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創作道路、藝術風格和特色

央視國際 2004年12月23日 14:21

　　巴金姓李，名堯棠，字芾甘。1904年11月25日生於四川成都。“巴金”是他1928年8月寫完第一部中篇小説《滅亡》時啟用的筆名，這個筆名使用的次數最多、時期最長，因此廣為人們熟知。此外，他還用過蕭甘、佩竿、余一、王文慧、歐陽鏡蓉等二十幾個筆名。

　　一、一個幼稚而大膽的叛徒

　　李家的祖籍是浙江嘉興。自巴金的高祖李介菴到四川，算到巴金這一輩，李家定居四川已有五代人了。巴金出生時，三世同堂的李家已是一個長幼五十多人的大家庭了。在這個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的高墻深院裏。巴金作為第三代少爺，受到生活最初的教育。

　　1919年，偉大的“五四”運動發生了。隨著反帝愛國運動的發展，新思潮在中國大地上迅速傳播。巴金和他的哥哥、姐姐一道，貪婪地讀著各種新書新刊。由各種不同傾向匯聚而成的批判舊世界、改造舊世界的時代思潮，敲擊著他的心靈，打開了他的眼界，喚起了他的覺醒，使他的生命煥發出光彩。

　　1920年9月，在祖父死去半年之後，巴金得以和三哥一道進入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這是他在新思潮鼓舞下邁出的第一步。他並不以此為滿足，渴望著參加社會活動，投身社會革命。

　　巴金對於有關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的問題的思考和關注，決心為改造社會的事業和理想而獻身的志向，為他以後走上文學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礎。儘管他參與的刊物，加入的團體，寫的文章，都帶有明顯的無政府主義色彩，但從鬥爭矛頭和社會效果看，他實際上從事的是反對軍閥統治、反對封建傳統思想文化的鬥爭。這些活動作為“五四”時期成都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是順應時代潮流、符合時代要求的。

　　為了尋找新的朋友，迎接新的生活，1923年5月，不滿十九歲的巴金和三哥堯林一道，告別了親人和家鄉，乘木船去重慶，從重慶轉赴上海。

　　在南京、上海求學和養病的三年半時間裏，巴金結識和聯絡了更多的信仰無政府主義的青年，並在1925年初，開始同寓居美國的俄國著名無政府主義者愛瑪高德曼通信。這一時期，巴金翻譯了克魯泡特金的論著《麵包略取》，還翻譯和編譯了其他一些闡述無政府主義的文章，並在《民鐘》、《民眾》、《學匯》等報刊上發表了一些以宣傳無政府主義為主要內容的文章。由於巴金未能投身到正在勃興的工農革命運動中去，也沒有得到科學的理論指導，他處在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群中，局限在無政府主義的書本上探索革命，因此，他對社會革命的真理的認識，對如何實現祖國自由和人民幸福的探求，都面臨著現實的考驗。

　　巴金最早的文學作品是1922年至1924年初在成都和南京寫的，今可見的有詩歌十六題三十首，散文一篇。這些作品絕大部分發表在當時有影響的刊物《文學旬刊》（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和《婦女雜誌》的詩專欄上。

　　二、在盧梭的故鄉

　　1927年1月15日，二十二歲的巴金和朋友衛惠林一道，在黃浦江邊登上法國郵船公司的“昂熱”號郵船，自費去法國。

　　為了讓在國內的大哥和三哥了解自己在海上的時光是怎樣度過的，讓他們通過文字跟自己一道遊歷，巴金在船上陸續記下沿途的見聞感受，到巴黎後又補記了未及寫完的部分，然後寄給了三哥。儘管這本題為《海行雜記》的集子是1932年10月經整理後才出版的，它卻是巴金寫的第一本散文集。

　　到巴黎後，從1927年3月起，巴金開始寫下一些類似小説的場面，讓自己的痛苦，自己的寂寞，自己的熱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紙上。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的消息傳到法國，使巴金極度苦悶。這段時間，巴金以鮮明的愛憎，寫了許多短文，發表在美國舊金山出版的中文刊物《平等》月刊上。

