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進程及其影像解讀的可能性：可貴的知其不可而為之

央視國際 2003年09月05日 16:46

　　北京日報（2002.8.4）

　　最近在北京舉辦的“中華文明新紀錄電影周”和“關注紀錄電影高級論壇”註定將在中國歷史上留下濃重的一筆。這樣説主要基於兩點理由：其一，這幾乎是截至目前唯一一次紀錄影片個人展；其二，展映的紀錄影片是所有紀錄影片中最長的一部。儘管目前我們所能看到的只是《中華文明》大型系列影片的前四部：《英雄時代》、《青銅的光輝》、《禮樂與爭霸》、《鐵血帝國》，但是，這部作品的全部將由12部90分鐘的影片構成，它對中華文明歷史進程的闡釋和解讀，從5000年前黃帝蚩尤的“涿鹿之戰”開始，一直追溯到清朝末年，建構起一套完整的歷史敘事。

　　最初見到陳建軍的時候，他的這番舉動，頗使我吃了一驚。現在，做電視紀錄片的人很多，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電視紀錄片都很有市場；然而，做電影紀錄片的人卻很少，寥若星辰，電影紀錄片就更少，我們已經很久沒在影院裏看過紀錄片了。可是，陳建軍一齣手就是4部，360分鐘，這是許多人想做而沒有做成的事，陳建軍卻做成了。他有點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他已經做了5年，他還將堅持做下去，也許還要耗費他5年或者更多的時間，他無怨無悔，在這方面，他始終保持著旺盛的創作熱情。

　　想象真實挑戰紀錄電影

　　《中華文明》是一部“新紀錄電影”，新在哪？新的觀念的遊移和不確定性。我們看到，影片的確“總是小心翼翼地用挖掘的鋤頭開始説話，即便是想象，也並非漫無邊際。它所構成的時空有時是重疊的，或者是同時交叉的，但這並不妨礙他在一個更加廣闊的空間裏重新構造歷史的本來面目”。然而，有時他又表現得非常不自信，“也許，它並不是在構造歷史，而僅只是在構造一個影像語言的空間”。大量帶有感情色彩的詞語被用於對歷史的描述，倒使得他們更像那些用詩歌吟唱敲開歷史大門的遠古詩人。他甚至直截了當地説：“縱觀《中華文明》，就是以一種詩意的語言方式來結構和闡述歷史。”

　　這種有趣的現象顯然與一種被人們普遍接受的對於“紀錄電影”的定義有關。在許多人的觀念中，紀錄電影是排除虛構的，紀錄與虛構之間的關係是水火不相容的。所以，導演陳建軍才在宣傳材料上這樣寫道：“嚴格地説，《中華文明》不是一部紀錄片，當它採用戲劇性的情節來重現部落爭鬥，當它運用三維動畫來重現祭壇，它用虛構背離了紀錄片的原則，把對真實的認識提高到了另一個更加豐富的層面，那就是，真實並不僅限于可以觸摸的實物，它同樣存在於想像力和激情，存在於虛構之中；它甚至也使真實與虛構這樣看似對立的關係不成立。那麼什麼是真實？也許真實與否本身就是一個探究真實的過程，在探究中，真實才逐漸顯露，正如歷史，原本是個發展的過程，它從未停留在任何一個地方，而每一次探究，也在構成新的歷史篇章。從這個意義上説，《中華文明》本身就是一部探索片，在探索歷史的過程中，也在重構歷史。”

　　事實上，用傳統的紀錄影片的觀念，我們已經無法對《中華文明》所屬的電影形態加以界定。它呈現給我們的東西，固然不是歷史的真實記錄，但確實超越了物化的，甚至時空的真實，並提升到精神的、哲理的高度。它的存在既是對傳統紀錄電影真實觀發出的挑戰，也給電影理論界出了一道難題。

　　再現文明多樣性是可能的

　　《中華文明》是一部關於中國文明史的大型紀錄片，那麼，對文明的理解，有關中華文明的基本認知，這一文明的延續和發展包括了哪些重要因素？正確地回答這些問題，其重要性，我以為超過了所有的對具體歷史進程的描述。在這裡，影片仍然顯示出了它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既有精彩的神來之筆，也有令人遺憾之處。

　　比如，影片在結構對於中華文明的理解時，就充分利用了數十年來的考古成果。它告訴我們，中華文明在史前時期的存在，不是一花獨放，而是像滿天星斗一樣，表現為文明的多樣性。影片對於遼寧省境內紅山文化遺址——牛河梁積石冢的描述，就體現了一種新的歷史觀。這是不同於黃河流域炎黃文化的一處文化遺存，距今大約5000年，如今只是碎石瓦礫的祭壇和筒形祭器在銀幕上被復原後，令人感到震撼的不僅是它不可思議的雄偉壯觀，還有不為我們所熟知的、表現為不同來源的文明形態。影片關於三星堆的表述也有異曲同工之妙。但這裡也有一個基本的矛盾，讓我們感到了影片在堅持新的歷史觀念時可能並不徹底。比如片頭那個以陜西為中心建立的、傳統的文明譜係模式，以及敘事中所貫徹的對不同文明的單一敘述，就和影片整體敘事中所堅持的文明的多樣性是矛盾的。

　　編導説，《中華文明》無意擔當影像編年史的功能，但是，它的結構方式決定了，它只能選擇王朝的更迭作為它的外部形式，來完成這樣一種歷史的敘事。這裡我們又遇到了一點麻煩，在文明的內部，是否也有一個多樣性的問題呢？歷史不等於政治史，文明也不等於歷史，要把多樣性組織到文明中去，這很困難，卻值得一試。比如《禮樂與爭霸》，是不是爭霸表現得多了，而禮樂表現得少了？禮樂與爭霸的緊張關係，它們之間的內在張力似乎也沒很好地表現出來。那麼，下面拍攝《大漢雄風》的時候，是不是就應該引起特別的注意呢？至少現在這4部作品，主要是以政治國家的形式為核心來結構敘事的，戰爭表現得多了，暴力表現得多了，而文化的發展和日常的生活卻被忽略了，這是否也是對於文明歷史的一種簡化呢？

　　影像對文明的解讀，創造了新的歷史空間，也顯示了解釋的開放性。但是，這種開放性同時要求我們，要在更加廣闊的世界文明史的背景下來認識中華文明。它不是一種確切的知識或結論，它所給予我們的，更多的還是一種懷疑和啟發。這可能正是《中華文明》所要追求的思想深度和認識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