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1886-1975)  

央視國際 (2004年07月20日 13:22)

　　董必武是中國共産黨的創始人之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産階級革命家，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勳，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中國社會主義法制的奠基者。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建立了不朽的功勳。

　　董必武，原名賢琮，又名用威，字潔畬，號壁武，從事革命活動後改為必武。

　　1886年3月5日，他出生於湖北省黃安（今紅安）縣城一個清貧的知識分子家庭。　　　　　　　　　　　　　　　　　　　　　　　　　　　　　　　　　　　　　　　　　1911年參加了辛亥革命，加入同盟會。“二次革命”失敗後，考入東京私立日本大學攻讀法律，參加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1915年回國參加反袁鬥爭，曾兩度被捕。後來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護法運動。

　　1920年同陳潭秋等成立了武漢黨的早期組織。1921年出席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任中共武漢區委執行委員。國共合作後，參加籌建國民黨湖北省各級黨部的工作。

　　大革命失敗後，董必武去蘇聯學習。1932年回國後，任紅軍大學上級幹部隊政治委員，中央工農檢查委員會委員、代理主任，中央黨校教務長、校長，工農代表大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黨務委員會書記，最高法院院長。參加了長征。

　　抗日戰爭時期，長期在武漢、重慶等地從事統戰工作。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常委、華北人民政府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代主席。是第四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共第七至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八屆中央監察委員會書記、第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同志在北京病逝。主要著作收入《董必武選集》。

　　繞道回家的秀才 　　　　　　　　返回頁首

　　董必武全家近30口人，全家生活主要靠他的父親董基人和四叔教塾館的收入，以及大伯、二伯給官府管地畝錢糧冊書得來的錢來維持。董必武的母親蔡氏是位典型的傳統型中國勞動婦女。她克勤克儉、紡紗織布、操持家務。當時，家中雖然人口眾多，年齡差別也很大，但他們兄弟之間卻能互諒互讓，彼此理解，和睦相處。董必武就是生長在這樣一個雖貧窮卻很和睦的家庭中。這樣溫良謙讓的家庭氛圍對董必武的人生道路起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5歲時，父親董基人在黃安縣城內東街廣善庵教書，董必武也常常跟去，但他並不是跟去聽課，因為他年歲很小，只不過是在一旁玩耍。有一天，父親考問《三字經》，竟然沒有一個人能背全，這時，正在窗外玩耍的董必武即大膽地高聲代答，居然一字不差。父親喜出望外，隨即讓年幼的必武跟班就讀。

　　9歲時，他隨四叔住校就讀，常常在四叔起床之前，就悄悄地起來灑水掃地，開始學習。10歲時，他隨父親到麻城縣張傑灣讀書。這以後，他轉入黃安縣城福生祠書館學習。這期間，他除了熟讀四書五經，翻閱父親、四叔的藏書外，還向同學和親朋借閱了不少演義和歷史著作，漸漸充實了他的文史知識。這時，他的文章已經相當通達洗練，幾次參加縣裏的“觀風”（清代學政及地方官到任時，命題考試世子，稱為“觀風”）考試，都名列前茅。

　　董必武的學業日漸長進，父親、四叔及家裏人都希望他考取功名，改變家庭的貧困境況。 1903年，18歲的董必武，在全家人的鼓勵下，赴黃州府報名應試，中了秀才。按照當時的社會習俗，中了秀才回來，鄉鄰總要在城外鳴放鞭炮迎接，表示祝賀，但他卻故意繞道回了家。

　　醉心於維新變法的康梁思想 　　　　　　返回頁首

　　1905年春，董必武以優異成績考取武昌文普通中學堂。在武昌學習期間，董必武經常光顧的場所是距司衙巷不遠的美國教會聖公會附設的閱報室——日知會。

　　在那裏，董必武閱讀各種報刊雜誌，如饑似渴地尋求新知識，思考著明天，思考著未來。當時，日知會的司理是革命黨人劉靜庵，他原是革命團體科學補習所的負責人，因清政府無理查封了該所，才不得已隱藏在此繼續進行革命活動。

　　劉靜庵與聖公會會長胡蘭亭，借用日知會的名義，廣泛收集國內外各種報紙、雜誌和新書籍，供人閱讀，而且還組織星期日演講會，宣傳反對清政府的革命主張。一時間，武漢的革命黨人、熱心革命的志士仁人紛紛雲集這裡，針砭時弊、抨擊朝政。

　　董必武在這裡結識了一些革命黨人，看到了國內外的不少新書和報刊雜誌，眼界豁然開朗。開始，他看到康有為提倡維新運動的書籍和梁啟超主辦的《新民叢報》時，對他們所宣揚的改革朝政、變法圖強的議論，感到十分新鮮，又被他們富有感染力的流暢文筆所吸引。很快就成為他們的著作和《新民叢報》的熱心讀者。

