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 青 ：我的媽媽冰心

央視國際 2004年02月26日 11:13

　　吳 青

　　我從來都沒覺得我媽媽是個作家，我覺得她就是我媽媽。我知道她寫作品大 約是 在一九四五年她寫《關於女人》的時候，那時媽媽辭去了指導委員會的工作，家裏就靠爸爸 一個人賺錢，而爸爸又得了肺炎，幾乎都要死了，不巧那時我們家又被盜了，本來還有架打 字機準備拿去當的也被偷了，媽媽沒辦法只好寫文章來賣錢。

　　媽媽對我的影響是很大的，我感受最深的是從小媽媽就教我們要真，做人要真，要説真話。 我有一個哥哥一個姐姐，我從小跟媽媽呆在一塊兒時間最多，也是得了母親最多的愛的一個 孩子。小時候媽媽常給我講故事，常帶我到歌樂山去欣賞大自然，然後總告訴我應該熱愛小 動物，説它們既然是有生命的東西，就應該有機會在這個世界上幸福地生活。小時候我特別 頑皮，人家也説我的性格有些像男孩子，特別喜歡在外面玩，有時候我逮著蝴蝶兒，或是小 蟲子，小麻雀，媽媽總是説：“你把它放了吧，它媽媽可能在等它哩。你要不放了它，它媽 媽可能會著急的。尤其是天黑了，你要是在外面沒有媽媽，你會是什麼感覺呢?”我略大一 點的時候，記得當時在歌樂山，看見打日本回來的兵，缺胳膊短腿兒的，我就問媽媽他們為 什麼沒有手，媽媽説他們是打了日本鬼子以後傷了回來的。大約受媽媽的影響吧，我覺得對 他們特別同情。那時正好我在的小學要募捐，我是募捐最多的一個。因為我有一個小男朋友 ，幾歲的小男孩兒，名叫馬歌樂，特別喜歡我，而他家是大地主，我就到他家去募捐，募過 一次後還去。他們説吳宗黎(我小時候叫吳宗黎)已經來過了，我説不行，我的錢太少了，我 還要募，我説你們家有錢你們就應該多捐，當時我覺得那些兵為國家負了傷，我就應該這樣 做。

　　我九歲時我們一家來到了日本，當時我曾把在日本的中國孩子組織起來，天天出去打日本孩子，當然現在反過來想是一種民族主義的想法。其實在國內我自己並沒有直接受過日本的什 麼禍害，當然轟炸還是有影響的。但我還是天天帶著小藥箱，騎上自行車，充當孩子頭，看 見日本孩子就打。剛開始媽媽不知道我出去是幹這個，後來知道了以後就批評我，並給我們 講在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人民受了苦，日本人民也受了苦，你們打日本孩子是不行的。當 時日本供應很緊張，實行配給制，許多人吃不飽，穿不暖，媽媽就請她的一些威爾斯利的同 學每禮拜四到我們家吃一次午飯，吃過午飯還做了一些東西讓他們帶回家。在媽媽的影響下 ，我慢慢改變不打日本孩子了，但一開始我拒絕學日語。媽媽那時也不願意送我們去日本學 校，因為對於日本人，她當時是有想法的，甚至在今天，儘管是中日友好協會的理事，有時 看見日本國旗時，氣還是不打一處來。媽媽也不願意我們去美軍學校，因為美軍學校品德不 太好，有的小女孩兒很快自己就懷孕了，是大兵的孩子。所以媽媽就把我們送到了聖馨女子 中學，那是天主教會辦的，對女孩子管教得比較嚴，都穿著制服。