　　為了向大哥表明自己不能走他所期望的“揚名顯親”、“興家立業”的道路，使大哥更了解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所選擇的道路，巴金找出舊稿，續寫了幾章，連同已寫的片斷整理重抄為二十二章的《滅亡》。小説在1929年1月至4月的《小説月報》上連載以後，立即引起了讀者和批評界的注意，成為轟動當年文壇的一部作品。從此，“一位完全不為人認識的作家”——巴金，以不同凡響的身手闖進了文壇。

　　《滅亡》不僅是巴金進入文壇的奠基之作，也為他以後的創作內容開了一個端緒。表現小資産階級革命青年的活動和思想性格，成為了巴金抗戰前創作的一個重要題材。

　　三、“正式地寫小説”

　　1928年12月，巴金回到祖國，定居上海。

　　1931年是巴金把全部精力貢獻在文學創作上，並得到豐饒收穫的第一個年頭。巴金從1931年起正式獻身文學創作，這是他生活道路和文學道路上的一個重大進展。

　　1931年到1937年初，巴金寫成中長篇小説十部，出版短篇小説集十部，散文集六個，以豐碩的創作成果成為當時最令人矚目的優秀青年作家之一。巴金這一階段的創作，不僅保持著初期的熱情和戰鬥鋒芒，在題材的廣度和內容的深度上，又都有明顯的開拓。他繼續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頌揚知識青年對現實的反抗和為理想獻身的精神；他的眼光，逐漸伸向下層社會，廣泛描寫工人、農民的苦難生活和反抗鬥爭；更把筆指向封建勢力，深入揭露和鞭撻封建禮教、封建制度的罪惡。同時，還以熾熱的愛國主義感情，不斷抨擊日本侵略者的罪行。

　　1933年12月，巴金住在燕京大學蔚秀園內沈從文的家裏，完成了中篇小説《電》。總題為《愛情的三部曲》的《霧》、《雨》、《電》是巴金這一時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也是他自己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最為喜愛的一部作品。小説以愛情糾葛為引線，著重表現一群革命青年在反抗現實的鬥爭活動中的思想性格和精神風貌，頌揚改變現社會的堅定信仰和為理想不惜獻身的英雄主義。

　　巴金雖未能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但一直支持和贊助左翼文學運動，他同茅盾、馮雪峰等都有交誼，在他主編的《文學叢刊〉中，就收入了魯迅、茅盾、張天翼、沙汀、艾蕪、周文、蔣牧良、葉紫、蕭軍等許多左翼作家的作品。1936年他為趙家壁編輯的《二十人所選短篇佳作集》選入蕭紅、蘆焚（師陀）和丁玲各一篇小説。他還積極投身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抗日救國統一戰線。1936年10月，他和魯迅、郭沫若、茅盾、鄭振鐸等二十一個包括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共同簽名發表了《文藝界同人為團結禦侮與言論自由宣言》。從這以後，巴金在文學道路上邁開了更堅實的步伐。

　　四、《激流三部曲》

　　在巴金眾多的小説中，由《家》、《春》、《秋》三部長篇組成的《激流三部曲》，是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一部巨制。其中，第一部《家》不僅是巴金文學道路上樹起的第一塊豐碑，也堪稱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優秀的現實主義傑作之一。

　　《激流三部曲》的創作過程長達十年。第一部寫于1931年，以《激流》為題，從當年4月18日起，到第二年5月22日止，斷斷續續地在上海《時報》上連載了一年多，1933年5月出版單行本時，作為《激流》之一改題《家》。《春》的寫作從1936年開始，在《文季月刊》上連載了十章，後因刊物停刊而中止，直到1938年2月才寫完，單行本同年4月出版。《秋》是1939年7月至1940年5月一氣寫成的，這段時間每晚寫五、六個小時，邊寫邊送印刷廠付排，5月初結稿，7月即出書。

　　以自己生活過十九年的封建大家庭為素材，寫一部控訴舊家庭的罪惡，展現自己的社會理想的系列小説，在巴金的心中醞釀了多年。

　　在現代文學史上，揭露封建制度的弊害，是許多作家所關注的一個重要主題。但是，象巴金這樣曠日持久地堅持表現這一主題的作家並不多，象《激流三部曲》這樣從內部對封建家庭作集中而又深刻的成功描寫的大型作品，更是罕見。撕開封建家族制度虛偽的面紗，顯露它吃人的本質，並明確揭示它“木葉黃落”的窮途末路，是巴金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特出貢獻，也是《激流三部曲》最傑出的思想意義所在。