　　漸漸地，董必武結識了劉靜庵。劉靜庵對年輕的董必武影響很大。

　　在日知會，董必武首次讀到《猛回頭》、《警世鐘》。《警世鐘》起首的四句詩給董必武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這四句話是：“長夢千歲何日醒，睡鄉誰道警鐘鳴；腥風血雨難為我，好個江山忍送人。”

　　的確，中華大好河山就要斷送在腐朽的封建統治者手中。廣大的中國民眾何日才能猛醒？又將由誰來喚醒他們？中國的出路在哪？有許多這樣的問題常常困擾著董必武。

　　另外，劉靜庵還將《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二本書介紹給董必武，囑他好好讀。

　　《揚州十日記》記述了1645年清軍屠殺揚州人民的暴行。《嘉定屠城記》記述了1645年清軍下江南時在嘉定（今上海嘉定）進行三次大屠殺的暴行。讀了這兩部書，使董必武更加看清了清政府的腐敗，更加痛恨清政府的殘暴。怎樣才能救民救國？董必武在思索。

　　在一次演説會上，劉靜庵激昂慷慨地説道：“中國醒！中國醒！我中華大國，外國要瓜分了！我們同胞又要做二重亡國奴了！……如那拉氏常言：寧將中國亡于外國人，不可失于家奴。此滿清亦自認中國就要亡了！我漢人四萬萬同胞，被滿清壓迫愚弄，多有不知的。現在迫在眉睫，應該醒來，應該覺悟，早想挽救之法，以免永為人奴隸牛馬……。”聽了這番話，董必武激動地整夜不能入睡，輾轉反側，反復思索。他和劉靜庵的關係也更為密切了。

　　在日知會時，起初他被改良主義的重要刊物《新民叢報》所深深吸引，開始接觸康有為、梁啟超主張君主立憲的改良主義思想。他認為“梁啟超筆下常有感情，煽動性大”，對自己起了一定的“啟蒙作用”。

　　這以後不久，董必武得知：中國革命同盟會于1905年7、8月間在日本東京成立。成立大會推舉孫中山為總理，並確立“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綱領作為同盟會的革命宗旨。

　　同年10月，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創刊。以《民報》和　《新民叢報》為主要陣地，革命派同改良派進行了激烈的大論戰。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首次公開提出：“民權、民族、民生”三大主義，號召實行民族民主革命。

　　董必武細心鑽研了《民報》和章炳麟（章太炎1869—1936）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等書籍。他以嚴肅的態度，認真研究了兩派的綱領和主張，反復思索對比，思想上逐漸明確起來：“康、梁的主張，雖有其進步之處，而孫中山主張採取的革命手段，不但要推翻清朝統治，而且要還政於民，建立民主共和國，這當然是合乎民意、符合世界潮流的先進綱領。”

　　問題想通了，董必武的心情十分激動，認為國家有了希望，並預感到中國正處於革命的前夜。於是毅然拋棄了康、梁的君主立憲改良主義思想，轉而接近了革命的民主主義思想。1906年，萍（鄉）瀏（陽）醴（陵）起義爆發，同盟會派人到湖北省策應。由於叛徒出賣，1907年1月，日知會組織遭到破壞，劉靜庵不幸被捕。面對敵人的酷刑，劉靜庵慷慨陳詞“勁挺不稍回曲”，“慷慨言中國危殆”，力陳救亡的革命的必要，後死於獄中。劉靜庵這種視死如歸、大義凜然的革命精神，對董必武影響很大。董必武把劉靜庵看作是自己革命民主主義思想的“啟蒙師”。

　　投身“二次革命”　　　　　　　　　返回頁首

　　1911年10月10日，孫中山領導的、以武昌起義為標誌的辛亥革命爆發。在短短兩個月內，全國已有13個省和上海市以及部分省份的州、縣宣佈起義。清王朝的統治迅速瓦解。在中華大地上持續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行將就木。

　　武昌起義後，建立了革命的軍政府。董必武得到消息後，立即趕到武昌，並參加到軍政府軍務部擔任秘書工作。

　　這期間，清政府調集重兵向漢口反攻。起義軍和清軍在劉家廟和三道橋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為了儘自己的一份力量，董必武從武昌迅速趕到漢口參加了兵站工作，組織支援前線起義部隊的後勤供應。

