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大多數人認為沒問題的事情，在本世紀初卻是困擾婦女們的一個大難題。長期以來，生孩子對於女人們來説，是一項埋藏著危險的特殊任務。但是，她們卻無法推卸這項任務。

　　20年代，北平市衛生處為了減少産婦死亡的現象，規定産婆必須經考察發給執照，才能正式開業。但是，當時並沒有專業人士對産婆進行專業培訓。此時，楊崇瑞正為改善婦女生育狀況而倡導開展助産教育。看到這樣的情況，她決定先從培訓舊式接生婆做起。

　　1928年，楊崇瑞開辦了第一個産婆培訓班，首批招收了30名平均年齡54歲的接生婆，教給她們消毒和臍帶處理的科學方法。這一年，楊崇瑞還在中華醫學會年會上宣讀了提倡助産教育的論文，發起創辦助産學校。當時正值南京政府衛生部成立，部長薛篤弼和教育部官員王世傑對此事都很熱心。在北平方面，社會知名人士李德全同楊崇瑞等五人迅速組成了産科教育籌備委員會。1929年1月，國民政府衛生部和教育部正式批准成立國立第一助産學校。

　　“犧牲精神，造福人群”。這是國立第一助産學校的校訓。楊崇瑞對學生們的嚴格要求，來源於她自己的求學經歷。1910年，19歲的楊崇瑞考入協和大學醫預科，兩年後，升入以校風嚴謹，考試苛刻著稱的協和女醫學院。1917年，她成為中國第一個女醫學博士。後來，她又赴美國霍普金斯大學深造。20年代，先後在協和醫學院擔任婦産科專任醫師和公共衛生科講師。可以説，國立第一助産學校與協和醫學院有著或多或少的血緣關係。楊崇瑞想將它辦成培養助産人才的“黃埔軍校”，讓畢業生像種子一樣撒遍全國，普及助産教育。她特地聘請自己的好友，協和醫院的産科專家林巧稚博士講授産科學。為了讓學生們畢業後能承擔在各地開辦助産學校的重任，楊崇瑞提倡實踐與理論並重。當時著名的社會學家潘光旦，就為學生們開設了優生學原理的課程。這位清華大學的名教授，在課堂上十分風趣，給學生留下很深的印象。

　　“七七事變”之後，楊崇瑞穿上軍裝，奔赴漢口組織傷兵醫院。後來又到重慶等地籌辦兒童保育院。她的學生左奇此時已參加了新四軍，活動在洪澤湖一帶。

　　在三十年代的中國農村，難産時能遇到左奇這樣的專業人士，這種機會可以説十分渺茫。直到建國以後，很多邊遠地區仍然沒有普及新法接生。

　　袁寶煥一共生了9個孩子。曾經多次靠大女兒阮春蘭的幫助才完成分娩。

　　現在，鄉長阮春蘭經常協助一些衛生機構在家鄉開展生育健康服務。

　　1995年，阮春蘭的妹妹阮春蓮，經過培訓之後，成為村裏的婦幼保健員。三年多來，她已經順利地接生下48個嬰兒。全村人都很尊敬她。而對於阮春蘭來説，她自己也是生育環境改善以後的受益者。

　　醫學技術的發展，使生育過程越來越安全、舒適。而各種便捷的節育措施也使女性可以控制自己生育的時間和數量。1998年的統計數據表明，全國的人口自然增長率為9.56‰。

　　早在1932年，楊崇瑞就做過一項調查，結果使她十分震驚。有的婦女一生竟然生育了15胎之多，卻又因無法避免而苦惱。第二年，她在東單煤渣衚同46號開設了節育諮詢門診。並請社會學家一起參與宣傳。

　　在北平《晨報》的“人口增刊”上，社會學教授陳達發表了許多宣揚節制生育的文章，雖然並沒能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但也沒有受到來自官方的阻力。而在1916年的美國，一個叫瑪格麗特山格的女性，卻因宣傳節育受到當局的監禁。

　　1936年的秋天，山格夫人來到中國北平。此時，她已經是全美節制生育聯盟的主席。到前門火車站迎接她的，正是邀請她來華講學的國立第一助産學校校長楊崇瑞。演講地點安排在協和醫院禮堂，題目是“節制生育的各種措施及今後的展望”。大約有1600多人聽了這次講座。山格夫人並不是第一次來中國。1922年，在沙灘紅樓北京大學的學生們最先聽到了這個來自美國的執著的聲音。當時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胡適，執筆撰寫了山格夫人演講的廣告，刊登在《晨報》副刊上。並且親自為山格夫人充當翻譯。一直陪同山格夫人訪華的，除了胡適外，還有哲學系教授張競生。張競生是廣東饒平人，1920年，他結束了7年的留學生涯，從法國巴黎回到故鄉。當時的廣東省軍政府正在招賢納才，留法的哲學博士張競生受到了省長陳炯明的重視，準備委以重任。

