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編輯生涯與編輯思想研究

央視國際 2004年12月23日 14:23

　　巴金是享譽國際文壇的我國現當代著名作家。提起他，人們首先想到的是他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愛情三部曲”－－《霧》、《雨》、《電》及《寒夜》等著作。此外，他還翻譯了許多外國文學作品。這些作品曾激勵了幾代人的成長，至今仍盛銷不衰。巴金是勤奮多産的作家，他的文集長達26卷。但同時，一般人恐怕很少知道巴金還曾經是一個出色的編輯。正如蕭乾所説：“倘若他沒從1935年的夏天就辦起文化生活出版社（以及五十年代初期的平民出版社），倘若他沒把一生精力最充沛的二十年獻給進步的文學出版事業，他的文集也許應該是四十卷。”(1)

　　巴金有著幾十年的編輯生涯，並曾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過１４年，50年代初在平民出版社工作２年，擔任兩社總編輯。在他的編輯生涯中，曾編輯出版過多套著名叢書和多種著名期刊，是一名十分盡責的編輯，為我國現代出版事業作出了很大貢獻。本文通過對巴金編輯生涯的回顧，對巴金的編輯思想進行了粗淺的研究。

　　一、巴金編輯出版的書刊

　　巴金很早就開始了他的編輯實踐。在他漫長的編輯生涯中，編輯了大量書刊。

　　（一）、圖書

　　1926年，巴金曾與衛惠林一起為太平洋書局編《革命論叢》，最終未出版。

　　1935年8 月，巴金應吳朗西之邀，從日本回國，加盟吳朗西、麗尼等人發起籌辦的“文化生活出版社”( 以下簡稱文生社)，並任總編輯。9月，該社正式成立。當年巴金便主編了《文學叢刊》，並親自擔任該叢書的封面、裝幀設計。該叢書小32開本，用紙講究，純白色帶勒口的封面，外加褐色護封。封面印上書名、作者、叢刊名稱，字體、顏色不同，顯得醒目、大方。每集16本，從1935年出版至1948年，共編10集，全部160本，囊括了８６位作家的長短篇小説、散文、詩歌、戲劇、評論乃至書簡、報告等。其中有著名作家如魯迅、茅盾等的作品，但更多的是文學新人的著作，甚至有不少是處女作。在第1集出版時，巴金撰寫了一篇發刊詞性質的廣告附於書後，道出了該叢刊的四大特色：編選謹嚴、內容充實、印刷精良、定價低廉。這套叢書“可以稱為我國現代文學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套文學叢 書”(2)，促進了我國新文學的發展。

　　巴金還主持編輯過《譯文叢書》(先是黃源主編，抗戰開始後由巴金主編)。這是一套規模宏大的世界文學名著叢書，共收53種，包括狄更斯、勃朗特、福樓拜、托爾斯泰等文學巨匠名作。該叢書25開本，版式大而略帶方形，封面有作者畫像和內容介紹。這套叢書有計劃地向讀者介紹外國文學名著，受到好評，曾不斷再版。

　　巴金主編過的叢書還有《文化生活叢刊》46種，這套叢書在選題上側重文學、大眾哲學、社會史，收錄作品以譯作尤其蘇俄作品為主；《新時代小説叢刊》2種，收有巴金的長篇小説《雪》和蕭軍的長篇小説《第三代》（1、2部）；《現代長篇小説叢書》14種，收有老捨得《駱駝祥子》、沙汀的《淘金記》、巴金的《憩園》等；《文學小叢刊》3集共17種，這是一套小型文學叢書，採用36開的小開本形式，主要收錄中青年作者的散文、詩歌、戲劇和中短篇小説，如艾青的詩集《大堰河》、師陀的短篇小説集《無名氏》等；《文季叢刊》26種，這套叢書仍然以散文、小説和戲劇為主，其中許多作者後來都成為中國文壇的大家；《烽火小叢書》15種，是以短篇小説、散文集及詩歌集為主的文學叢書。在1949年至1952年期間，巴金還為平民出版社主編過《新譯文叢刊》4種、《文學譯林叢書》。