　　後來，董必武回憶説：“當我們在漢口三道橋看到革命軍與清軍作戰的英勇氣概，以及武漢市民男女老少對革命軍的積極幫助，那種自動饋送糧食，送子彈，抬傷兵，踴躍歡欣的情形，真是難以用筆墨和口舌來形容的。守糧庫和管錢局的學生軍真是秋毫無犯，婦女投身前線者不多，而能努力看護傷兵。參加革命隊伍者都抱著推翻清朝政府，爭取革命勝利的一顆純潔的心”。這是“民族精神的一種體現”。

　　董必武精神振奮，情緒高昂，他夜以繼日地拼命工作，能多做一些就多做一些。後因清軍援軍不斷增加，雙方力量懸殊，漢口、漢陽先後失守，武昌成為一座孤城。雖然形勢萬分危急，董必武仍毅然加入到保衛武昌的戰鬥中。後來因為全國各地的支持和響應，保衛武昌的戰鬥終於取得了首戰的勝利。

　　1913年，為了策應孫中山發動的武裝討袁的“二次革命”，董必武與湖北革命黨人曾積極進行準備。

　　“二次革命”失敗後，黎元洪對湖北革命黨人大肆屠殺。董必武和詹大悲、潘怡如、張國恩等革命黨人在湖北無法立足，不得不逃亡上海。

　　中華革命黨的開創者之一　　　　　　返回頁首

　　1914年1月，在朋友的幫助下，董必武東渡日本，考入東京私立日本大學攻讀法律。

　　董必武在日本學習期間，正巧孫中山也在日本，他正忙於重組中華革命黨。當時處於革命的低潮期，許多革命黨人因“二次革命”的失敗而失去信心，而處於一種苦悶、徬徨的狀態。因此，當中華革命黨成立時，加入者僅僅數百人。

　　董必武很清楚：散漫不統一是國民黨的致命弱點。所以他十分贊同孫中山重建革命黨的主張，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毅然加入中華革命黨。董必武在他的《回憶第一次謁見中山先生》一文中説“先生……指示中國的出路，惟有實行三民主義的革命；特別鼓勵我們在失敗後，不要灰心短氣，要再接再厲地努力去幹，革命不是僥倖可以成功的，只要我們在失敗中得到教訓，改正錯誤，提出好的辦法來，繼續革命，勝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

　　孫中山對革命的信心給董必武很大鼓舞。他在學校攻讀法律的同時，更加積極熱情地投入到中華革命黨在日本組織的各項革命活動中。

　　孫中山領導組成中華革命黨以後，進一步開展反袁世凱獨裁、賣國、復辟的武裝鬥爭。

　　1915年6月，董必武和張國恩奉孫中山之命歸國，同上海的革命黨人潘怡如等取得了聯絡。

　　董必武懷著變革中國社會和為人民多做貢獻的一片赤誠，抱定“做得一分是一分”的決心，很快回到湖北，謀劃反袁的秘密軍事行動。董必武到武漢後，和舊友李愈友密商如何起事。因起事計劃洩露，兩次被捕。袁世凱覆滅後出獄。

　　1917年2月21日，董必武離開武漢到日本參加東京私立日本大學法律科畢業考試。這一時期，日本思想界異常活躍，有關社會問題的著作也越來越多，他開始接觸一些介紹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書籍，漸漸認識到他們對舊社會的揭發雖有相似之處，但革命方法卻迥然不同，應該進一步仔細研究。帶著這種想法，董必武又積極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護法戰爭。

　　1917年8月，孫中山在廣州召集國會非常會議，以維護《臨時約法》和恢複國會為號召，建立了護法軍政府，發動護法戰爭，這時，董必武和姚汝嬰應駐防川縣的鄂西靖國軍總司令蔡濟民之邀任司令部秘書，共謀反對北洋軍閥的護法戰爭。

　　1919年1月27日夜，靖國軍唐克明勾結川軍旅長方化南，乘蔡濟民不備，襲擊蔡部將蔡謀殺。當時正在四川萬縣為部隊籌集糧款的董必武聞訊很快趕回，可人們尚不明白事件的真象。他在與同事們處理蔡濟民的後事時，發現了唐、方勾結謀殺蔡濟民的多封電報，才揭出了案件的本來面目。同事們對於這種發生在革命陣營內部的謀殺感到無比憤慨，公推董必武到上海向孫中山及有關方面申訴。

　　董必武到上海後，在詹大悲等人的協助下，會見了各方面人士，向孫中山彙報了事情的經過。但孫中山在一年前就被排擠出護法軍政府，雖對蔡濟民被害深表同情，因無實力也無計可施。

　　董必武於是聯合蘇成章等靖國軍成員，在報上發表公電，陳述蔡濟民被害經過，揭露西南軍閥的罪惡勾當，呼籲伸張正義，懲辦禍首，為蔡昭雪。然而蔡濟民一案還是不了了之，以無結果而告終。

