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雜憶--錢鐘書拒稿酬 周作人一稿三投

央視國際 2003年12月15日 14:24

　　陳詔

　　本世紀50年代初，我投身報業，在新聞日報擔任《人民廣場》副刊編輯。到1997年5月，在解放日報《朝花》副刊的編輯崗位上退休回家。其間40餘年的甜酸苦辣的前塵往事，不堪一一細説。然而我參加新聞工作，以副刊編輯始，以副刊編輯終，真可以説與副刊結下了不解之緣。

　　副刊需要眾多作家、藝術家、學者、名流的支持。副刊編輯的主要職責之一，就是竭誠為他們服務，把他們的好稿組織到版面上來。50年代中期，“雙百”方針貫徹時，我作為一名初出茅廬的副刊編輯，勤於走訪，開始拜識巴金、靳以、傅雷、以群、羅蓀、唐、周瘦鵑、張恨水、魏金枝、熊佛西、梅蘭芳、吳湖帆、劉海粟等一大批名家，雖然接觸時間不長，但得益非淺，受惠無窮。80年代以後，我與當代作家聯絡較多，時間也較長，雖然談不上有什麼深交，但畢竟通過稿件這一媒介與他們建立起感情，掌握到他們的某些個性和特點。現把點滴回憶記述于後，以供副刊編輯們參考。

　　錢鐘書堅拒稿酬

　　錢鐘書先生淡泊名利，世所共知。他不喜歡別人宣傳他，稱讚他；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不貪財，而是對有些正當的收入，應得的報酬也淡然處之，甚至堅拒不納。

　　90年代初，我懷著孺慕之情，與他通信聯絡，懇求他惠賜稿件，但惜墨如金的錢先生一直未肯應允。後來經再三祈求，終於感動“上帝”，他寄來一首手錄的舊體詩《陳百庸屬題出峽詩畫冊》，使我欣喜若狂，並刊于1990年5月8 日解放日報《朝花》副刊上。按理説，錢先生以詩稿手跡見賜，已是莫大的面子，報社奉上稿酬，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誰知他在信中言明：“萬弗寄酬，跋涉赴郵局，拙詩不值得也。”我想，錢先生高齡，身體又不好，去一次郵局領取微薄的稿費也費時費勁，於是想送他一盒高級印泥以抵稿酬之數。但錢先生回信又説：“稿費萬不敢領。印泥敝處已有四盒，更請勿費心費事，戔戔之數，即以充貴社福利基金已尾數，何如？此紙可充弟收據之用也。”最後，我只得買了一方凍石，請錢君先生刻了一方“錢鐘書”三字的印章，親自赴京送給錢先生，才蒙錢先生哂納。從這件小事中，可以看出錢先生確是“姓錢不愛錢”到極點了。

　　稿費是撰稿人的勞動所得，也是衡量稿件質量的一把標尺。所以有些作家對稿費比較重視，比較計較。有些作家還認為，稿費偏低，不是為了幾個錢，而是説明報社不重視他的精神勞動，不承認他的社會地位，缺乏品牌意識，因而副刊編輯應當慎重對待作者的稿費問題。但像錢鐘書先生那樣一再拒收稿費，卻是極罕見的。

　　蕭乾有信必復

　　蕭乾先生早年從事新聞工作，先後主編過天津、上海、香港三地的大公報《文藝》副刊達七年之久，所以他經常自稱為“文學保姆”，還在解放日報《朝花》副刊發表長文，暢談七年編輯文藝副刊的甘苦。蕭老認為：“編報紙副刊基本上是個服務性行業，正如這種行業所要求的，必須親切和藹，有眼力勁兒，手腳麻利，還得篤實可靠”，其服務範圍，包括組稿、編稿、改稿、發排、校對、通讀清樣，同作者讀者聯絡，以及奉寄報紙和稿酬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勤於寫信”，這是他身體力行長期保持的一條主要經驗。

　　我與他在90年代初相識。此後六七年中，他給我寫來的信有三十余封之多。每次我寫信給他，沒幾天就可以收到他的回信，真是做到有信必復。但字跡潦草，幾難辨認，蓋蕭老勤奮過人，高強度工作，而平時無論做什麼事情都極講究效率和速度，所有信件都是在百忙中倉促寫成的，他給我的一封最短的信，只有二十幾個字，很像一份電報。但有信總比沒信好，所以我們之間始終是氣息相通的，從來沒有隔閡之感。現在蕭老也溘然逝世了，前輩風範，令人緬懷不已。