　　在巴金主持文生社編輯工作期間，該社出版過20多種叢書、專集和一批宣傳抗日的小冊子。這些書刊中，有些由他直接主編，有些是由他兼任過一段時間主編，有些則是在他的關心和幫助下出版的。

　　（二）、期刊

　　1、巴金年輕時代參與編輯過的期刊（1920年開始）

　　早在1921年5月，巴金就參加編輯了《半月》，該刊于同年7月出版第 24 期後停刊；

　　1921年9月1日，巴金參與創辦的第一份刊物《警群》月刊出版，但該刊僅出了1期；

　　1922年春，巴金和友人創辦了《平民之聲》週刊，並生平第一次擔任主編，該刊出版10期後停刊；1925年9月15日，巴金和鄭真恒等16人創辦了《民眾》半月刊；1928年12月，巴金到自由書店兼任編輯；1929年1月30日，他以馬拉為筆名主編的《自由月刊》創刊， 前後共編輯出版了5期。

　　2、30年代巴金參加編輯（或主編）的期刊

　　1931年1月20日，巴金化名李一切與衛仁山（衛惠林）共同主編的《時代前》月刊出版，該雜誌以登載文藝方面的小文章為主，共出版了6期。

　　1934年1月1日，巴金與章靳以、鄭振鐸共同籌辦編輯的《文學季刊》問世。該刊的創辦宗旨是：組織、推動作家，特別是年輕的進步的有朝氣的作家，用新的創作來打破當時北平文壇的沉悶空氣。該刊于1935年12月出版第2卷第4期後停刊，是當時影響很大的文學刊物。

　　1934年10月10日，巴金與卞之琳等一起創辦主編的另一個文藝月刊《水星》面世，這是一個只發表創作，不發表評論和譯作的文學刊物，前後共出版了2卷9期。

　　1936年6月1日，他與靳以一同主編的《文季月刊》出版。該刊是《文學季刊》的繼續，同樣在當時影響很大。

　　1937年3月15日，巴金和靳以合作主編的《文叢》月刊創刊。

　　1937年7月，由於日本的侵華戰爭，使《文學》月刊社、《中流》半月刊社、《文季》月刊社、《譯文》月刊社聯合於8月22日創辦了《吶喊》週刊，該刊從第3期起改名《烽火》，期號另起。一開始由茅盾、

　　巴金等編輯，後來由巴金負責主編，1938年11月11日出版第20期後終刊。

　　1937年8月， 巴金還擔任了以郭沫若為社長、夏衍為主筆、阿英主編的上海《救亡日報》的編委。

　　3、建國以後巴金主編的期刊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巴金曾擔任《文藝月報》(1959 年下半年改名為《上海文學》)雜誌的主編。

　　1957年，巴金同靳以一同創辦了《收穫》雜誌，並擔任主編。《收穫》的辦刊宗旨為：“多出人，多出作品”，在發刊詞中，巴金、靳以這樣説：“……我們願意以‘收穫’作為作家和讀者的橋梁，讓讀者表示對作品的意見，讓作者傾聽讀者對作品的意見……，使他的作品更成為人民喜聞樂見的作品。”40多年來，巴金始終關注著這份刊物的成長。

　　編輯這些書刊，巴金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幾乎每一本都是他心血的結晶。

　　二、巴金的編輯思想

　　巴金曾説過：“我一直被認為是作家，但我也搞過較長時期的編輯工作，自以為兩方面的甘苦都懂得一點”(3)。正因為如此，巴金在編輯工作中更為認真負責， 在長期的工 作實踐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編輯思想。