　　在日本的幾年，我覺得我聽到的、我看到的，還是有一種比較強烈的愛國主義的東西的。儘管我父親當時還在國民黨政府工作，但我們家已經有《人民日報》了，都放在樓上，偷偷地 看，所以我從小就有一種感覺，就是共産黨並不可怕，因為在日本，美國人的宣傳中一提到 共 産黨，就是壞的，人家也怕，一聽到你是中國人，馬上就舉起手，但是在我的印象中，卻感 到共産黨是好的，毛主席是好的。同時，我也覺得國民黨特務是監視我們的，因為小時候我 和姐姐不一樣，姐姐比較愛唸書，我卻什麼事都愛聽，都愛問，都愛管。記得有一次有一個 國民黨……像是特務，到我們家來，到我爸爸書房去翻，我記得當時書房裏有一本Anna Lou ise Strong寫的Three Years in Moscow。那人就去翻這一本書，我説：“你不要動我爸爸 的書!”當時我可能覺得莫斯科就是跟共産黨有關係吧。此外，還有一點很深的感受是，父 母一直教育我們要熱愛自己的國家，因為當時在日本，我正好12歲，姐姐15歲，我們所有的 供應都是美國的，看電影是美國的，上學校是教會的，美國的文化，美國的價值觀念，我覺 得在我身上是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的，因此爸爸媽媽特別怕我們忘了自己的祖國，後來耶魯 大學請我爸爸去教書，他們更怕我們到了美國以後成了沒有祖國的孩子，所以就決定把我們 帶回國來。“文革”中批鬥我的時候有人問我，説，吳青你怎麼看你爸爸媽媽?我説我爸爸 媽媽頂多只是有一些資産階級思想，你要説他們不愛國不愛社會主義，那他們帶我回來幹嘛 ?後來便説我劃不清界限。

　　的確，我媽媽也講過：我們家的孩子，這樣的界限是劃不了的。因為我覺得我媽媽是很注意家庭這個小細胞的，家庭成員之間就是要互敬互愛，這是最基本的一條。後來媽媽也對我説 ，在關鍵時刻一個家庭對一個人自殺不自殺是起很大的作用的。“文革”中，我媽媽受到了 她這一生中前所未有的衝擊，我們家被 抄了，中央民族學院所有被抄的東西都歸到我爸爸媽媽的資産階級生活方式，尤其是謝冰心 的資産階級生活方式上。什麼旗袍啊，絲襪啊，高跟鞋呀，珠寶呀……我媽媽從來是不太 穿不太戴的，然而全都存在我們家。有一個禮拜，我媽媽脖子上戴了一塊小黑板，站在門口 ，裏面是展覽。站了有一個禮拜，有的人過去還 打過她。這是媽媽的一生中所從來沒有過的，但這時我們家互相支持，使得我們一家挺過來 了，不是成了一個破碎的家庭，從中我也深深體會到我媽媽的話，就是家庭之間的愛是最 重要的。

　　我覺得一個人説真話是很不容易的。我説真話挨批，我爸爸説真話被關進了牛棚。五七年他 所以被打成“右”派，就是因為説了三條：一條是他説中國不能一面倒，完全相信蘇聯也不 行；第二條是我爸爸講南斯拉伕的道路不能完全否定人家，它有對的一面；第三條講民院的 一 個總務長以權謀私。後來就説我爸爸&&向黨進攻，就成了“右”派。我覺得我爸爸這個人 是很純真的，從我爸爸媽媽的結合上也能看出這一點。媽媽是十九歲出名，從此以後有很多 很多名人都追我媽媽，但是我媽媽都拒絕了。為什麼呢?因為他們都是恭維我媽媽，從來沒 有説過一句不好聽的話，但我爸爸卻是第一個也是惟一的一個不恭維我媽媽的人。他第一 次就問我媽媽：你看過這些書嗎?我媽媽説沒有，我爸爸説那你到美國真得好好學習，真得 將這些書好好看看。當然我們後來跟爸爸開玩笑説：爸爸有著獨特的追求我媽媽的辦法。我 爸爸是學社會科學的，他很不善於表達自己的感情，在給我媽媽的書中，在愛情的下面，他 總是拿紅線劃出來，他就是從這種角度追求我媽媽的，所以後來我們開玩笑説爸爸很狡猾。 但他確實是很純真的一個人。爸爸當時要向媽媽求婚，需要得到她爸爸媽媽的允許。於是就 給媽媽的父母寫求婚信，他從人類學、社會學的角度來寫，表述他對婚姻的看法，説明他們 兩個為什麼要結合，這封信是媽媽幫爸爸改的，實際上也等於是他們倆的“合謀”。所以我 覺得我媽媽的“真”在選擇我爸爸這一點上也體現了出來。

