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有你在，燈亮著  

央視國際 (2005年01月06日 16:00)

　　作者：CCTV《東方時空》

　　2003年 11 月9日，話劇《家》進入最後的排練階段。這部現代文壇的經典名著七十年來被無數種方式演繹著。

　　上海華東醫院，《家》的作者巴金正躺在這間隔離病房裏，靜靜的度過他的一百歲生日。因為作了氣管切開手術，他已經四年無法開口説話。

　　在病床上他堅持手指鍛鍊，希望有一天能重新拿起筆。

　　但從去年開始，這種鍛鍊無法再進行。

　　這是一個古老的家庭，有將近二十個長輩，有三十個以上的兄弟姊妹，有四五十個男女僕人，在我渴望發展的青年的靈魂上，陳舊的觀念和長輩的權威像磐石一樣沉重地壓下來，這是巴金印象中的家。

　　1903年巴金出生在四川一個姓李的大戶人家，十七年後，他離開家，二十七年後，他以自己的生活為藍本，寫出了傳世名作：《家》。

　　這是大哥覺新，生活中的大哥也是如此，把個人的夢壓在心底，永遠委曲求全。

　　這是三弟覺慧，巴金在他的身上投射了自己，一個敢説敢鬧的家庭叛逆。最終走了出去。

　　小説中，二哥覺民和愛人逃出了這個大家庭，生活中巴金的三哥李堯林也走了出去，但他終身未娶，在大哥去世、家庭破産後，他擔起了這個家。

　　這是巴金十七歲離開成都時與兄弟及繼母的合影。那時，家中最小的弟弟李濟生五歲。

　　二十世紀初，皇帝倒了，這個有五千年曆史的封建大家庭跌跌撞撞進入了民國。像巴金這樣的富家少爺也有機會進洋學堂、讀外語，接受西方最新的思想，中國人開始剪辮子，但思想的辮子不容易去除。這是一個徬徨的時代，最先覺醒的人也許最痛苦。

　　巴金人生道路的改變，源於五四新文化運動，1919年5月，北京爆發愛國學生運動，四川青年隨即響應，從那時起，德謨克拉西、克魯泡特金、托爾斯泰，一大批代表西方先進思想的拗口名詞在四川年輕人中流傳，巴金的家中，那些常常聚在花園裏讀紅樓夢、拆酒令的少爺小姐們也開始研究新文化了。從那時起，一個自由平等的新世界出現在巴金的夢中，並且再也沒有消失。

　　現在，成都的通順街已經看不見《家》昔日的模樣，門前的石獅子,照壁上的朱紅色大字,早已經被歲月剝蝕,但文學意義上的巴金故居沒有消失。

　　這是1956年拍攝的電影《家》。孫道臨扮演高家大少爺覺新的孫道臨。

　　孫道臨（表演藝術家）：當時這個戲裏頭，很多人物都使人感覺到要流淚，包括覺新在內。我們當時我演那個覺新在怎麼處理上，大家也有一些爭論，就是覺新這麼怯懦，值不值得同情的問題。後來巴金同志講得很清楚，主要這個戲，是指向垂死的封建制度，大家都知道過去，所謂一個老人死了，他有孫子的話，就是承重孫，什麼叫承重孫，就是整個家庭，將來發展的重擔都在他身上，所以他是在這種教育之下長大的。

　　1956年，巴金來到電影劇組，孫道臨還記得他説過的一句話：家是茅屋地下一頭豬，但一個人能對整個封建制度負責嗎？他愛他的家人，他也恨這個家。

　　李濟生（巴金的胞弟）：他並不想當作家，他一心想幹革命，要為人民大眾做點事情，但是他又不長于講話 ，又不能演説，怎麼辦？他又不長于這些，所以他的朋友有些人去辦學校，他去做啥，他還得寫作，他就靠寫作來吐露他心聲，一寫作就成名了。

　　這是巴金與大哥李堯枚在30年代的合影。大哥的命運和小説中的覺新如出一轍、他喜歡化學，夢想著去北京上大學，並且和巴金的一位表姐産生了若有若無的愛情。但他最終放棄了這一切，巴金親眼看見父親通過抓鬮給大哥選了一個妻子。