　　《激流三部曲》不僅展現了封建家庭內部的罪惡和腐配、傾軋和迫害，還著力表現了青年一代在“五四”新思潮影響下的覺醒和對封建勢力的不妥協鬥爭，滿懷激情地歌頌了他們叛逆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革命行動。

　　《激流三部曲》是本世紀二十年代初中國社會變動的一份珍貴的藝術記錄。作為向封建勢力討還血債的檄文和鼓舞青年掌握自己命運的號角，它對於三、四十年代許多知識青年衝出舊家庭的藩籬，走向革命，起到啟蒙的作用。直到今天，它仍激動著許多中國的和外國的青年的心。

　　凝聚著巴金的經歷和感情的《激流三部曲》，是巴金在堅實的生活基礎上進行藝術創造的結果。題材的熟悉，感受的深切，愛憎的鮮明，為巴金得心應手地發揮自己卓越的藝術才能，提供了廣闊的天地。在三部曲中，真摯濃烈的愛憎感情，隨著流暢而充滿抒情氣質的文字跳蕩，以生活中熟悉的人物作根據塑造的那些藝術典型，鮮明生動，對客觀現實的細緻描繪，構成一幅幅真實感人的生活畫面。這部巨著的成就，標誌著巴金現實主義創作的新高度。

　　五、“用火燒我自己”

　　抗戰爆發後，一貫熱愛祖國和人民的巴金挺身而出，毫不猶豫地投身到抗日救國鬥爭的洪流中。他和茅盾一起創辦由《文學》、《中流》、《文季》、《譯文》四家著名刊物組成的戰時聯合刊《吶喊》（後改名《烽火》），並擔任上海文藝界救亡協會機關報《救亡日報》編委。這之後，他寫了以表達前仆後繼堅持抗戰為主題的短篇小説《莫娜麗莎》，和書信《給山川均先生》、《給日本友人》等。這些作品洋溢著時代的氣息，閃耀著戰鬥的色彩，表現了巴金對侵略者的激憤之情。1938年3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漢口成立，巴金未能與會，仍當選為理事。

　　巴金創作的兩部中篇小説《憩園》和《第四病室》，是他抗戰期間最重要的作品。

　　六、從“小人小事”到《寒夜》

　　抗日戰爭的勝利，結束了巴金遷徙流離的生活。1945年11月，他回到上海的舊居。巴金于這年12月底寫完了他民主革命時期最後一部作品——長篇小説《寒夜》。

　　四十年代以後，隨著生活視野的開闊和思想的發展，巴金對現實生活的認識日益深化，他的創作面貌發生了比較明顯的變化。

　　巴金的作品與過去相比，既保持著原有的基本精神和風格特色，又有了新的探索和新的表現。這主要反映在英雄主義色彩逐漸黯淡，反抗的激情和對未來社會的嚮往逐漸收斂，愛國主義和人道主義精神愈益發揚，對舊社會、舊制度的揭露愈益深沉含蓄。

　　在藝術表現上，深沉而壓抑的控訴，取代了反抗鬥爭的吶喊，對於生活現象本身飽含情愫的客觀描述，取代了作家主觀激情的直接傾瀉。所有這些，不僅使巴金四十年代作品更富於現實主義特色，也使他和時代的、文學的主潮一致的思想探索和藝術探索，達到了新的境界。

　　1947年以後，巴金經歷了自走上文學道路以來從未有過的沉默時期。

　　1949年5月27日，巴金以興奮的心情迎來了上海的全部解放。7月，他應邀北上，出席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在這次會議上，巴金當選為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全國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常務委員。這年9月，他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七、新的聲音

　　1949年10月1日，是巴金畢生難忘的一天。這一天，他在北京應邀登上天安門城樓，以無比激動和振奮的心情，參加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開國大典。