　　20年代的廣東，幾乎每個家庭都妻妾成群，兒孫滿堂。張競生的節育主張因此被陳炯明罵為神經病。1921年，張競生應友人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蔡元培與張競生結識于留法期間，也贊同他的節制生育的主張。山格夫人到北大演講那天，蔡元培先生特別在《北大日刊》上發表了一篇校長啟事。在論述節制生育的重要性時，他提到了“馬爾薩斯人口論”。三十八年過去，另一個北大校長馬寅初，卻因所謂“新馬爾薩斯人口論”的罪名，被解除了北大校長的職務。其實，馬寅初先生理論的核心也就是提倡節制生育。今天看來，正符合中國國情。而當時的社會在大躍進的浪潮中卻流行著“一人一張口，一人兩隻手，兩隻手可以養活五張口”的“人手論”。

　　1957年，一直主張節制生育的楊崇瑞因聲授馬寅初，也被劃成右派。

　　黃靜汶提到的李部長正是當年支持楊崇瑞創辦助産學校的李德全。1949年，她被任命為新中國第一任衛生部長。在瑞士日內瓦，1947年被聯合國聘為婦幼衛生組織官員的楊崇瑞，接到了李德全邀請她回國的口信，回國擔任了婦幼衛生司司長的職務。於是，這位醫學博士充滿希望地翻開了新中國婦幼衛生史的第一頁。

　　1951年，原國立第一助産學校併入北京醫學院，附設産院改稱北醫附屬産院。1957年，産院由北京市衛生局接管，改為東四婦幼保健醫院。

　　過去，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搖籃是一種和女人關係最密切的工具。在男人的意識中，女人象土地一樣，被穿透，被耕耘。生兒育女，成為婦女的唯一天職。直到本世紀二十年代，一個名叫張競生的哲學博士，在北京大學開設了一門課程，講授自己的新主張。他特別強調男女交媾的使命不在生小孩，而在其産生了無窮盡的精神快樂。這本名為《美的人生觀》的講義，1925印成單行本，2年間重印了7次，成為暢銷書。

　　幾乎在同一時期，醫學博士楊崇瑞被聘為協和醫學院婦産科專任醫師，她希望用自己的所學，幫助婦女們在生育過程中擺脫危險。1921年，楊崇瑞在基督教青年會開辦的燈市口衛生服務部，義務為孕産婦做産前檢查和諮詢。可以説這是中國婦幼衛生工作的一個歷史性的起點。

　　在離燈市口不遠的地方，有一所聞名北平的貝滿女中，楊崇瑞就是在這裡渡過了自己的青年時期。我們無法推測當時的教會女校用怎樣的態度來面對那些青春期的女學生，但我們清楚的知道，80年後的今天，這裡的女孩子們有了屬於自己的少女課堂。

　　北京第二十五中學的少女課堂，開設于1993年7月，從那以後，女學生們有機會在教室裏自然地談論，原來被叫做“倒楣”的事情。

　　從60年代起，共和國總理周恩來，就對青春期性教育表示出高度的重視，他多次召集吳階平等專家，商討此事。

　　70年代初，周恩來倡議，在中學生理課本上增加男女生殖系統的插圖。

　　1980年，科學畫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新婚衛生需知》的文章。這意味著，在當時思想解放的潮流中，一個禁區被悄悄打破。1985年，由吳階平審定的《性知識手冊》，一次就發行了20萬冊。1988年，這本書再版，仍然十分暢銷。這一年，天津開辦了全國第一個傳播性知識的廣播節目“海河夜話”，播出時間定在午夜。不久創辦人王桂芝給節目換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名字－－“悄悄話”。

　　早在1902年，上海就發行了日本的啟智書會出版的《男女婚姻衛生學》。1925年，美國節制生育專家山格夫人撰寫的《女子應有的知識》，也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1926年2月，張競生在報紙上刊登啟事，公開徵集個人的性史。同年4月，編輯成中國最早的性行為調查報告，引起社會轟動。今天故鄉的人們似乎並不知道，有過一位曾經震動中國文化界的同鄉。