　　痛苦的思索　　　　　　　　　　　返回頁首

　　“五四”運動前夜，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注入了新的血液，一些具有初步共産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開始在國內宣傳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新文化運動正以新的姿態在全國蓬勃發展。

　　董必武以濃厚的興趣，如饑似渴地研讀了李漢俊從日本帶回的一些馬克思主義著作，思想上發生了很大變化。1928年，他在回憶這段情況時寫道：“世界大戰中，中國有一種啟蒙運動，提倡這種運動的是《新青年》、《新潮》等刊物。首先是文體的改革，進而討論社會問題。我們看了這些刊物和李漢俊介紹的幾種日本新出的雜誌，如《黎明》、《改造》、《新潮》等，覺得中日兩國的雜誌當時有一個共同的傾向，就是彼此都認為現代社會已發生毛病了，傳統的觀念、道德、方法都要改變了，至於怎樣改變，改變成一種什麼樣子，都很茫然。就社會主義説，當時有的介紹無政府主義，有的介紹共産主義，有的介紹社會主義，且只有文字的宣傳，沒有實際上的組織。我們幾個人都很歡迎這種新的運動，很愛看此類的新書。”

　　“五四”運動的爆發，給董必武的思想發展以新的推動。他與李漢俊、張國恩、詹大悲等人，幾乎天天聚會，交換書籍，討論天下大事。

　　董必武在讀書的同時，以嚴肅的態度回顧自己歷經坎坷的道路，思考總結過去革命鬥爭經驗教訓。

　　他認識到，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成果被北洋軍閥篡奪了。此後，國家四分五裂，人民更加困苦不堪。在這艱難的歲月裏，他追隨孫中山革命多年，屢遭失敗，深感中國需要繼續革命，但舊的革命路子又行不通，於是迫切希望尋找到中國革命的出路。

　　他從中國的客觀實際出發，把各種新思潮加以對比研討，認為西方的議會民主在一些國家雖已實行，但在中國已被證明難以實現；無政府主義雖很流行，但空想的色彩太濃，不切實際；只有布爾什維克的主張和辦法，比較切實可行，可以作為榜樣。

　　董必武逐漸領悟到中國革命必須效倣俄國革命的方法，走俄國革命的道路。

　　董必武這種思想上的轉變，儘管還是初步的，但已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考慮中國的革命問題和世界問題，由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跨入中國第一批共産主義者的行列。

　　創建中國共産黨　　　　　　　　　　返回頁首

　　1920年夏，董必武和張國恩收到李漢俊和劉伯垂自上海來的信。信上説：上海已成立中國共産黨的早期組織，約他們在武漢籌建同類性質的組織。董必武非常高興，迅速復信表示同意。最先結合在一起的只有董必武、張國恩（數月後又退出小組）、陳潭秋三個人，隨後又有劉伯垂（已由上海回武漢，開辦律師事務所）、包惠僧、趙子健參加。同年8月成立了武漢中國共産黨的早期組織，在武漢多公祠建立了活動地點。

　　不久，李漢俊又介紹俄籍共産黨員馬邁耶夫夫婦從上海到武漢，幫助武漢中國共産黨的早期組織工作。董必武與他們接談，並商量籌辦一所外國語學校作為宣傳中心。但是這個計劃未能實現，所以他們又返回上海。

　　這時，以惲代英為首的利群書社，經銷全國各種宣傳新文化新思想的書刊，對馬克思主義在武漢地區早期的傳播起了很大的作用，是武漢著名的進步團體，吸引了一大批進步青年在它周圍。武漢中國共産黨的早期組織成立後，曾多次與利群書社聯絡。1921年初，武漢黨的早期組織組建的馬克思學説研究會，吸收了利群書社負責《武漢星期評論》編輯工作的黃負生、劉子通參加活動，隨後他們也加入了武漢中國共産黨的早期組織，成為利群書社最早入黨的兩位同志。

　　武漢中國共産黨的早期組織為了在青年中開展工作，開始在武漢中學把董必武、陳潭秋直接影響下的張培鑫等十多名進步青年組織起來，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支部。由於他們的活動和影響，中華大學、武昌高師、湖北一師、女師、高師附小等學校，也先後成立了團組織，並對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展開了鬥爭。

　　1921年6月下旬，董必武和陳潭秋被武漢中國共産黨的早期組織推舉為代表，赴上海參加中國共産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大會期間，董必武報告了武漢黨的早期組織的情況，參加了大會文件的起草工作。