　　面對家庭各房之間的明爭暗鬥，作為承重孫的大哥只有一個辦法，處處讓步來換取暫時的平靜生活。兒子死後,他的精神出現異常。

　　1938年家庭破産，大哥不堪重負，服毒自殺。

　　1931年4月8日，就在大哥死的那一天,巴金的小説《家》寫到了第六章，題目就叫：做大哥的人。

　　八十年前，二十歲的巴金來到上海。

　　在上海的里弄裏，這個四川少年窗前的燈整夜亮著，大哥的受苦像一根鞭子在後面鞭打著他。不愛説話的巴金在紙上傾吐著自己內心的情感 。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個不夜之城，不眠之夜，他羨慕那些毫無心事進入夢鄉的人。

　　1933年，長篇小説《激流三部曲》開始在上海著名的時報連載。第一部分就是後來的傳世之作《家》。在引言中巴金寫道：我們為什麼要有這生命？為的是來征服它。年輕的巴金征服了整個文壇。這部30萬字的作品，是巴金文學生涯的巔峰之作。那年，巴金剛滿28歲。他沒有想到，個人的痛苦和夢想得到了無數人的共鳴，那時，無數青年捧著家，走出家庭投身革命。

　　孫道臨：30年代的時候，我就開始喜歡文學，那時候看了《家》的小説，看了以後淚流不止，非常激動，感覺到這個作品，當時可以説是最使我感動的一個，而且後來也聽説，當然不止我了，很多青年被這個戲所感動，而且走上了一個前進的道路，所以我覺得他這個影響是很大的，對我的思想也影響很大。

　　陳思和，復旦大學教授、巴金研究專家。他的現代文學課在學生中依然很受歡迎。

　　陳思和（復旦大學教授）：我讀巴金的小説就是在文革當中讀的，當時我是中學生，我們當時都非常流行，我們當時對巴金崇拜得不得了。我那時候中學生，只有十三四歲的時候，我當時讀了巴金一本《憩園》，我崇拜得不得了，當時民間的謠傳説巴金在（上海）十六鋪一個水果店裏勞動，我當時自己是小孩，我當時還到十六里鋪去找，到處去找，水果店裏一個一個去找，會不會有巴金？我想去找找巴金。我看到巴金思想中很美麗的東西，他對人生有一個非常堅定的信仰，他對生命他有一套哲學，他這個哲學就認為，生命像朵花一樣會開花，會幫助別人，我覺得有些想法是非常崇高的。

　　北京景山前街的三座門，四十年代 ，一批文壇風頭正健的作家在這裡創辦了《文學季刊》。1934年，巴金在這裡讀到了一份被擱置一年的話劇劇本，這是一名叫萬家寶的清華大學學生寫的四幕話劇《雷雨》。在三座門大街十四號的小屋裏，巴金讀過《雷雨》劇本後淚流滿面。在他的堅持下,《文學季刊》破例用整整一期全文刊載了這部作品。將這位天才劇作家推上文學巔峰，中國現代話劇也由此宣告成熟。

　　那時，巴金的名望在文壇已十分顯著，但他從來不掩飾自己對那些有大才華的年輕人的敬仰。

　　李玉茹（曹禺夫人）：他們倆相差六歲吧，（當時）都是很年輕的人，我要推你，我覺得這是多麼難能可貴的。你覺得呢？誰都想個人要出人頭地，那個時候都是這樣子，但是他要無私地把別人推出去，這種友誼我覺得太難能可貴了，是佳話。曹禺這種朋友很少，能跟他説，指出他的毛病，指出他好熱鬧，不要讓他再寫應酬文章，多留點東西，這種朋友太少太少，只有巴金。

　　冰心（文學家）：我文人的朋友很多，説真話的人不多，就是説他們有的時候，為了説是面子的，或者説不傷感情的，他就很不…就是敷衍吧，隨便那麼説，就是巴金從來不，他跟誰都説真話，他對這個人的看法，他能夠對這個人當面説，越是這樣啊，越顯得他對人的真情。

　　冰心把巴金比做熱水瓶，外表平靜、內心火熱。友情是巴金生命中的一盞明燈。照亮自己也溫暖別人直到晚年，曹禺依然深情地説：老哥哥，我在你的作品中吸氧。

　　1942年，在重慶嘉陵江邊，曹禺把巴金的小説《家》改編成話劇。巴金鼓勵他，寫出自己的愛和痛苦，寫出自己的家，一直到晚年，他還在不斷地在這位朋友的耳邊説：家寶，把你心裏的寶貝掏出來。