　　媽媽有很多學生，她都很愛他們，她的愛總是“給予”。當時她的許多學生都是從農村來的 ，都很貧苦。比如蕭乾，當時就很苦，媽媽幫他找了一份抄寫工作；我爸爸的學生很多很貧 苦，也都是媽媽幫他們找工作的。他們長大了以後，媽媽又給他們做媒，他們訂婚、結婚、 生孩子、起名字，媽媽都要出來幫忙。記得爸爸當時帶一個叫黃迪的學生寫論文，黃迪老寫 不出來，爸爸問他為什麼，他説我那孩子半夜老哭，弄得我沒法寫。爸爸跟媽媽説了，媽媽 每天傍晚在給我洗澡之後就坐著洋車到黃迪家給他孩子洗澡。孩子洗了澡，睡好了，半夜 就不鬧了。我們家幾乎是爸爸媽媽的學生的天地，有的哭著進來，有的笑著進來，或是因為 失戀啦，與妻子吵架啦，或是添了孩子，取得什麼成功啦……媽媽總是與他們分擔憂愁、共 享歡樂。媽媽總會有一些稿費，但經常都給了別人。如家裏老保姆的女兒，上初中、高中、 大學，都一直是媽媽資助的，像現在她常會收到許多禮物，她總是想哪個司機的孩子需要什 麼，作協的司機她都很了解，經常是剛收到就給出去了，她總希望別人能和她一起分享這些 禮物。

　　媽媽對名利是看得很淡的。有人問我媽媽為什麼能活到九十歲。我覺得這是因為她非常超脫 ，非常豁達。她現在覺得她什麼都不怕了，她覺得自己不是為別人活，不是為名、為利活。 她總是希望自己能多給社會介紹一些年輕的作家。有時我一回家，她就招呼我，説哎呀小妹 ，快來看這篇文章特別好。她總願意把這些好作品推薦出去。而且她認為一切年輕的作家都 應當和外界多接觸，因此有人一到我們家來，她總是向大家介紹説最近又出了某某青年作 家啦，等等。她覺得今後的世界應該是屬於年輕人的世界，而不是屬於他們的。

　　媽媽對於我們做人有著很深的影響。她要求我們從小就要説真話，她最反對大孩子欺負小孩子、反對打架，而對於我們説髒話、説假話，她有一種獨特的懲罰方式，那就是除了用肥皂 水洗嘴巴之外，還要給我們喝奎寧水。小時候我和姐姐經常吵架，罵的話很難聽，媽媽就要 我們喝奎寧水，讓我們不要説髒話、假話，因此我覺得現在要讓我説假話還是很難的，尤其 在我當了海淀區和北京市人民代表以後，媽媽還總是鼓勵我，説如果你是為了人民的利益， 那你就不應該怕各種強大的、邪惡的勢力，要敢説真話。所以我覺得當時我在當北京市人民 代表的時候，投過惟一的棄權票和反對票，是得到媽媽很大的鼓勵和支持的。當然我媽媽也 對我有“意見”，因為我總是在外面，一般你們到我們家很少會看見我，總是看見我愛人， 有時她會説：“我不是‘人民’，你總為別人服務，好像我就不是你的‘人民’了。”媽媽 在培養我們的時候，另一點很重要的，就是她從不強迫我們作什麼，從不壓服我們，總是跟 你説理，什麼事情都可以商量，都能夠講通，比較民主，讓我們自由自在地發展，這一點是 我們比較幸福的地方。我從小就想學醫，姐姐想學歷史，後來周總理説，我們既然在國外都 有了英語的底子，希望能把外語繼續學好，所以我姐姐現在也在北京外語學院，也在英語系 教書，她搞美國文學，我搞美國學，介紹美國的社會與文化。我通過帶研究 生和本科生，讓學生看到自己國家的可愛之處和問題之處。在教學過程中，媽媽也總是要求 我們要熱愛自己的學生，熱愛自己的事業，所以我覺得我和姐姐都比較熱愛自己的事業，跟 媽媽是有關係的。比如1983年我回國以後，負責過一次中學教師外語培訓任務。當時我把這 些學生請到我們家去，我媽媽非常高興，對他們説：“希望你們當一輩子中學教師。你們是 教外語的。外語的基礎很重要，中學尤其重要，只有把基礎打好了，到高年級才能學得好。 ”她勉勵他們一定要堅持在教師這個崗位上，還跟他們講我們家就是世代老師，她爸爸是老 師 ，她爸爸是老師，我爸爸媽媽也是老師，我哥哥姐姐又是老師。她以這樣的家庭，以她的老 師出身來勉勵我的學生。