　　8月，董必武和陳潭秋回到武漢傳達討論了黨的“一大”決議以後，成立了中共武漢地方委員會。1922年初，工作委員會改組成武漢區執行委員會，董必武任區委執行委員。由於區委在學校師生和工農群眾中宣傳組織工作深入，黨的組織迅速壯大。

　　後來擔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的李先念，在回顧歷史時深情地説：董老是湖北革命的老祖宗，是湖北和大別山革命的一面旗幟，我們這些人都是他的徒子徒孫。

　　參加國民黨“一大”、“二大”　　　　　　返回頁首

　　1924年1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了有共産黨人參加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建立了國共兩黨合作的統一戰線。

　　董必武根據中共中央關於派出黨員幫助各省、市改組和籌建國民黨組織的指示，以國民黨聯絡員的身份，積極進行籌建湖北省國民黨各級黨部的工作。

　　在他的領導下，漢口首先成立了國民黨臨時黨部，並先後建立起了武昌、黃梅、黃岡、黃陂、漢川、黃安、麻城等17個縣的國民黨組織。這些市縣黨部的委員，基本上也都是由共産黨員和共青團員擔任。

　　在此期間，董必武通過共産黨員石炳乾在安徽的涇縣、宿松發展了國民黨組織，在江西德安、河南商城國民黨組織都有不同程度的發展。這些地方先後建立起了由湖北省黨部領導的國民黨黨部或區分部。董必武積極運用統一戰線這個組織形式，重點吸收工農大眾參加革命活動。

　　1925年7月，在董必武主持下召開了國民黨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了國民黨湖北省黨部，董必武當選為省黨部執行委員。

　　1926年1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董必武作為湖北省國民黨代表參加了這次大會，向大會作了《中國國民黨湖北省黨務報告》，並被選為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派駐湖北省負責指導黨務。

　　會議結束後，董必武迅速返回武漢，立即召開全省活動分子大會，傳達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精神，著重指出國民黨“二大”左派佔壓倒優勢，形勢對我們十分有利；但國民黨右派分子仍很囂張，隨時都可能製造事端，必須看到他們的危險性。他要求大家竭力協助國民黨健全地方組織，擴大左派隊伍，特別要在各縣開展農民運動，發展雄厚的革命力量，把國民革命推向前進。

　　在全國反帝運動日益高漲，廣東革命根據地更加鞏固，國共合作繼續發展的條件下，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特別會議，會議確定我黨應從各方面準備北伐戰爭，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統治。為此，會議決定黨在北伐必經的湖南、湖北、河南等地開展群眾工作，還決定重建軍委，以加強黨的軍事工作。

　　董必武積極貫徹這次會議精神，立即著手進行準備，以策應即將到來的北伐。3月，在董必武的指導下，國民黨湖北省黨部，漢口特別市黨部為促進北伐開始了準備工作。董必武遵照黨的決定以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和國民黨湖北省黨部、漢口特別市黨部代表的雙重身份，于3月下旬秘密前往湖南長沙，協助作北伐前的準備工作，爭取趙恒惕部第四師師長唐生智轉向革命。由於多方努力，董必武圓滿地完成了這一任務，使唐部于5月下旬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唐任該軍軍長。

　　7月1日，廣東國民政府發表了《北伐宣言》，9日，國民革命軍正式出師北伐。

　　根據中共湖北黨組織的指示，董必武負責對外聯絡、軍事和民運工作，配合北伐軍攻打武漢。7月下旬，董必武率領湖北各部代表團，前往長沙迎接北伐軍先頭部隊。隨後，董必武和潘怡如等根據國民黨中央決定，又組織了一個特種委員會，以配合北伐的軍事行動。

　　7、8月間，中共湖北區執行委員會成立。董必武任區委委員。8月下旬，董必武派人在汀泗橋組織了破壞敵人軍事設施的活動。同時，他發動群眾，支援葉挺獨立團攻打汀泗橋和賀勝橋的戰鬥。

　　北伐軍取得這兩個戰役的勝利後，乘勝前進，于9、10月間先後攻克了漢陽、漢口和武昌。

　　北伐軍佔領武昌和廣東國民政府遷鄂之後，武漢成為當時革命的首都，是全國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中心。湖北也成了“全國民族解放，光明的革命勢力向黑暗的反革命勢力進行鬥爭的根據地。”

　　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工農革命的猛烈發展，引起了一些反動集團或派別的恐懼和仇視。蔣介石加緊勾結帝國主義和封建買辦勢力，準備發動反革命政變。

　　1926年11月，北伐軍攻克南昌以後，蔣介石就在那兒設立了他的總司令部，同時把他的嫡系部隊安置在福建、江西一帶，提出把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遷往南昌，以便使這些地區處在他的勢力控制下，達到他篡奪勝利果實的目的。

