以前孫中山國父曾經講過，他説一個年輕人，如果你有千萬人的能力，那你的心就應該為千萬人服務，如果你有億萬人的能力的話，你的心就應該為億萬人服務。中華民族的復興肯定是要億萬人的復興，不是兩千萬人的復興，而且我認為是億萬人的復興對這兩千萬人的復興或是興盛，也會提供一個更好的條件。所以我認為，如果在台灣我只是為台灣兩千萬人服務，沒有辦法為大陸的億萬人服務。如果我到大陸來，能夠對億萬人服務，我也同時為台灣的兩千萬人服務。

　　沈冰：選擇來大陸做你是不是覺得中華民族的希望是在大陸？

　　林毅夫：應該是這樣的。因為台灣做得再好，它的局限性確實還是比較大。更何況台灣真的要發展得好，還是必須跟大陸結合在一起，才能發展得更好。

　　沈冰：你是什麼時候形成這樣的一個判斷？就是中華民族的未來、希望應該在大陸這邊？

　　林毅夫：觸動很大的是當時我在金門，看著大陸的山水，每天就望著那些山，那真的有江山如此多嬌的感覺。像一個呼喚、像一個母親對兒子的呼喚那樣的，就站在那個地方看，我真的是每次看到這個，尤其是早晨的時候，隔着一層層霧，隔着這樣一個短短的海峽，那真是一幅圖畫。

　　1979年，剛剛來到祖國大陸的林毅夫進入北大學習。正好趕上剛剛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舒爾茨來到北大演講。校方安排英語底子比較好的林毅夫給他作翻譯。這個機緣讓林毅夫從此踏上了經濟學研究的命定之路。

　　林毅夫：當學者呢，這也可以講説是必然，也可以講説是偶然。我幫舒爾茨先生做翻譯，他對我的翻譯比較滿意，所以他回到美國去以後，給我寫了一封信，説如果你願意來美國讀書的話，我可以給你安排獎學金。我當學者有偶然性，因為要是沒有碰到舒爾茨的話，大概也就不見得會真正地成為經濟學家。

　　1982年，林毅夫在北大碩士畢業後，應舒爾茨的邀請來到芝加哥大學攻讀農業經濟學博士。四年後，他成為同屆學生中第一位拿到博士學位的人。他的畢業論文《中國的農業改革：理論與實證》被舒爾茨教授譽為是新制度經濟學的經典之作。

　　到美國學習，對於林毅夫來説，還有另外一個重要意義。1979年，當他離開台灣來到祖國大陸的時候，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都留在了台灣。當林毅夫到達美國後，他們一家人才有機會團聚。

　　林毅夫：我是82年到了美國，她是83年元旦到了美國。

　　沈冰：那個時候你們已經有四年時間沒有見面了。

　　林毅夫：對，有四年時間沒見面。

　　沈冰：當時見面那一刻的情景肯定還記得吧？

　　林毅夫：那應該是小説家來寫的事情，當然是比較興奮了。

　　沈冰：你當時離開台灣的時候告訴她了嗎？

　　林毅夫：我就跟她講，也許我此去，你就像王寶釧一樣，要孤守寒窯18年才能見面。但當時都是用戲説的方式，都不是説我就要走，而是説如果這樣的話會怎麼樣，只是戲説的方式開玩笑。她講説，你還是覺得該怎麼做就怎麼做，然後她説她會堅強，她就這麼説。

　　沈冰：我相信，那段時間對她來講壓力肯定是很大的。

　　林毅夫：我想比我大，這一點真是比我不容易。一個丈夫突然間消失了，她要承受的，一方面是社會壓力，另一方面還帶兩個孩子，所以這個真是不容易。

　　沈冰：她後來抱怨過你嗎？有沒有説到你“太狠心了，林毅夫你太狠心了”？

　　林毅夫：她一直沒有講過。她承受多少苦，也對我沒有過抱怨。

　　沈冰：你覺得她也很堅強？

　　林毅夫：是。

　　沈冰：那後來你這次回國跟她商量了嗎？

　　林毅夫：回國這是要商量的。其實我是86年在芝加哥大學畢業，我本來是畢業馬上就回來。但是她在美國的課程還要再一年，所以我就在那邊等了她一年。等她那一年我是到耶魯大學做博士後，等到她畢業以後我們就回來，這個當然是商量了的。

　　雖然林毅夫一再強調，在回國這件事情上是和太太商量過的，但我還是能夠很明顯得感覺到，他回國的信念從來沒有動搖過。即便當時在美國有很多的大學和研究機構都向他發出了邀請，即便80年代的中國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都遠沒有今天這麼好，他還是回來了，成為我國改革開放後的第一位經濟學博士。