　　（一）、嚴謹認真的編輯作風

　　跟巴金打過交道的作者、讀者都知道，巴金是一個盡職盡責、相當認真細緻的編輯。

　　雖説他是文生社的總編，但對一家小規模的出版社來説，總編除了組稿、審稿外，還得做諸如校對、跑印刷所等具體的工作。他曾經逐字校對過《人生採訪》那樣的五六百頁甚至更大部頭的書。對於譯作，他必定會對照原文仔細校訂，如孟十還譯的果戈裏、普希金的 作品和許天虹譯的《大衛.科柏菲爾》的譯稿，都被他改得密密麻麻。

　　他事必躬親，對文生社出版工作中的每個環節都一絲不茍地對待。例如有一次“為了改正《草原故事》(高爾基原著)中的錯字，我到華文印刷所去找排字工人求他當場改好。

　　那個年輕人因為下班後同女朋友有約會，顯得很不耐煩，但是我纏住他不放，又講了不少 好話，終於達到了目的”(4)。

　　除了看校樣，巴金連圖書的裝幀設計、插圖和排版格式都要管。他喜歡藏書，熱衷於收藏名家名著的各種版本，並收集了一些國外圖書裝幀設計方面的資料，以便在工作中作參考。他有一本厚厚的外國印的講裝幀的書，收錄了許多文學著作的封面、扉頁和圖片，《文化生活叢刊》的封面設計就是從中借鑒而來的。他很重視插圖，有時為了替一個譯本蒐集幾種版本的不同插圖，他不惜花許多時間在自己的藏書中細細尋找。他編輯的巴爾扎克的幾本小説的開本、裝訂，則模倣了法國的出版物。由於巴金的努力，文生社的書在裝幀設計上顯得自然、樸素、大方，形成了自己獨具的風格。文學翻譯家李文俊先生青年時期愛讀文生版的《譯文叢書》。他説“‘譯文叢書’開本短而寬，而且往往是厚厚的一大冊，像個脾氣和藹的矮胖子，給人一種敦實可靠的感覺”(5)。

　　巴金甚至親自過問圖書的宣傳推銷。文生社所出圖書的內容介紹及廣告詞，大多出自巴金、麗尼等人之手。巴金撰寫的廣告詞，語言精煉、文筆優美，頗吸引讀者。文生社除了在書後環襯、版權頁、封套、勒口等處刊登新書預告、內容簡介外，還印製圖書目錄和 其他宣傳品。

　　對於作者的來信、來稿，巴金都是親自復信，對稿件提出修改意見或説明未刊用的原因。在他為文生社編輯了幾套叢書後，讀者來信增多，他也幾乎是每一封信都作答覆。

　　巴金因編輯工作需要與魯迅有過交往，魯迅對巴金認真負責的作風極為欣賞，曾以讚賞的口 氣對人説：“巴金比別人更認真”(6)。

　　巴金認真負責的編輯作風還體現在在那戰火紛飛、顛沛流離的年代，始終堅守在工作崗位上。每到一地，他總是立即著手建立文生社在該地的分社，把工作儘早恢復起來。

　　在 敵人的炮火、敵機的轟炸中，他一邊編稿子，一邊冒著生命危險跑印刷廠發排稿件、取校樣。書刊出版後，又親自打包、郵寄外地。他在其編的《生人妻》後記中説：“飛機在我的頭頂上盤旋了三天了。誰能夠斷定機關槍彈和炸彈明天就不會碰到我身上？然而我活著的時候，我還是要工作。我願意趁這個時機，多做完一件事情”。廣州失陷前一天，巴金丟棄了大部分行李，帶著《文叢》第2卷第4期的全部紙型轉移到桂林，將刊物出版。並創辦了文生社桂林分社。他在《文叢》第2卷第5、6 期合刊的卷頭語中説：“這本刊物是在敵機接連的狂炸中編排、制型、印刷的。倘使它能夠送到讀者諸君的眼前，那麼請你們相信我們還活著，而且還不曾忘記你們”。之後隨著日軍侵略的擴張，巴金先後轉移到昆明、貴陽、重慶等地。無論在怎樣惡劣環境下，他都忠於職守。