　　共産黨和國民黨左派看穿了蔣介石這一陰謀，並堅持反對這項陰謀。

　　1927年2月24日，武漢三鎮國民黨黨部15000余名黨員在武昌閱馬場召開大會。董必武在致詞中指出，今天開會為的是挽救黨，反對個人獨裁，恢復黨權。他説：“他們要實行黨的民主化，鞏固黨的權威，打倒一切封建勢力。”鋒芒所向，直指國民黨新右派蔣介石。

　　3月20日，武漢100萬群眾在閱馬場舉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兩週年大會。會上，董必武提出“厲行總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剷除黨內外一切反革命者的惡勢力”，“查辦暗中和帝國主義聯絡和軍閥謀妥協者”等重要提案，擊中了蔣介石新軍閥獨裁統治的要害，把蔣介石對外勾結帝國主義，對內同軍閥妥協的反革命陰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白色恐怖籠罩著全國。國民黨中央、武漢警備司令部以及黃安縣政府重金懸賞通緝董必武。

　　董必武根據黨的指導，及時把在武漢地區公開活動較多的中共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人士疏散，轉移出去。

　　他與毛澤東、宋慶齡、鄧演達、林祖涵、吳玉章、柳亞子、鄧穎超等22人，聯名在8月1日的《南昌日報》上發表了《中央委員宣言》，譴責蔣介石、汪精衛背叛革命；號召革命同志集中革命勢力反對帝國主義、掃除新舊軍閥、解決土地問題。

　　11月，黃安、麻城人民根據黨的“八七”會議精神，在中央黃麻特委領導下，以董必武的名義出佈告，發傳單，舉行了著名的“黃麻起義”，建立了鄂豫皖邊區第一個紅色政權和第一支革命軍隊。

　　赴蘇學習　　　　　　　　　　　返回頁首

　　12月，李漢俊、詹大悲等在武漢被捕，並當即慘遭殺害，情況萬分危急，為了保存力量，黨中央派董必武去蘇聯學習。

　　到達蘇聯後，董必武即赴中國共産主義勞動大學（原名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學校專為董必武、徐特立、吳玉章、林伯渠、何叔衡、葉劍英、李哲時等30余人辦了一個特別班。 由於學員年齡較大，大家都稱特別班為“老頭班”。1929年春，董必武因英文比較好，由共産國際保送，轉入列寧學院（即蘇共黨校）英文班進修，在一起學習的還有張國燾、王若飛、李立三等。

　　董必武在莫斯科期間，始終努力學習，深入鑽研，深得中國同志和外國同志的敬佩。

　　在中山大學和列寧學院時，他為了學習馬克思、列寧的著作，刻苦攻讀英文和俄文。以至有人提意見説，董必武總是佔著圖書館的一張桌子，到吃飯時才離開。

　　董必武在自己努力學習的同時，還擔任列寧學院中國工人特別班的語文課和政治輔導工作。

　　他將自己在革命實踐中的體會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相對照，並親自下到工廠、農村調查研究。

　　在巴庫油田和列寧格勒工廠，他深入到群眾中，同工人一起勞動，共同生活，並將這種親身體驗整理成報告。報告得到很高的評價，並在全校展出。

　　1931年冬，他從列寧學院畢業，因其學習成績優異，列寧學院計劃將他留校工作。後因國內鬥爭的需要，遵照黨中央的決定，董必武于次年3月離開蘇聯回國。

　　中國共産黨第一任法院院長　　　　　返回頁首

　　董必武到中央蘇區時，正值紅軍粉碎第三次“圍剿”，蔣介石又集中兵力準備對中央蘇區發動第四次軍事“圍剿”。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繼續推行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政策，反對毛澤東“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要求紅軍在敵合圍未成之前，就去奪取中心城市，爭取江西首先勝利。隨後，調毛澤東做政府工作，接著又撤銷了他紅軍總政委的職務。儘管毛澤東受到排斥、打擊，董必武卻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

　　1933年初，中共臨時中央被迫由上海遷入革命根據地以後，蘇區中央即準備創辦學校，決定取名為馬克思共産主義黨校，校址設在葉坪，後遷到沙洲壩。董必武被調去辦黨校，任教務長。黨校校長是洛甫（張聞天），副校長是楊尚昆。不久，楊尚昆調到三軍團任政委，董必武接任副校長，後任校長。為紀念馬克思逝世50週年，黨校于3月13日（馬克思逝世紀念日的前一天）正式開學。

　　1934年1月，董必武出席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黨務委員會書記和工農代表大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2月，被委任為臨時最高法庭主席，隨後又被任命為最高法院院長。