　　林毅夫：剛回來的時候，因為大家不太相信我會回來。

　　沈冰：不太相信？

　　林毅夫：不要説在美國拿到經濟學博士學位，其實當時在社會科學拿到博士學位的也還沒有人回來。所以我跟國內寫信説“我想回來”，大部分人口頭上表示歡迎，可是不認為我真的會回來。

　　沈冰：就是大家以為你也是客套客套，然後他們也跟你客套客套，但你當時怎麼想的呢？

　　林毅夫：我想，我79年冒着那麼大的危險回來，我現在能夠這樣安安穩穩的，當然更應該回來了。

　　沈冰：在回不回國這個問題上，對你來講是沒有第二種想法和考慮了？

　　林毅夫：一般是我想做一件事以後就不太想説要不要做了。當時就把它想清楚，事後就不後悔，這個事繼續做就是了。

　　沈冰：回到這邊來兩個孩子適應得好嗎？

　　林毅夫：他們還相當不錯。我女兒小學的時候寫過一篇作文，讓我感到特別的感動。她在小學作文裏寫到，當時她在華盛頓讀書的時候，有一個很要好的朋友叫布蘭達，布蘭達是墨西哥人。她説她要回國之前，有一個下午跟布蘭塔在草坪上坐著聊天。她跟布蘭達講，説她準備回國，布蘭達就特別羨慕她，説至少你回去一個很有希望的國家。

　　我猜想，讓林毅夫到今天都還很感動的，就是布蘭達説的，中國是一個很有希望的國家。1987年回國之後，林毅夫將他的全部熱情和才智都投入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工作。直到1994年，他和幾位海歸派經濟學家一起，創建了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林毅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對我後來其實幫助非常大，不僅是從理論上來了解中國社會的各種制度是怎麼樣來形成、怎麼樣來變革，而且可以了解當時在變革的時候，遭遇的困難是什麼、思考的問題是什麼，對我後來做學問幫助真是非常大。

　　沈冰：那後來怎麼會有想法要自己來組建一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林毅夫：往市場經濟再過渡的話，原來計劃經濟體系的那些教育，還有當時的一些理論就不完全適用了。當時北大的校長是吳樹青，他對這個想法特別支持，當時我跟他他們談説成立一個新的研究單位，用一個比較寬鬆的環境吸引在國外留學回來的人到北大來。

　　沈冰：而且這個研究中心非常的美，我感覺到似乎是把你很多的心血、很多的夢想都承載在這裡。

　　林毅夫：因為時代給我們這個機會，北大給我們這樣一個平臺，所以我想我是抱着比較感激的心情在生活的人，我覺得這個時代太好了，中國是一個轉型跟發展同時發生的社會，有太多現在的理論不能解釋的現象。而現在的理論不能解釋並不能代表它不能用理論解釋，只不過跟現有的理論不太一樣。那麼我希望在這個地方，能夠集中一批優秀的教授同時培養出一批優秀的學生，把中國的改革跟發展的經驗好好地整理。所以我常想説，這個地方可能會成為諾貝爾經濟學家的搖籃，而且時間也許也不會太遠。

　　沈冰：紮根在了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這塊土地上，並且是想在這裡通過自己還有很多同事、志同道合的人的共同的努力，把你們的夢想再一代代這麼傳下去。

　　林毅夫：中國的知識分子一向以天下為己任，一代一代的人會共同抱着這個目標，為了一個更美好的社會，為了一個更美好的將來，大家都會在他所在的時代裏面找到一個定位，然後為自己也為這個社會做出貢獻。

　　一談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林毅夫就顯得格外興奮。他帶我參觀了這兒的每一處亭臺樓榭，並且都能如數家珍般地説出這兒的歷史掌故。尤其是在致福軒，我感覺林毅夫在那兒找到了最大的共鳴。

　　林毅夫：清朝晚年戊戌變法的時候，慈禧太后她反對變法，但八國聯軍入侵使她了解到世界的潮流不能夠改變，所以就把原來的這個六部尚書等等改成內閣制，內閣制的詔書就是在這個致富軒裏面擬的。所以我説這個地方對研究改革是有歷史傳統的。

　　沈冰：那你每次在那寫文章豈不是也會想到那一幕？

　　林毅夫：是啊。所以我寫了一個《萬眾苑記》，就想説這個100年來的歷史，有那麼多知識分子希望中國富強起來，大家的心是相同的。那我們非常慶幸能夠重新使用這個園子，做同樣的事情，希望為中國的富強集合大家的力量做點事情。

　　這裡是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會議室——萬眾樓，但在林毅夫的記憶當中多了一幕傷感。2002年6月，林毅夫在這裡佈置靈堂，紀念他剛剛在台灣去世的父親林火樹。父子倆分別23年，只相聚過兩次，所以一提起父親，林毅夫便難以抑制心中的傷痛。