　　巴金的行為，一方面出於愛國，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對編輯工作高度的責任心和對出版事業的熱愛。文生社由於有這麼一個能幹、嚴謹認真的好總編，在當時的出版界贏得了 很高的聲譽。

　　（二）、重視作者工作

　　巴金説過：“編輯是作家與讀者之間的橋梁。作家無法把作品直接送到讀者的手裏，要靠編輯的介紹與推薦，沒有這個助力，作家不一定能出來”(7)， “作家和編輯應當成為誠意合作、互相了解的好朋友”(8)，“而搞好和作家和讀者的關係， 也就是我的奮鬥項目之一”(9)。

　　巴金是這麼説的，也是這麼做的。在他的編輯生涯中，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１、發現、培養和幫助新作者

　　巴金編輯的叢書除了品種的多樣性外，還有一個明顯的特點：以新人為主，以老帶新，並使文生社形成了出版作者處女集的編輯方針。正如巴金在《文學叢刊》的廣告中聲明的，這套書“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編者也不是文壇上的聞人”。因為他認為“新作者的 ‘處女作’常常超過成名作家的一般作品”(10)。

　　這種只從繁榮創作角度著想，不考慮賠 賺的做法，在當時的出版界非常難得。這與巴金的編輯思想是分不開的，他曾説：“編輯的成績不在於發表名人的作品，而在於發現新的作家推薦新的創作”(11)。

　　對此他深有體會。他的處女作《滅亡》就是被葉聖陶慧眼識珠，刊登在《小説月報》，才使巴金順利地走上了文學道路。巴金始終致力於發掘有才華的文學青年，使許多人從此 邁進文壇並成為著名作家。

　　傳為文壇佳話的是巴金對曹禺的發現。在靳以那裏，巴金看到存放了兩三年的曹禺的劇本《雷雨》。他一口氣讀完，被深深吸引，決定在《文學季刊》第1卷第3期發表。1936年1月，他又將《雷雨》編入《文學叢刊》第1集單獨出版。類似的例子很多。如羅淑（世彌）是翻譯家馬宗融的妻子，巴金無意中發現了她寫的短篇小説《生人妻》，將其發表在《文季月刊》上，從此將羅淑推向文壇；何其芳最早的一本詩與散文合集《畫夢錄》，被收在《文學叢刊》第1集裏，這本薄薄集子的出版使還是大學生的何其芳一舉成名； 一位失學失業的青年陳光英（荒煤）的第一篇小説《災難中的人群》被巴金採用，刊登在《文學季刊》上，使這個21歲的青年從此走上文學道路，後來巴金又編輯出版了陳荒煤生平第一本書《憂鬱的歌》；麗尼的第一個散文集《黃昏之獻》也是作為《文學叢刊》之一而出版的。此外，劉白羽、蕭乾、蘆焚、臧克家等等，都是由於巴金編輯出版了他們的處女作，才使他們在文學界嶄露頭角。這些都説明了巴金作為編輯具有高尚無私的職業道德。

　　巴金還説過：“作為編輯工作者，你們應當把自己看作這個園地的園丁，你們做的不僅是介紹、展覽的工作，你們還有將‘萌芽’培養成樹木的責任”(12)，“編輯部......有責任幫助和培養青年作者，把一批一批成熟的作家送進我們的‘文壇’”(13)。

　　蕭乾始終認為文生社是他創作道路上的引路人。他説巴金“不僅自己寫，自己譯，還促使別人寫和譯；而且為了給旁人創造寫譯的機會和便利，他可以少寫，甚至不寫”(14)。

　　巴金曾啟發蕭乾走出回憶童年的狹窄主題，鼓勵他寫以控訴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為題材的長篇，寫更有時代感的作品。在黃裳失業時，巴金將他寫的各類文章編選出來，印成一本小書；並鼓勵他翻譯外國文學作品，還把譯本借給他，使黃裳走上了文學道路。“對這樣一位在前面引路的前輩的幫助，我一直懷著感激的心情”(15)。

