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我一生的責任編輯……”葉聖陶　

央視國際 2004年12月27日 16:24

　　吳泰昌

　　１９８８年２月９日上午８時２４分，葉聖陶先生在北京醫院辭世。上午９時許，葉老家人從醫院打電話告訴了我這個巨大的不幸消息。至善、至誠他們上午在醫院，中午我去了葉家。

　　我想儘快將這個噩耗，告訴遠在上海的巴老和與我同在一個城市裏的冰心老人。我熟知他們三人之間的純真而深厚的友誼。我幾次拿起電話又放下了。我很擔心這突如其來的噩耗，會給兩位老人帶來精神上的強烈刺激。我有過這方面的經歷。我也有過大好消息引發冰心心臟病發作的體驗。１９８５年１月，第四次全國作代會選舉産生了主席、副主席，冰心因身體原因未能出席大會，她囑我要及時告訴她選舉結果。當選舉結果一公佈，我就打電話給她，我説：“巴老得票第一。”

　　當我回答她的仔細詢問時，電話中突然傳來冰心女兒吳青的聲音，“不好了，娘心臟病犯了！快快，叫急救車……”幸好搶救及時，冰心安靜地入睡了。那次險闖大禍的餘悸，長久地使我感到後悔。

　　葉老逝世的消息是瞞不住的，當晚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節目肯定會報道。這天恰巧是大年除夕，上午我給巴老拍了個賀電，祝他“龍年健康、快樂、長壽！”中午又和小林、吳青通了電話，我們商量好，儘量做到使兩位老人感到不突然，甚至想到如何讓他倆今晚不看“聯播”節目。

　　巴老和冰心都有看新聞聯播節目的習慣，他倆從“聯播”中聽到了葉老的消息。巴老連團圓飯也顧不上吃，忙叫小林給葉家挂電話，親自向葉老長子葉至善、次子葉至誠問候。冰心晚８時在電話中問我：“老巴那邊，你去過電話了嗎？”我説：“已經給小林去過電話了……”

　　巴金在口授唁電中説：

　　病中驚悉葉聖老逝世，不勝哀悼。謹電弔唁，並致慰問。聖老是我一生最敬愛的老師，他以身作則，給我指出為文、為人的道路；他的正直、善良、誠懇的形象，永遠活在我的心中。巴金１９８８年２月１８日

　　１９８６年，巴金在《我的責任編輯》中，記述了他與葉聖老的友誼。巴金在文中説，我的第一本小説《滅亡》是經葉聖陶在《小説月報》上發表的，他是我“一生的責任編輯。我的意思是———寫作和做人都包括在內”。他還是“我的老師”。

　　我記起了“文革”結束後，他們之間交往中的幾件事。

　　１９７７年１１月初，下班後，我從《人民文學》編輯部到對面葉家去看望葉老，葉老正坐在客廳沙發上。他高興地説，我剛給巴金寫了首詩，祝賀他恢復了寫作，發表了作品。１９７７年５月２５日《文匯報》副刊發表了巴金在“四人幫”被粉碎之後的第一篇文章《一封信》。這封信約五千字，一開頭就訴述了自己在“四害”橫行中的遭遇，他説：“過去我只能在書中讀到的或者聽見人講過的一些事，現在我都親身經歷了；有些事則是過去我想不會有的，而現在我的朋友終於遇到了的，如殺人滅口、借刀殺人之類。１０年中間我沒有寫過一篇文章，只寫了無數的‘思想彙報’，稍微講了一兩句真話，就説你翻案。連在日記本上寫了幾句簡單的記事，也感到十分困難。我常常改了又改，改了再改，而後終於扯去，因為害怕連累別人。我知道我只有隱姓埋名地過日子，讓人們忘記，才可以躲開黑幫們的大砍刀。他們用種種的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對付我，處心積慮要使我以後永遠不能再拿起筆。”

　　巴金的《一封信》激起廣大讀者的共鳴，同時也贏得他許多老友的同情。葉聖陶不但幾次寫信，還從北京寄贈巴金一首詩，詞義懇切，紙短情長。葉老從臥室裏拿出這首詩給我看。詩云：“誦君文，莫記篇；交不淺，五十年。平時未必常晤敘，十年契闊心悵然。今春文彙刊書翰，識與不識眾口傳：揮灑雄健猶往昔，蜂蠆於君何有焉？杜雲古稀今日壯，佇看新制涌如泉。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２日。”葉老指着其中“交不淺，五十年。平時未必常晤敘，十年契闊心悵然”這兩句對我説，我同巴金各住一地，平日交往並不多，但我常想念他，有機會就想見到他。