　　1979年以後，林毅夫一直沒有機會再回台灣家鄉看一看。1996年，林毅夫的母親在台灣去世，林毅夫回臺奔喪的願望，由於台灣有關方面的阻撓，未能成行。2002年，林毅夫的父親去世，林毅夫再次向台灣當局申請回臺奔喪，他的申請在台灣社會引起了巨大紛爭。為了平息這場紛爭，林毅夫最終選擇不回台灣，而在北京遙祭亡父。

　　林毅夫：我父親是一個很有正義感的人，他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但他記憶性特別好，給我們講很多忠孝結義的歷史故事，鼓勵我們要做個有成就的人。

　　沈冰：所以最後要以這樣一種方式來跟父親告別，包括當時母親也是以那樣的方式告別，可能都是很無奈的，也可能真的使你終生會以為憾事。

　　林毅夫：不過我想他能理解。因為他小時候也常講以孝做忠的這種故事。我想他能理解，對我母親我也是。

　　沈冰：父母都沒有責怪過你，其實後來台灣當局也已經同意了你的申請。後來為什麼還是堅持着不回去了？

　　林毅夫：回去以後可能引起更多的台灣社會的紛爭吧。我想我並不是不愛台灣，我是愛台灣的，所以我一直希望不要因為我個人給台灣的社會帶來太多的紛爭。這樣的話我父親可能心裏也不安定。我對我母親真的也是特別地懷念。

　　沈冰：我想我們都能理解你對父母的這種愛和懷念。

　　林毅夫：不見面是遺憾，不過我想他們在內心裏面還是會感到高興，我做了我想做的事。我做了一個他們從小想培養的對社會有責任感、對自己認真負責的孩子。在這一點，我雖然有遺憾，那我相信他們要是有在天之靈的話，可以不斷看著我。即使他們離開了我，我也沒有忘記他們小時候對我的期望。

　　沈冰：在你經歷了妻離子散、生死不知，在你又經歷了子欲養而親不在這些人生的情感當中最大的傷痛之後，你有沒有後悔過當時做了決定？

　　林毅夫：這個倒是從來沒有過的。我心裏一直很坦然。因為我覺得我做的事情是對這個社會有利的，在考慮事情的時候，我一向是把這個社會群體作為我選擇的一個參考係，第一個參考係。因為我常跟學生説，一個人一輩子要追求一個可以追求一輩子的目標。那麼我想，我是這麼説的，我也這麼做的。

　　沈冰：台灣對於你來説，除了它是生你養你的一個故鄉之外，還意味着什麼？

　　林毅夫：在大陸最懷念的還是台灣的山水。小時候是每天一齣門就看到山，當時騎自行車不遠就可以看到大海，所以我總覺得好像自己的生命的歸宿。

　　沈冰：是不是覺得很矛盾？

　　林毅夫：也可以講是有點矛盾。不過我想，台灣的前途，台灣人真正的出頭天還是保持它經濟上面的繼續發展，而要保持它經濟上面的繼續發展必須有一個很大的腹地。大陸是最大的腹地。兩岸如果真正地實現三通，將來實現統一，我相信台灣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影響都會遠遠高於台灣人只在台灣。

　　沈冰：你每次到國外去參加一些會議也好，參觀訪問也好，如果別人不認識你，問你是從哪來，你是哪人，你會怎麼回答他們？

　　林毅夫：我一般會講我是中國人，因為台灣人就是中國人。但在大陸，我會講我是台灣人，因為就像在大陸人家問你從哪來，你會講我是北京來的或是我是上海來的，那在大陸人家問我，我會講説我是台灣來的。

　　沈冰：像李冰父子一樣，能夠為中華民族未來的昌盛要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這樣一個信念、這樣一個夢想。到今天，你覺得你的夢想算是實現了？

　　林毅夫：這是一個很長遠的目標，歷史才能證明。而且我相信我不會做到像李冰那樣的，但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它是一個理想、它是一個目標，那我也在努力，盡我最大的努力。

　　沈冰：有人説林毅夫可能是中國最有希望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人，你認為呢？

　　林毅夫：我想這是對我的鼓勵。但是我認為這不會是事實。

　　沈冰：為什麼？

　　林毅夫：在我這一代，我只是一個開拓者。我可以做到讓我的學生、讓我的同事，假如説研究中國問題，那麼可以提出新的理論，在國際上可以有一腳之地，要拿諾貝爾獎的話，需要一代人、一整代人兩代人的努力。

　　我曾在北大作過林毅夫幾個月的學生，他的課很受學生歡迎，每次課堂上都是笑聲掌聲不斷。我記得他曾經在課堂上跟我們説過，在中國作經濟學研究是非常幸運的，因為在當代中國有太多的經濟學問題值得研究。他也説，在中國作一名經濟學家，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情，儘管對於林毅夫來説，這份快樂是那麼的來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