　　張中行不準編輯刪改文稿

　　1994年春，我去北京組稿。市場報副刊編輯、青年作家伍立楊來訪，談及作家個性和編輯甘苦。他告訴我：張中行先生的稿子一字不能改動，連標點符號也錙銖必較。我當時未予重視，唯唯而已。後來，張老先生寄來稿件，果然發現上端有“請勿刪改”的附語，又在信中強調説：“此稿如尚可用，以不刪削為幸！”可見先生對刪改問題之重視程度，當然，先生的文章字斟句酌，一筆不茍，是毋勞編輯改動的。但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有一次，他在一篇短文中，把“熒屏” 寫成“螢屏”，這顯然是他的筆誤，由於我過於信賴他，竟未發覺。幸虧他及時來信訂正，才沒有把這一錯字成為漏網之魚見諸報端。

　　要求編輯不刪改，説明作者對自己的稿件充滿自信，有“文責自負”之概，這當然是好事情。但有些作家，如周而復、于伶、荒煤等，卻又非常尊重編輯的勞動，以致來信殷殷囑咐：“文章長了一點，反正你們編輯有經驗，可稍加刪減” ；“寫得倉促，文字有不當之處，請加斧正”。這種謙虛態度，又不得不使我慎重對待，費時費勁一字一句地認真處理。我記得有一次某老作家在文章中引用清代詩人趙翼的名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也許他記錯了，竟把“數百年 ”寫成“數十年”，我就斷然把它改正。文章刊出後，老作家來信承認自己有誤筆，並對我表示感謝，從而説明編輯審稿，作為一道工序，還是有作用的，是必不可少的。

　　周作人一稿三投

　　周作人在抗戰期間投敵出任偽職，是他一生中無法洗刷的一大污點。但誰能想到，在50年代中期，在“雙百” 方針的催發下各報紛紛恢復傳統副刊之時，他居然又紅火了一陣子。據説，最初是人民日報副刊，經胡喬木同意，約周作人寫稿。接著，各大報聞訊也趨之若鶩，使周作人文章成為副刊的大熱門。不過，文章都署“遐壽”、“啟明”、“十堂”等筆名，一般讀者是不了解的。當時，我在新聞日報編《人民廣場》副刊，正苦於無緣結識周作人。有一天，鄧雲鄉兄偶然説起：周作人是他的老師，至今還有書信往來，我一聽高興極了，就請鄧雲鄉兄代為約稿。果然，不多久，周作人寄來兩篇署名“長年 ”的隨筆短文，其中一篇的題目是“節氣與陰曆”，主要觀點認為：陰曆根據月亮圓缺計算，而二十四節氣是説氣候的冷暖，應與太陽日照有關，因此應以《二十四節氣農事歌》中所説：“公曆節氣真好算，一月兩節不改變，上半年來五、廿一，下半年來七、廿三”來推算陽曆節氣，最為簡便。這個意見是很符合科學原理的。

　　這兩篇文章都在1957年8月份刊諸報端。我寄去報紙，匯上稿費，周作人來信表示感謝。但後來發現，早在 1957年3月7日，周作人以“農曆與漁歷”為題，曾在工人日報刊登過內容基本相同，文字略有出入的文章。到1963 年9月，他又在香港新晚報上寫了一篇文字稍稍改動的《農曆與漁歷》，足見他以同一內容，幾經修改，分作三次發表，或者説，是一稿三投，蒙了包括我在內的好多讀者和副刊編輯。

　　誰都知道，一稿多投，是撰稿者的大忌。過去出版單位發現有此情況就要扣發稿費，甚至要公開批評。但在改革開放以後，這一禁令已逐漸鬆弛，據我所知，有些老作家的有些稿件，都事先言明，此稿同時寄給臺、港報紙，望大陸報紙諒解。蓋老作家年事已高，作品的産量有限，為了增加他們的經濟收益及應付各方面的索稿，他們一稿多投，得到副刊編輯們的認可和諒解。現在，一稿多投的情況越來越普遍了。

　　（摘自1999年8月26日《文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