　　文生社辦社宗旨不在賺錢，因此雖然出過許多好書，但幾乎沒有什麼盈利。然而在稿費上文生社從來都不佔作者的便宜，甚至當一些關係好的作家處於困境時，巴金還按月預 付稿費，幫助他們維持生活。

　　陳荒煤曾對巴金作過這樣的評價：“（巴金）一直是熱衷於發現、培養、扶植青年作家的編輯和出版工作者，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新人，對中國革命文學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16)。這個評價是中肯的，也是符合實際的。

　　２、珍惜作者的作品

　　巴金自己是作家，所以深知創作的不易。他在編選的畢奐午短篇小説集《雨夕》的後記中寫道：“我不忍心讓作者的心血這樣腐爛下去......”，因此無論是對於友人還是陌生作者的作品，他都盡力將他們的文章集齊全，編選出版。

　　羅淑病逝後，巴金在戰火紛飛、動蕩不定的生活中，為她整理、加工、抄寫了一篇篇字跡潦草的原稿，編成四本集子：《生人妻》、《地上的一角》、《魚兒坳》和譯文集《白甲騎兵》，使早逝作者的作品得以傳世。他還不辭勞苦，或蒐集雜誌上發表的散篇，或利用手邊已有的作品，先後為散居各地的艾蕪、畢奐午、田濤、屈曲夫等相識或不相識的作者編輯出版了《逃荒》、《雨夕》、《荒》、《三月天》等短篇小説集；為老友盧劍波編輯了小説選集《心字》；為亡兄李堯林（李林）整理出版了譯著《月球旅行》和《伊達》；為亡友王魯彥、繆崇群分別編選了《魯彥短篇小説集》、散文集《碑下隨筆》；為已去世但與自己並不相識的青年作者鄭定文（蔡達君）編輯了小説集《大姐》等。就這樣，巴金使一個又一個作家或成名，或在文壇留下了一縷痕跡。為做這些工作，巴金消耗了大量寶貴的時間，但他“並不因為自己在這方面花費了不少時間感到後悔”(17)，因為“我們工作，只是為了替我們國家、我們民族作一點文化積累的事情。......十幾年中間經我的手送到印刷局去的幾百種書稿中，至少有一部分真實地反映了當時我國人民的生活。它們作為一個時代的記錄，作為一個民族發展文化、追求理想的奮鬥的文獻，是要存在下去的” (18)。

　　３、尊重作者

　　作者在創作過程中為作品花費了大量心血。巴金認為，編輯必須尊重作者。在長期的 編輯生涯中，巴金正是這樣做的。

　　第一，巴金認為，編輯對作者的文章雖然有刪改權，但不論大刪小改，必須徵得作者同意。巴金是作家，所以有切身體會“自己的文章也讓不少編輯刪改過，別人改我的文章，如果我不滿意，後來一定恢復原狀”(19)。因此,他當編輯的時候,總提醒自己：“要小心啊，你改別人文章，即使改對了九十八處，你改錯了兩處，你就是犯了錯誤”(20)。他還提出具體的刪改稿件的建議：“一，可以不改的就不改，或者少改；二，一切改動都要同作者商量”(21)。

　　第二，巴金認為，編輯只是一種職業，而不是一種官銜，編輯和作者的關係是平等的。

　　他認為“編者和作者站在平等的地位；編輯同作家應當成為密切合作的朋友”(22)。編輯離不開作家，因為作品是刊物、出版社的生命，“得罪了作家我拿不到稿子”(23)，“漏過了好作品是編輯的過失，他會受到讀者的批評”(24)。因此，“真正愛護作家的是好的編輯，同樣，好的編輯也受到作家的愛護”(25)。對於解放後出現的一些不良現象，巴金極為憤慨，他曾説，“這些年同某些出版社打交道，我有一種不應有的感覺，對方好像是衙門。在這方面我有敏感，總覺得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出現了出版官。......我唸唸不忘‘出版官’，這説明我和某些出版社的關係中，有什麼使我感到不平等的因素”(26)。

