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週刊》：文壇泰斗巴金的情感記錄

央視國際 2004年12月20日 17:33

　　今年１１月２５日，是巴金老人９９歲的生日，按照中國“做九不做十”的習俗——這位世紀老人迎來了百歲生日。這一個生日，無論對於巴金本人還是千百萬讀者來説，都是不同尋常的。

　　華東醫院３２１病房裏，巴老靜靜地、安詳地躺在可轉動起落的升降床上。

　　窗外，秋天的陽光映照著窗簾，一片

　　燦爛。

　　雖然，無情的帕金森氏病剝奪了巴金拿筆寫作、開口説話乃至於發出聲音的“權利”，但老人分外善良的並不混濁的眼睛仍舊在轉動，一顆屬於世界人民的火熱心臟在平穩地跳動……

　　視寫作為生命，視不斷地為讀者供奉新鮮精神食糧為己任的巴老，無時無刻不在為自己此時因喪失奉獻能力而倍感痛苦不安，他曾經多次地“憤然”自責：“士兵常常死在戰場上，我為什麼不可以拿著筆死去？！”……

　　對於這位將自己全部生命意義歸結為“付出”、“給予”，而不是“接受”、“爭取”的文壇泰斗，對於這位將自己所有人格品性定位為凡常百姓而不是特殊一員的文學老人，熟悉他的、仰慕他的，同時代的、忘年交的，都有著太濃太濃的情緣，太多太多的心儀。

　　買票和贈書

　　作為上海作家協會負責對口聯絡、關心巴老晚年生活的工作人員，十多年來，陸正偉一直關注巴老、走近巴老，並在協助巴老工作、生活的過程中，記錄、拍攝和積累了大量珍貴的史料、照片和心得，出版了圖文兼備的大型畫冊力作——《世紀巴金》。讓他唏噓不已的，是買車票的一件小事。晚年的巴金幾乎每年都要到杭州小住，一邊養病一邊工作，本來“出行”挺簡單，按巴老時任中國作協主席和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規定，交通可坐“公務車”，可巴老不願興師動眾，甚至連自己同時兼任著國家“官員”的意識都沒有，每次赴杭，他都是自己掏錢。

　　對此，買票的不覺得怎麼，倒是站長值班室的同志發話了：“巴老完全可以坐公務車，那裏安保、服務設施一應俱全，排隊買票，反而把事情搞複雜了。”回去給巴老一説，他仍不同意，如此下來，接二連三，陸正偉還得去排隊買票。

　　其實，不只是國內，應邀到國外考察訪問，路費機票巴老也是自掏腰包。那時的出國人員有服裝費補貼，可巴老覺得衣服是穿在自己身上的，怎好讓國家破費？老人家不要一厘一毫是出了名的。從建國初到現在半個多世紀，他沒有拿過國家一分錢的工資，經濟來源就靠稿費與出版版稅。因而巴老常説“讀者是衣食父母”，要“説真話”，不然，對不起買書的讀者。巴金的一生離不開書，離不開看書、買書、寫書、出書、贈書。同樣，因為職業關係，與書打了一輩子交道的上海圖書館研究員、上圖《中國文化名人》手稿部負責人肖斌如女士，每次説起巴金就有一肚子關於書的故事。她説自己是因書與巴金相識，因書與巴老投緣。

　　巴金在大半輩子走南闖北生涯中收集、購買了大量有關世界各國音樂、戲劇、文學諸領域的圖書，有的是在各地的舊書攤上“淘”的，有的是在出國訪問時用外匯買的，這些書涉及英、法、德、俄各種版本，巴老都極為珍愛，扉頁上留有簽名和藏書章，其中如１９００年俄文版果戈理的《死魂靈》、法文版盧梭的《懺悔錄》、１０卷本精裝版的《托爾斯泰選集》等等。這些以往被巴老視為命根子的珍本藏書，從上世紀７０年代起先後分多批、計一萬餘冊，贈給了上海圖書館（巴老還向北京的中國現代文學館、中國檔案館、博物館及家鄉的圖書館等處捐贈了數萬冊圖書和手稿文本）。

　　兩個“協定”

　　中國的文化人非常看重操守和諾言。在人才濟濟的上海影視界，幾乎沒有第二人能拍攝到巴金的動態影像資料（因當時“文革”剛結束的特定環境，曾被打成“黑老Ｋ”的不會被視為拍攝對象；性格恬淡、內斂的巴金壓根兒不希望也不願意被人拍攝），惟一人除外，那就是當時的上海電視臺新聞部資深記者祁鳴。説起來，祁鳴是個老電視了，工作敬業，有老畫家張樂平引薦，巴老不便推辭，卻也沒有答應。可祁鳴不在乎這些，認準了，硬磨軟泡，終於達成“正果”。巴老説：你硬是要拍，我也沒有辦法，但須有個“君子協定”，我活著的時候你不準用，死後隨你便……聽著巴老終於“松”了口，自然是大喜過望，順著這條開了口的“縫”，溯源而上，他成了拍攝巴老影像資料的“專業戶”。此後，無論是巴老與國內文壇名宿的聚會，難得一回的故鄉行，還是參加國際筆會的重大文學交流活動，祁鳴成了跟蹤拍攝、全程記錄巴老“軌跡”的第一人。又一次的“君子協定”發生在２０年後上海進賢路上一處不起眼的小樓內，這是一幢略顯陳舊的普通多層樓房，這就是上海市希望工程辦公室。按事先談妥的須信守諾言的“約定”，遲疑了老半天的吳仁傑主任終於向我們説起了那份“檢討書”的由來。