　　從建國到1966年初的十六年間，巴金懷著對新社會的熱愛，經常深入實際生活，並參加了國內外許多社會活動。他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三屆大會代表，先後擔任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協副主席、上海市文聯主席、作協上海分會主席、《收穫》主編等職務。為推動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發展和繁榮，為促進中國人民同世界各國人民的團結和友誼，巴金貢獻了應有的力量。這一時期，他滿懷由衷的喜悅之情，寫出了近八十萬字的短篇小説和散文，並翻譯了屠格涅夫、高爾基和迦爾洵等的一些作品。從1957年5月到1961年11月，他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了收入自己1927年到建國前幾乎全部文學創作的十四卷《巴金文集》。這四百多萬字的文集，是他三十年來的思想探索和藝術探索的結晶，顯示著他文學工作的實績。

　　這一時期，巴金的作品呈現出建國前作品從來沒有新特點。這首先表現在題材和主題方面。在嶄新的生活面前，他放下了那支“寫舊中國、舊社會的黑暗腐敗，寫剝削階級的腐朽沒落，寫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的悲歡離合，痛苦、死亡”的筆，轉而熱情描繪新人新事，朗聲歌頌新的生活。其次，熱烈，高昂，樂觀，堅定，成為了巴金新作的基調。這些作品一掃建國前那種“淡淡的哀愁”和“憂鬱、痛苦的調子”。這是新時代、新生活在巴金作品中的投影，也是他思想感情深刻變化的寫真。昂揚的調子，充實的感情，宏亮的聲音，為巴金那真摯熱情的一貫風格增添了新的光彩。

　　反映朝鮮戰場的生活和鬥爭，描繪中國人民志願軍的美好心靈和崇高精神，是巴金建國後創作中最重要的收穫。

　　禮讚偉大祖國天翻地覆的變化，謳歌幸福的新生活和美好的新事物，抒寫自己在新時代裏歡樂而振奮的情懷，在巴金的新作中佔有重要位置。人民的勝利和歡樂，使巴金那顆燃燒的心更加熾熱。

　　在巴金的新作中，還有不少記敘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之間的深情厚誼的篇章。

　　八、“做一個寫到生命的最後一息的作家”

　　從1978年底起，巴金開始寫作記錄自己“隨時隨地的感想”的《隨想錄》，到1984年已出版了四集。這些就文學和生活的種種問題發表看法的文章，不論是現實的感興，還是往事的追思，既把筆觸伸向社會和歷史的深處，又坦率地挖掘自己的靈魂，表現出巴金對祖國和人民的命運的嚴峻思考。他所寫的不僅是個人的經歷和感受，也照出了同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在這些寓深沉于平淡的文章中，巴金把心交給讀者，毫無掩飾他講出自己心裏的真話。《隨想錄》顯示的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和真實自然的人格光輝，深受國內外廣大讀者的尊敬。

　　1981年，巴金編選了收入1927年到1981年主要作品的十卷本《巴金選集》。這是繼《巴金文集》之後規模最大的一部巴金作品集。他把編輯工作當作“後事”之一來做，使這部選集能“保留我的真面目”。此外，他還先後編輯了建國三十年散文選集《爝火集》，以及收入建國前後有關文章的《序跋集》和《懷念集》。

　　對於巴金幾十年來孜孜不倦的辛勤勞動，對於他為革命事業和文學事業做出的卓越貢獻，黨和人民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在1979年召開的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巴金和郭沫若、茅盾等一起，並列為“以魯迅為代表”的“一代文學巨匠”。1980年以後，他先後被選為中國筆會中心會長、中國作家協會主席。1983年6月，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1984年8月，上海市第三次文代會推舉他為上海市文聯名譽主席。

　　巴金傑出的文學成就，還使他為中國人民、中國文學贏得了世界的榮譽。幾十年來，他的許多作品先後被譯為英、俄、日、法、德、瑞典、朝鮮和世界語等近二十種文字，在全世界廣為傳播。1982年4月他榮獲意大利但丁國際獎。1983年5月，他獲得法國榮譽軍團勳章。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在授勳儀式上稱頌巴金是“大師”、“不朽作家”，是“本世紀偉大的見證人之一”，並説：“你不僅是中國偉大的作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你為人類的文化事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1984年5月，巴金被國際筆會第四十七屆大會特邀為“世界七大文化名人”之一與會，受到極其熱烈的歡迎。

　　巴金表示：“我只是一個作家、一個到死也不願放下筆的作家。”（《大鏡子》）

　　（來源：中國現代作家評傳）

　　李存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