　　董必武對嚴明黨紀和革命法制十分重視，同時要求辦案要嚴格手續，要建立檔案，以備有據可查。在他的領導下，黨紀和法制得到加強，工作效率、勞動紀律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長征途中，任婦女隊隊長　　　　　　　返回頁首

　　1934年10月，董必武以半百的高齡參加了長征。長征時，中央縱隊成立了一個幹部休養連，共100多人，目的是照顧那些年老體弱、生病負傷的幹部、戰士以及女同志等。其中有音樂家、戲劇家、文學家。謝覺哉、蔡暢、賀子珍、成倣吾等，都編在這個連裏。後來，董必武被調到中央縱隊總衛生部婦女隊任隊長。董必武等人率領的這支小隊伍，戰勝一般人難以想象的困難，創造了歷史的奇跡。

　　董必武在《長征中的女英雄》一文中，熱情地歌頌了這些巾幗英雄的事跡，從這篇文章中，我們也可以從一個側面窺見到董必武當時所經歷的艱難困苦。

　　文中寫道：

　　“……初出發時差不多有六十副擔架，途中一個人要管理三、四副。這是異常艱苦的工作。那完全是夜行軍，又不準點火把，若遇天雨路滑，擔架更走不動。民工的步伐是不會整齊的，體力不一樣，沒有抬慣，前後兩人換肩走路都不合拍，對革命的認識程度又不一致，有的是在路上臨時請來的。照料擔架的女同志跟著擔架走，跟得著前面的一副，又怕後面的掉隊，跟著後一副，前面又沒有人照管，休息時候要防著民工開小差。

　　民工可以打盹，她們都不敢眨眼。特別是每晚快到天亮的時候，民工的身體疲乏了總想打個瞌睡，宿營地還隔若干裏，前後隊全都催趕快走。這時，他們就在幾副擔架的前後跑，督促和安慰，勸説和鼓勵，用一切法子來推動民工往前走。有幾次民工把擔架從肩上放下來，躺在地上不動，無論如何都不肯走，她們中體力強健的，就只好代民工擔肩……”

　　“做工作的女同志，絕大多數自揹行李，包裹一卸，馬上又要去做群眾工作，這些都和男子一樣。有兩個女同志真是步行二萬五千里，馬一下也沒騎過……”

　　又寫道：

　　“……四個懷孕的女同志，都是在旅寓中生産，産後一晚半日就要行動，應有的休養和調理是得不到的。一個女同志在藏民區的下打鼓生小孩，連青稞麥她也不夠吃，偶然分得一點羊肉，此外是沒有什麼營養可説了，産後休息了幾天，經過草地，也平安地到達了瓦窯堡。”

　　長征隊伍到黎平，毛澤東向中央提出，分配董必武等擔任婦女隊長，管理傷員，是不恰當的，建議另行安排。董必武這才被調到林伯渠主管的沒收徵集委員會任委員。

　　不久，又調進中央縱隊幹部休養連任黨支部書記，與干休連連長侯政、指導員李堅真組成連黨支部委員會，同徐特立、謝覺哉並稱干休連“三老”。為了堅持長途行軍，董必武在黎平才買下了一雙破膠鞋。

　　1935年的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這次會議成為我黨歷史上重要的轉捩點。為此，董必武十分興奮，雖然他平時不喝酒，這次也特意買酒慶賀。

　　在遵義會議精神的鼓舞下，董必武不僅在四渡赤水、強渡天險大渡河、翻越終年積雪的大金山、跋涉荒無人煙的大草原時都順利地隨大部隊行走，而且常把分配給他的馬匹，讓給傷病員騎用，自己徒步行走。

　　當紅軍勝利到達陜北時，董必武回憶這段長征經歷曾説：“十三個月時光，在不斷地戰勝敵人五百餘次的堵截、追擊、側擊、襲擊戰鬥中，步行二萬五千里，踏遍了大半個中國，歷經了無數的艱難險阻，這是英勇無畏的紅軍的創作，已為全世界人驚嘆為空前的奇跡了。”

　　中共中央為董必武發電祝壽　　　　　　返回頁首

　　1937年到1944年，董必武在國民黨統治的武漢、重慶等城市戰鬥了7年。他積極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揭露國民黨對外消極抗日，對內積極反共的反動面目。1943年，董必武將滿58歲。“當時重慶政治空氣惡劣，好友晤面不易，借祝壽集會為避禁網之一法”。為了擴大我黨的影響，黨中央決定給董必武提前祝壽，以“祝壽”活動作為突破封鎖、廣泛交友的一種手段。

　　1944年1月1日，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電賀董必武六十大壽，對董必武的歷史功績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董必武同志：