　　葉聖陶對巴金的讚頌，使巴金感到溫暖，他覺得：“似乎又回到了５０年前了。這樣的友情！這樣的信任！我還有什麼話好説呢？我應當高興，我有這樣的朋友，這樣的老師！”他在這一年１１月７日，給葉聖陶寫信説：“收到您給我寫的字，十分感謝。看到您的工整的手跡，仿佛見到您本人；讀到您的詩，想起５０年中得您不止一次的鼓勵，感到溫暖。我珍惜您的片紙只字，也牢記您的一言一語，這些老師對我的鞭策。我不會辜負您的期望，我要學到老，改造到老，寫到生命的最後一息。”巴金還問起葉老的眼病是否已經痊癒，同時他還聽説，葉老的聽力有些衰退，巴金希望葉老對自己的身體多加保重。

　　１９７８年２月２４日，巴金來北京出席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２５日巴金在出席預備會議上見到葉老，這是他倆“文革”後第一次匆忙相見，巴金在當天的日記中記載：“遇見葉聖陶，他緊緊握着我的手，很感謝他。”巴金計劃３月８日會議結束後，叫小林來京，陪他去看望一些老朋友。１０日上午，巴金先去葉家看望葉老。葉老愛喝黃酒，巴金特地從上海帶來一瓶陳年花雕送給他。至善還為他倆拍了合影。葉老將這次拍的照片寄給了巴金，他在給巴金的信中説：“從技術言，此殊平常，唯留為紀唸有意義耳。”

　　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６日，中央批准由中國作協負責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１０月１３日成立了中國現代文學館籌備委員會。１９８２年４月，北京市批准將萬壽寺西院移交給現代文學館作為臨時館址。正在文學館館址移交手續辦理過程中，有一天，籌委會主任羅蓀找我，叫我為文學館去辦件事。羅蓀當時又是《文藝報》主編。他説，文學館總算有了個地方，不管是不是臨時的，具體事要一件一件抓緊做起來。巴老考慮周到，説請葉聖老題寫館名。這事你去辦一下，向葉老説明這是巴金的意思。羅蓀叫我快辦，我懂他的意思，葉老畢竟是八十多歲高齡的老人了。

　　我當晚去了葉家，向葉老轉達了巴金的這個希望，葉老欣然同意。沒過兩天，葉老家裏人來電話叫我去。我一進客廳，葉老説你的任務完成了。他橫豎寫了兩條中國現代文學館館名。次日，我將葉老寫的館名交給羅蓀，羅蓀看了很興奮，並説當晚給巴老去電話。

　　巴金在１９８２年８月寫的《再説現代文學館》中，又為儘快落實館址呼籲，他説：“首先是房子，至今還沒有落實，文學館的招牌早已由８８歲老人葉聖陶同志寫好，就是找不到地方挂出來。”

　　１９８５年３月２６日，巴金去萬壽寺出席中國現代文學館開館典禮，他抵達時，特意在文學館大門口駐足，仔細看了懸挂着的葉老題寫的館名。

　　１９８２年５月２４日傍晚，我去葉家。因我剛從上海回來，葉老問起巴金的近況。我告訴他巴金右背長了囊腫，已動手術。葉老在當天日記中寫道：“傍晚吳泰昌來閒談。彼近從上海回來，言巴金背部生瘡，開刀治療已愈，而精神不甚健旺。”葉老囑我與小林通電話時，替他問候，並説，這不是大病，但折磨人，要照顧好。

　　１９８３年１月，巴金給葉老寄贈了《真話集》，這段時間他倆均在病中，沒有直接聯絡。葉老收到書後當即給巴金寫信，為他身體逐漸康復感到欣慰：“巴兄惠鑒：昨日收到寄贈的《真話集》，簽名處説明寫於病床，觀此手跡，遙念不已。１９７８年夏秋間，我以割膽結石臥床三個多月，以後起身，履地，舉步，都像幼兒似的重新學習，漸漸恢復原有能力。此中亦有趣味，不覺得如何難堪。您用牽引法治療，須臥床６周，想亦不以為甚煩惱。見病床上能題字，且能撰發言稿，殊感心慰。書此伸謝，並請痊安。葉聖陶１９８３年１月６日。”