　　1998年2月，《張競生文集》在廣州出版，也許這是後人向這位文化史上的失蹤者表達敬意的唯一方式。在此之前不久，北京出版了一本關於女性情感與性的社會學著作。

　　李銀河認為，從一個談“性”色變的時代，到人們越來越公開的談論跟性有關的話題。是社會進步的一種標誌，也是中國人個人生活空間的擴展。

　　《性史》風波之後，張競生被人戲稱為“性博士”。1926年，他離開北大，來到上海，和友人合開了“美的書店”，專門出版自己編著的性學叢書，繼續宣揚自己的觀點。他還寫文章為自己辯解，希望大家認清性書與淫書的區別。“美的書店”還雇用幾名女店員，這在當時是十分少見的情況。1928年，書店還是因出版淫書的罪名被迫關閉。今天我們已經找不到書店的一點點痕跡。

　　也是大學教授的劉達臨和70年前的張競生遭遇截然不同，1995年，他在上海順利地創建了自己的私人博物館，傳播性文化。

　　劉達臨在上海大學講授社會學課程，著重研究婚姻家庭問題。90年代初，他轉到性社會學的研究上。博物館是他和國內外同行進行交流的重要場所。

　　在展出的1200件文物中，有很多來自於民國，祈求子孫滿堂，門庭興旺的生育習俗。

　　有了傳宗接代的任務，婦女們都想辦法多生男孩。在老北京，每到元霄節，渴望添丁進口的婦女都成群的到正陽門摸釘，祈求門釘能夠帶來生男丁的好運氣。

　　在四川大邑縣，著名的劉氏家族，就曾經有過劉文彩的三姨太淩君如假生一胎三子的荒唐事。

　　這是真的一胎生三子，在這段民間時期的新聞片中，我們聽到一句評價：黃先生的功勞在於，一下子為國家添了三個壯丁。

　　1953年，同樣一胎生了三個男孩的李桂珍，被大家稱為英雄母親。當時的北京市市長彭真還專門派人前往醫院慰問。

　　李桂珍的想法很有代表性，50年代許多女性都面臨同樣的問題，紡織女工吳蘭英就主動做了絕育手術。

　　1953年，許多受多子女拖累的城市女幹部和女工人，向婦聯寫信，要求普及避孕方法和人工流産等措施。當時的婦聯主席鄧穎超在當年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婦女代表大會上，提出要解決婦女的特殊困難。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也非常支持，要求衛生部幫助群眾解決問題。但在當時，對結紮和人工流産都有一定的條件限制。

　　建國初的人口高峰來自於死亡率的大幅下降，而致力於推行計劃生育的楊崇瑞，卻反對無限制地實行人工流産。

　　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災害之後，全國又出現了一個生育高峰。1962年，中央下達有關計劃生育的文件，放寬對節育措施的限制。

　　孫燕文和李英夫婦沒有等到國家減免費用，就在1958年做了絕育手術。1963年夏天，周恩來總理到大慶油田視察，在歡迎的人群中見到了李英，無意中知道了孫燕文主動結紮的情況。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全面的計劃生育工作被中斷。1968年，毛主席指示為群眾搞一種簡便的口服避孕藥。於是，協和醫院的專家們成立了攻關小組。1969年初，小組成功的研製出復方甲基炔諾銅，這是中國首創的低劑量短效口服避孕藥。

　　60年代，一條進口的避孕套生産線在天津乳膠廠正式投産。這在當時的中國，是一個全新的工業。

　　1973年，一部科教片“計劃生育”攝製完成。從客觀上講，有關計劃生育的各種宣傳實際也是性知識的普及。這一年，國務院成立計劃生育領導小組，華國鋒任組長，衛生部婦幼司的栗秀真擔任辦公室主任，負責日常工作。同時計劃生育工作全面鋪開。

　　70年代，唐大英做絕育手術的時候，婆婆十分支持。今天獨生女蒲朝碧又快當媽媽了。

　　1979年12月，什邡縣的計劃生育工作獲得了國務院的嘉獎。剛接手這項工作的陳慕華頒發了嘉獎令。

　　這些大棗、花生、桂圓、栗子，可以用同音字拼成一句吉利話“早生貴子”。當中國農村還留存著祈求生男孩的古老風俗時。1994年的開羅，一個全新的生育健康的概念被提出來。

　　此後在中國，計劃生育也從控制數量轉變為以婦女為中心的一種服務。女性在生育過程中，不再是工具，她們可以自主的選擇什麼時候懷孕，用什麼方式避孕，又用什麼方式來控制生育過程。擁有這種選擇的權利，對中國女性來説，是一種革命性的變化。

　　曾經參加過開羅會議的昆明醫學院教授張開寧，與一批關注生育健康的學者組成了一個跨學科的民間學術機構，雲南生育健康研究會。

　　1998年2月，雲南生育健康研究會被選定為世界衛生組織在亞洲的生育健康培訓基地。1999年2月，全球的媒體都轉載了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的一則消息，生育專家溫斯頓教授宣稱，可以把胎兒移植到男人腹中，也許到下一個世紀，生育不再是女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