　　正是由於巴金非常重視與作者搞好關係，才團結了一批作家，形成了自己的作者群。

　　並且老新結合，以老帶新，不僅使文生社的作者隊伍越來越大，而且出版社與作者之間關係十分融洽，許多新老作者、譯者主動供稿。從而“儘管我所服務的那個出版社並不能提供優厚的條件，可是我仍然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不少有成就的作家送來他們的手稿，新出現的青年作家也讓我編選他們的作品。我從未感到缺稿的恐慌”(27)。巴金甚至還將自己掌握的書稿支援其他有困難的出版社，這在當時競爭激烈的出版界是少見的。

　　（三）、時刻為讀者著想

　　巴金常開玩笑説：“作家和讀者都是我的衣食父母”(28)，“讀者不買我編的書，我 就無法編下去”(29)。

　　為了使更多的讀者有書讀，他著重從兩方面去努力：

　　１、把好書介紹給讀者

　　３０年代的中國，文化事業不景氣，進步的新文學作品和外國文學名著的銷路都不是很好。因賺不了錢，出版商們都不願出這類書，尤其是非名家的作品。巴金他們不僅願意出，而且更願意出新人新作，只想著繁榮創作、把更好的作品介紹給讀者，而不考慮賠賺。

　　他説：“我編輯叢書只是把可讀的書介紹給讀者。我生活在這個社會，應當為它服務，我照我的想法為它工作，......正因為這樣......我才編印那許多叢書”(30)。巴金的這種想法得到了前輩作家魯迅和茅盾的鼓勵，文生社得到了魯迅無私的關懷和幫助。魯迅生前最後幾部書稿都給了文生社，並對書的裝幀設計也予以指導，還親自撰寫廣告詞，甚至先 墊付印刷費。

　　為了“把更多的好作品介紹給讀者”(31)。巴金在他編輯（或主編）的《文學季刊》、《水星》、《文季月刊》、《文叢》和《烽火》等刊物上向讀者推薦了大量優秀作品。也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文生社有目的、有計劃、有系統、又有重點地進行新書的編、譯與出版。蕭乾曾説過：“‘文生’出過朱洗的科普讀物多種，翻譯方面出過弱小民族的作品集。此外‘文生’還出了丁西林、李健吾、曹禺、袁俊等人的專集。以‘文生’那樣小規模的出版社，這麼有系統有重點地介紹外國文學，是很不容易的”(32)。只要書的內容有價值，值得向讀者推薦，即使銷路差、印數少，文生社也出版。但決不為賺錢而出迎合某些讀者低級趣味的書。正像巴金在“文學叢刊”第1 集廣告中寫的那樣：“我們可以給讀者擔保的，就是這叢刊裏面沒有一本使讀者讀了一遍就不要再讀的書”。

　　但同時，巴金認為，作為編輯，他只是把作家的作品推薦給讀者，作品究竟是好是壞，最終還是要靠讀者自己去評判。他説：“我們更應該相信讀者。......一部作品的最高裁判員還是讀者。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是靠誰保留下來的呢？還不是讀者！也只能靠讀者”(33)。所以，巴金在編輯工作中真正做到了把讀者擺在第一位，從讀者的角度編選作品。

　　２、使貧寒的讀者有書讀三十年代的中國，文化並未普及到平民百姓中，學問依舊是特權階級的專利品。一般書店和書商只顧賺錢，都願經售雜誌，因其週轉快，而不肯出版書籍，特別是不賺錢的書。