　　在眾多樂善好施、不願露姓名的捐獻者中，有一位老人，每次２萬元、３萬元不等，從１９９６年至今，已先後捐了１９次累計達２９萬餘元。

　　在一次採訪中，“希望辦”的工作人員不慎洩露了姓名，原來這位捐贈者就是巴老。報紙刊發後不久，老人很不高興地打來了電話，追問是誰違反了“君子協定”？！得知這一消息，吳主任狠狠批評了那位小年輕，並以“希望辦”的名義“負荊請罪”，向巴老寫了檢討。此後，老人繼續為希望工程捐款，今年初又捐了２萬元。

　　友誼之“債”

　　巴老是一個極重感情的人，回顧一生，他常常説自己“是靠友情活著的”，並將這種崇高的情懷比作驅散黑暗和照亮自己靈魂的“一盞明燈”，他與葉聖陶、冰心、沈從文、曹禺、靳以、吳克剛等的深摯情誼早被視為文人楷模。曾在巴金初次住院時當過護工的莊良，拿著巴老送給他的簽名本和合影照片告訴我們一件往事：幾年前得知巴老舊病復發，便領了孫女買了鮮花急匆匆去醫院探望。不料，被擋在門外，任他怎麼解釋也沒用。怎知半個月後，派出所同志找上門來，説是巴金委託作協的同志到處查找，終於從無數個同名同姓者中找到了莊先生的住址，並帶信請他務必一定再去一次醫院。“巴老要當面道歉”，説這事時，莊良眼圈紅紅的，直説：“巴老是個很講情義的人！”太湖之濱無錫錢橋中心小學校１０位五年級同學，曾就理想問題的困惑寫信給巴金爺爺，患病中的巴老讀信後輾轉反側、夜不能寐。他強打精神，用顫栗不已的筆觸，寫了一封兩行字的短信：“倘使我能夠把回信寫出來，我會寄給你們的，請你們耐心等待吧。”

　　錢橋那邊，接到巴老來信的孩子們非常高興，商量著給病中的爺爺寫了第二封信，並附上自己創作的五首小詩。不久，孩子們收到了巴老的回信，老人花了三個多星期，一筆一劃、寫了滿滿十張紙！那潤透在字裏行間的懇切、真誠、濃情，委實讓師生們驚詫不已，這分明是巴老掏心掏肺、用垂暮衰病的生命之“燈”熬煎出來的重禮！

　　“靜”對無言

　　有幸走進巴老病房的人，都會本能地放輕腳步，深怕驚動老人的安寧、影響病人的休息。然而，他的保健醫生、華東醫院神經內科主任、治療帕金森氏 病專家邵殿月的意見並不如此，她主張除了晚上、午後法定的睡眠時間，其他時候則請巴老多聽廣播、多看電視，甚至倡導醫生護士、親戚朋友可在病房內坦然説笑，而無須“肅靜”。邵教授的用心，一是為減緩老人已顯鈍化的感官系統下滑之勢，二是久病的老人體弱心衰，狀態趨於落寂孤寞，帕金森氏病人尤以肢體僵硬、動作遲緩，呈小字化、面具臉症狀而更需常態生活氛圍的“熏染”和人際交往“互動”的關愛。事實證明，這是很有科學道理的。然而，當局外人小心翼翼地走進病房，看到時下巴老不得不靠輸液、吸氧維持生命的難堪狀況，內心就會一陣陣地發緊。一個曾經如此地珍重生命，恨不得將自己全部能量、全部感情消耗乾淨，再問心無愧離開人世的可敬老人，如今，不得不與病魔作頑強而又無助的“抵抗”，不由人涌起悲壯與憐惜之感。

　　已為巴老服務了二十個年頭的邵醫生動情地説：“我們給巴老做醫療，總是有時候好一點，有時候弱一點，但他都是採取一種很寬容、溫和的態度，從來沒有指責過，給他看病心裏覺得非常愉快。”

　　長期的合作，彼此已相當默契，巴老將海外友人寄來的治療帕金森氏病的資料如數轉交醫院，邵醫生則全力投入該病的專病門診中去，耳濡目染，潛移默化，從巴老身上，邵醫生自己也覺得“慢慢地悟出了人生的味道”，退休後依然不間斷地為病人服務，奉獻愛心，她説她要陪伴巴老到最後。 　　

　　同是“大樹”

　　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陳思和教授認為，巴老晚年的人格形像是通過《隨想錄》確立的，是在患重病、常人難以想象的情況下，一個字一個字，用顫抖的筆觸“畫”出來的。難能可貴，巴老站在２０世紀宏大的社會背景，冷峻審視中國知識分子為什麼會在一個歷史的關鍵時期集體地喪失人格。進而巴老無情無畏地解剖自己，無遮無攔地袒露自己。老作家汪曾祺説：巴老是一位哲人，將自己一生的思考無保留地傳承給這個生養他的國度和民族一筆最寶貴的遺産！陳思和説，早在１９５６年魯迅墓遷往虹口公園的時候，巴金寫過一篇文章，稱“魯迅先生是一棵大樹，這棵大樹為後人擋掉了許多風沙”。而８０年代，巴老也同樣成了一棵為後來的年輕人遮風擋雨的大樹。

　　雖然，隨著歲月的遠去，鬱鬱蔥蔥的大樹也會枝枯葉落，生命耗盡！那麼，姑且劈成幹柴，“就讓我做一塊木柴吧，我願意把自己燒得粉身碎骨，給人間一點點溫暖，直到我成為灰燼的時候，我的愛、我的感情，也不會在人間消失。”待到那時，再度地“生命開花”，燃薪為燼，委身為泥，“留、在、人、們、溫、暖、的、腳、印、裏”（巴金筆錄）……

　　（徐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