　　１９８４年春天，有一次葉聖老在他自家庭院裏散步，欣賞綴滿枝頭的海棠花，他突然問起：“巴金從國外回來了沒有？”他很想念巴金。他已經很久沒跟這位好朋友聚會了。他説巴金每次來北京，再忙都要來看他；實在沒有時間，也來個電話問好。現在，既不見人，又沒有電話，巴金在哪兒呢？他知道巴金因公務出了國，但不知道他回來了沒有。

　　１９８４年初夏，葉聖老患膽囊炎要動手術。巴金在病中聽到這個消息，叫小林挂電話到北京，托我代他送一束鮮花給葉聖老。葉聖老收到了花之後很高興，連忙叫護理人員替他找花瓶插上，葉老當時對我説：“我自己感覺還好，院長大夫治療精心，請您叫小林轉告巴金，釋念。”我告訴他：“巴老正在為準備５月赴日本參加在東京舉行的第四十七屆國際筆會的事忙着哩！”葉聖老開心地説：“巴金還年輕，身體健康恢復得快。叫他走路千萬小心，再不要摔跤了。”

　　葉老動手術後不久，十分認真地寫了一首七言詩贈巴金，以酬謝他送花問病的好意：

　　巴金聞我居病房，選贈鮮花煩泰昌；蒼蘭馬蹄蓮共囊，插瓶紅裝兼素裝。對花感深何日忘？道謝莫表中心藏。知君五月飛扶桑，敬頌此行樂且康。筆會群彥聚一堂，壽君八十尚南強。歸來將降京機場，迎候高軒蓬門旁。

　　———巴金托吳泰昌攜花問疾作此酬之１９８４年４月１２日北京醫院。

　　９０歲體衰力弱的葉老輕易不再動筆，現在竟然寫出完整的七言專贈巴老，不能不説是他們之間濃厚友誼的體現。

　　可惜巴金６月份從日本回國時，沒有繞道北京。１０月份他去香港，又是由上海直接往返。１９８３、１９８４這兩年，葉聖老和巴金都沒有能夠會面。直到１９８５年３月，巴老從上海到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時，葉聖老和巴老才如願以償地再次歡聚一堂。

　　３年沒有進京了，巴金一下飛機剛住定，就説這次想去看看幾位老朋友。他特別提到去探訪葉聖老和冰心。３月２６日晚，我去葉家告訴至善，巴老明天上午１０時去北京醫院看葉老。至善提前到醫院。當巴金到達病房時，葉老已經焦急不安地坐在沙發上等候了。小林、小棠和我陪同。他倆緊緊地互握雙手，喜不自禁地相視了好一會兒。巴老先打開話匣子：“葉老，您好！我們都很想念您。”葉老深情地叮囑：“您要多加保重！”他招呼巴老在沙發椅上坐下。然後把早就準備好了的一本新近出版的《葉聖陶散文甲集》送給巴金。巴金接過書，認真地翻看了封面和目次，很高興地説：“葉老，這些年您寫了這麼多，您要多注意休息。”葉老聽了，反而勸巴金：“我寫不了什麼了，您還年輕，注意身體，多寫點。”在葉老眼中，巴老似乎是永遠年輕的。至善、小林、小棠和我都坐在一旁，聽二老如此親切愉快地交談，竟忘了這裡原是間病房。

　　巴金很珍惜這次與葉老的見面，他在《我的責任編輯》中説：“愈之走了。葉老還健在，我去年上北京，他正住院，我去醫院探望，閒談間他笑得那樣高興。今天我仿佛還聽見他的笑聲。分別十幾個月，我寫字困難，心想他寫字也一定困難，就不曾去信問候他。但是我對他的思念並未中斷。我祝願他健康長壽，也想念他一定健康長壽。５月１５日。”

　　巴金不曾想到，這是他和葉老的最後一面。我為他倆拍下了此次會面的一系列鏡頭，留下了文壇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