　　即使出書，書價也很高，許多人買不起，導致貧寒的讀者沒書讀。公立圖書館也不為貧窮的讀者開放。青年們強烈的求知欲得不到滿足，中國社會鬧著“知識荒”。正是針對這種情況，文生社刊行了《文化生活叢刊》。在《刊行〈文化生活叢刊〉的緣起》中，巴金寫道：“我們刊行這部叢刊，是想以長期的努力，建立一個規模宏大的民眾的文庫。把學問從特權階級那裏拿過來送到萬人的面前，使每個人只出最低廉的代價，便可以享受到它的利益。......本叢刊是真正的萬人的文庫：以內容精選、售價低廉為第一義，無論著譯編校，均求精審，不限門類，所有各個學藝部門，無不包羅”(34)。由此看出，巴金不僅認識到出版事業對於文化普及的重要性，並且已付諸實施。

　　出於為貧寒的讀者著想，文生社出版的書最明顯的特徵是定價低。巴金在《文學叢刊》 第1集的廣告詞中説：“在定價方面，我們也力求低廉，使貧寒的讀者都可購買”。

　　在《 草原故事》的廣告詞中，巴金説：“本書前在生活出版，現由譯者收回重加校訂，幾與重譯無異，而售價卻較前減低二分之一。這是〈文化生活叢刊〉最近給讀者諸君的一個貢獻”(35)。

　　為了讓更多貧寒的讀者有書讀，巴金確實花費了不少心血。他常説的一句話是“把心交給讀者”，想讀者所想，急讀者所急，處處以讀者利益為重。無論是作為作家，還是作 為編輯，巴金都確確實實地做到了這一點。

　　“處處想到作者和讀者，沒有私心，不為名不為利”(36)的思想貫穿著巴金的整個編 輯生涯。

　　三、結語

　　文化生活出版社這樣一個規模極小的出版社，在出版界産生了一定的影響，在文化界享有較高的聲譽，出版了許多優秀書籍，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我國文化事業的發展。這一切是與巴金的才幹和獨到的編輯思想分不開的。他把自己一生中最寶貴的年華奉獻給了編輯出版事業，雖然自身的創作少了很多，但他為我們創造了更多更為豐富的精神財富，在中國現代出版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巴金這位盡職盡責、勤奮工作的總編輯在主持文生社期間純屬義務勞動，從未領過分文薪水，一生靠自己的稿酬為生。在文生社困難時，他甚至還拿出從別處得來的稿費支援。巴金對他所做的一切是這麼解釋的：“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寫稿、看稿、編輯、校對，甚至補書，不是為了報酬，是因為人活著需要多做工作，…….我一生始終保持著這樣一個信念：生命的意義在於付于，在於給與；而不是在於接受，也不是在於爭取”(37)。

　　註釋：

　　(1)(14)(32)、蕭乾.摯友、益友和畏友巴金.文匯月刊.1982

　　(2) (2)(6)、華水.他心中想的總是別人:記巴金的編輯生涯.見:他人集.太原:山西人民出 版社,1984

　　(3)(7)(8)(11)(19)(20)(21)(24)(25)(33)、巴金.致《十月》.編輯雜談(第2集). 北 京:北京出版社,1983

　　(4)(9)(17)(18)(22)(23)(26)(27)(28)(29)(37)、巴金.對默默無聞者的極大敬意:為 上海文藝出版社成立三十週年而作.見:書海知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

　　(5)、李文俊.家壁先生與福克納的初版本.見:縱浪大化集. 北京 : 九洲圖書出版社 ,1997

　　(10)(12)(13)(31)、巴金.祝青年文學創作的發展和繁榮:《萌芽》創刊致詞.見:巴金

　　論創作.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

　　(15)、黃裳.思索.見:負暄錄.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16)、荒煤.心靈中仍然燃燒著希望之火.人民日報,1982.6.16

　　(30)、巴金.懷念胡風.見:無題集(《隨想錄》第5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

　　(34)(35)、巴金.巴金書話.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36)、李濟生.我所知道的文生社.出版史料(第3輯).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

　　中國網 王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