　　我媽媽是一個意志非常堅強的人。她以前身體一直很好，儘管有一陣吐過血。但自從1980年她得了偏癱，又摔了一跤以後，就不行了。有一次她特別難受地對我説：“我以後可能寫不 了了。”因為她偏癱是在右邊。但媽媽毅力特別堅強，等到稍好些以後，就開始下地走路。 每次我扶她練走路，她都是流著汗，很疼很疼的，除了練走路，她還練寫字，先是天天拿筆 寫五十個字，都是歪歪扭扭的。她當時不論作點什麼都很費勁，因為除了大腿骨折，腰也不 好，但還是每天寫五十個字，後加到六十個字，一百個字，到四百個字。這就是她當時為什 麼寫了《生命從八十歲開始》。我覺得她活到現在確實是很不容易的，她現在寫字一點都不 抖，很順，很快。媽媽還是一個很重感情的人，而且她始終是把自己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聯 在一起的，尤其是當她在報紙上看到教師的情況時，經常會痛哭失聲，她寫《我請求》的時 候，也是滿懷這種感情的。有時聽到什麼，她會氣得要命，比如聽到浪費啦，貪污啦，盜竊 啦，她就恨極了。但如果聽到進步的事，令人高興的事，她的情緒就特別好。而且有一條， 凡是福建人要她做事，長樂人要她做事，她不會拒絕；孩子、教育方面的事，也從不拒絕 ， 因此我覺得媽媽的愛恨是很明顯的。媽媽晚晚基本上看電視，她喜歡看相聲晚會，音樂晚會 ，好的電視劇，像《籬笆、女人和狗》、她也愛看。另外她還看球賽，任何球賽，只要有中 國隊參加，她一定看，不管多晚都看。你問她足球她也明白，有的隊員的名字她還叫得出來 ，如果一看到中國女排贏了，媽媽也是要掉下熱淚的，她的情感，她的一切都是跟中國的命 運融在一起的。

　　關於我媽媽寫作，我覺得很有意思。在我印象裏，她從前往往都是在家務中來寫作。我們家儘管有一個保姆，但媽媽還是經常下廚房去洗碗碟兒啦，撿煤核兒啦，這就是她打腹稿的時 候 ；掃地，擺花，或是一個人出去看朋友，或是早上醒來以後，也經常是她打腹稿的時候。她 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一氣呵成寫出來的，寫出來以後她總是要抄一遍。我以前很少看媽媽的東西，但從八十年代以後，我實際上等於是媽媽很多作品的第一個讀者，她寫完總給我看：“ 你給我看看這個怎麼樣。”她總是希望人家給她看一看，然後再發表，因此有時我也跟媽媽 開玩笑，説要是我給你提了意見，至少是幾千塊錢呀。

　　媽媽對我們的影響，最後一點我想講的是，她從小就對我們説，你們都是女孩子，但不要靠男人，一定要有獨立性，一定不要依附別人，我覺得這一點我印象最深了。因此，在我成長 的過程中，我從來沒有覺得自己是個女孩子，我只是覺得，你是一個人，我也是一個人，所 以男孩子玩什麼我也玩什麼，爬樹，打彈弓，玩彈球，一個人係根繩子打鞦韆，摔出去流得 滿嘴都是血，我也很少哭，因為媽媽總告訴我應當勇敢，自己做就要自己受，因此這一點上 我們很獨立。我到什麼時候才知道自己是個女孩子呢?就是小時候喜歡小孩子互相比撒尿， 看誰小便得遠，我發現自己不如男孩子，那時候我才覺得我是一個女孩子。但我從來沒有感 覺到我是在男人的世界裏面，我總是覺得你是一個人我是一個人，其次你是個男人，我是個 女人，但首先我是一個人。這一點上媽媽對我們的影 響很大，而且我們都有自己的事業。在國外的時候，人家都問：“你們不願意留在美國?” 我們説不願意，我們的事業在中國，尤其現在更是，我可以通過教書，通過我做的人民代表 的工作，來逐漸地改變不好的東西，而且我不會到美國去改變自己的祖國，而是在中國改變 自己的祖國，這是我們的責任和義務。因此我覺得我媽媽，她盡到了一個母親的責任，也盡 到了一個老師的責任，因為她教育我們從小就要熱愛自己的祖國，不管她有著怎樣的毛病， 祖國畢竟還是自己的祖國。

　　本文是吳青同志在“紀念冰心創作七十週年討論會”上的發言，由林兵根據錄音整理。

　　(原載《福建文學》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