　　曹禺對《家》的改編，被視為話劇的楷模，六十年來人們無數次地將它搬上舞臺。無論哪個導演，無論他熱烈還是含蓄，現代還是古典，都會把這一幕作為全劇的華彩樂章。

　　與三少爺覺慧深深相愛的丫環鳴鳳不願接受被出賣的婚姻，投河自盡，死前，忙於寫革命文章的覺慧竟毫不察覺，這是《家》中令無數人流淚的一幕。

　　巴金説：我的生活裏不曾有過鳴鳳，我的幻夢中也沒有安定的生活與溫暖的家庭。他的小説常常流露這樣的思想：冷酷的社會中，愛只會成為背負不動的十字架。在青年巴金看來，一個完美的革命者對愛情應該像一株枯樹那樣沒有感覺。他説，我寧願一個人孤獨地去經歷人世的風波。

　　巴金的獨身主義主張后來發生改變，1936年，他遇見了蕭珊。這位眼睛像星星一樣亮的女子，是巴金生命中惟一的愛侶。

　　兒子李小棠筆名李曉，是當代優秀的小説作家，女兒李小林繼承了父親的編輯事業，擔任《收穫》的副主編，這家大型文學刊物一直遵循著巴老的願望，不做廣告，只靠讀者養活。

　　這是 1962 年一個初夏的早晨，曾經把家視為負擔的巴金品嘗到家的溫暖，而新中國這個由四萬萬人組成的大家庭也給巴金帶來了全新的感覺。

　　他參加了開國大典

　　他來到朝鮮戰場

　　他當選為全國作協副主席

　　他走向街頭走向鄉村

　　他再也沒有寫出《家》那樣的作品，但他愛這個家。

　　這種平靜的生活沒有長久，在五六十年代頻繁的政治運動中，身居高位的巴金如履薄冰。

　　那十年，他在家裏偷偷地練習低頭彎腰的姿勢。他在批鬥會上跟著眾人舉手高喊“打倒巴金”，那十年他只發表過一篇文章，署名為“一個讀者”。

　　在生命的最後幾年，備受摧殘的蕭珊整天活在對丈夫的擔心之中，1972年，蕭珊死於肺癌。臨終前巴金沒能趕到他的床前，他的葬禮也很冷清。

　　馬紹彌：後來李小林（巴金的女兒）就告訴我，説你陪著爸爸，不許哭，説你一哭的話爸爸就控制不住，我覺得確實咬牙我挺下來。當時我沒哭，但是我回去眼睛都腫了。巴老一直見到李伯母（蕭珊）靈床推出來以後，他真是想捶胸頓足地痛哭一通，但也憋住了。

　　蕭珊的骨灰，一直放在巴金的床前，1978年 8 月 13 日，蕭珊六週年忌日，75 歲的巴金開始寫一份沉重的遺囑：《隨想錄》。

　　李輝：寫《隨想錄》的時候，巴金説自己才突然發現自己也是覺新。他發現自己並沒有像他所想像的那樣，能夠像覺慧那樣勇敢，那樣大膽。因為覺新這個形象給青年人形象，就是激勵青年人走出家庭，就是大膽，就是勇敢，而巴金認為自己在50年代、60年代那個時候，跟覺新一樣委曲求全。文革一結束，很多作家都開始重新寫文章，但是巴金是第一個，而且是最全面地反省自己的。

　　巴金在晚年的文章，大多是這樣寫成的：每天早晨在攙扶下開始一天的工作。始於２０世紀８０年代的帕金森氏症，使他握筆困難，十年，這位八旬老人用發僵的手以每天兩三百字的速度完成了自己42萬字的遺囑。

　　李濟生：我説過了錯話，我做了錯事，我都要認賬。不説假話，不説大話，不去吹牛了。你想想看，一個人要挖自家的隱私，認自家的錯，有幾個人？

　　巴金：我寫作50年，成績並不大，但是我現在最重要的是行動也不方便，身體也不好，精力也不夠，寫東西恐怕不會很多，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最後我要用行動來證明，我所寫的、所説的，到底是真，是假？

　　我的心常常在黑暗的海上漂浮

　　要不是得到燈光的指引

　　它有一天也會永沉海底

　　在這人間

　　燈光是不會滅的

　　——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