　　慶賀今年你的六十大壽。你過去的革命奮鬥貫穿了辛亥、五四、北伐、內戰一直到抗戰的各個階段，為中華民族的解放寫下了光榮的史跡。你是中國共産黨創始者之一。

　　二十二年來，你經歷無數艱辛，始終不息地為黨工作。現在，你正代表著黨站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前衛地位，高舉著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不屈不撓地奮鬥著。你是中國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的老戰士，你是中國共産黨的模範的領導者之一。中國共産黨、中國人民為慶賀你的生日，將感到光榮。

　　中國共産黨中央委會

　　1944年元旦

　　董必武把自己工作中的成績歸功於黨，歸功於人民。1月3日，他給中共中央發了感謝電：

　　中央委員會：

　　奉讀中央元旦賀電，不勝感謝之致。我在中央領導下不斷學習和工作著，抗戰以來，特別是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領導下學習和工作著，感到無上的光榮。我黨的二十二年來偉大的發展，光輝的成績，已搏得全中國全世界要求從政治上和經濟上得到解放的各民族各階層人民的讚揚，正因為全黨在毛澤東同志旗幟下，才獲得了這樣的成功。我自愧在這中間沒有更多更大的貢獻，使黨給我的工作做得更好。我願在繼續整風中糾正自己的錯誤，彌補自己的缺點，成為毛澤東同志旗幟下一個名實相符的戰士，隨著中央隨著全黨同志繼續為完成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任務而奮鬥；不管在什麼地方，不論在什麼時候，要毫不猶豫地堅守著中央分配給我的崗位。

　　董必武

　　臨終留下一句沒有説完的話：“黨中央開了會，中央還有絆腳石……”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京勝利開幕。董必武作了《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草擬經過極其基本內容》的報告。經過充分討論，一致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這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文獻。這次會議，依法選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建立了全國政權。董必武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

　　新中國成立後，董必武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政治法律委員會主任，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國的法律事務上。

　　遵照黨中央的部署，根據共同綱領中關於廢除國民黨的舊體制，建立人民的新法制的規定，董必武領導並參與了廢除國民黨的舊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建立人民新法制這一具有深遠意義的工作。

　　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董必武當選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1959年4月，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董必武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並在1965年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繼續當選為副主席。這時他已年屆八十高齡。從這時起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他先後到全國24個省、市、自治區視察，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

　　“文革”前，中共中央成立了黨史起草委員會，董必武任書記。“文革”期間，董必武對於江青等人顛倒敵我、混淆是非的那一套做法進行了堅決抵制，對於他們創造“幫派史學”更是深惡痛絕，編史工作自然就擱淺了。

　　在那些指鹿為馬、黑白顛倒、善惡不分的歲月裏，多少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遭到誣陷、迫害。許多曾經戰鬥在國統區的地下工作者和進步人士，被扣上種種罪名，打成“特務”、“反革命”，關進監獄。董必武不顧個人安危，頂住逆流，實事求是地為這些同志寫了證明材料，使得他們免遭誣陷、迫害。

　　1965年5月，在一次支部大會上，董必武用了三個半天的時間，給支部的同志們詳細地講黨史，高度讚揚了毛主席、周總理、朱德委員長以及鄧小平同志、葉帥、陳老總等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為革命建立的豐功偉績。

　　1970年除夕，董必武在廣州遇到老戰友葉劍英，真是喜出望外，題詩《羊城農曆除夕喜遇葉劍英》：

　　羊城農曆歲月凋，

　　滿眼風光興趣饒。

　　破舊已無花上市，

　　迎新將有藝如潮。

　　曾經絢爛歸平淡，

　　不信懷柔與叫囂。

　　備戰相逢豈易得，

　　余生能樂幾分宵？

　　董必武為老戰友而喜，同時又感嘆“歲月凋”，“余生能樂幾今宵？”真實地反映了他當時的心情。

　　1975年3月5日，董必武90歲生日，他帶病題詩《九十初度》，總結自己度過的“九十光陰”：

　　九十光陰瞬息過，

　　吾生多難感蹉跎。

　　五朝敝政皆親歷，

　　一代新規要漸磨。

　　徹底革心兼革面，

　　隨人治嶺與治河。

　　遵從馬列無不勝，

　　深信前途會伐柯。

　　董必武始終懷著“遵從馬列無不勝，深信前途會伐柯”的信念，以“主義遵從馬列堅”為行為準則。

　　1975年4月2日7時58分，董必武與世長辭了。他臨終時説了一句未説完的話：“黨中央開了會，中央還有絆腳石……”

　　資料來源：

　　《董必武傳記》(中央文獻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

　　《紅安兩百將領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

　　《中共黨史人物傳董必武》（精選本2），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1版

責編：小文 　來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