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電影周
央視國際 2003年09月05日 16:43
(南方週末)
作者:李宏宇
7月19日起將在北京舉辦的“中華文明新紀錄電影周”幾乎可以説是一次紀錄電影個人展,因為屆時將於首都電影院和中國電影資料館進行展映的5部紀錄電影,全部由現任中央電視臺文化專題部副主任陳建軍導演。這5部影片是單本紀錄片《牧魂》和《中華文明》大型系列電影的頭四部:《英雄時代》、《青銅的光輝》、《禮樂與爭霸》、《鐵血帝國》。
近幾年來中國紀錄電影幾乎已經淡出我們的視野。這次影展集中亮出5部作品,確實給人“橫空出世”的感覺——標準的90分鐘片長、35毫米膠片拍攝、全數字杜比立體聲。《中華文明》系列電影的製片主任周恒源説,在不動聲色地埋頭工作了5年之後,他們迫不及待地想展示這個很有分量的階段成果,看看社會的反響,但是怎樣命名這個展映卻讓人撓頭。“中華文明新紀錄電影周”名字的確定並沒有一個準確的來由,但的確讓人好奇,在有幸提前觀摩《英雄時代》和《牧魂》時,我很在意它們“新”在哪。
重現的文明
這個由12部電影構成的大型系列,有人懷疑它太大了,會令觀眾“畏難”。影片通過文物、考古成果的紀錄和還原,敘述、闡釋中國從黃帝蚩尤“涿鹿之戰”直到清末的5000年文化歷史。這樣題材的國産電視紀錄片似乎已經很不少,而且總的來説,在製作成熟度上比不上西方紀錄片的水準,有趣的是《中華文明》這個系列電影的由來,是在1997年,當時分管國家文物局工作的國務委員李鐵映正是看到了中央電視臺播放的英國廣播公司(BBC)紀錄片《失落的文明》,有了想法。他認為中國文明並非如片中所説是“失落的”,而我們應該刻畫一個延續下來的中華文明。“領導的信任”使陳建軍接到了這個“命題作文”,隨著創作的深入他意識到了這個題材的高難度,在了解歷史的過程中他越來越感覺到“這是個學術的深淵,掉進去了就出不來”。
不過他終於找到了激情:一次攝製組所有成員去中國歷史博物館參觀關於炻器時代的展覽,有的場工就是來自外地農村的打工者,初中文化,但在看完展覽後被問及感覺,他們與其他創作人員一樣覺得“作為中國人,挺自豪的”。陳建軍認為西方文化類紀錄片主要還是重在對歷史文化知識的傳播,而他要抓住的影片靈魂,是在對文物的表現或知識的傳播之外,使觀眾得到與那個場工參觀博物館後同樣的心靈震撼,得到“我們信仰的來由、民族精神的營養”。——在人們將近鄰韓國在足球、電影等領域的驚人之舉歸功於他們民族精神的時下,對比自己,這種努力顯得很有價值。
這個系列的第一部電影,講述“涿鹿之戰”的《英雄時代》有著相當大的信息量。當仰韶、龍山、河姆渡、大汶口、良渚等久違的地名鑽進耳朵,多數人怕是要隔上半分鐘才能想起這些文字的模樣(影片未配字幕)。這些地名所代表的中國古代文明星羅棋佈,擴展、交匯、融合、衝突,在90分鐘的影片裏要搞清並記住這些古文化分支並不容易。最終在4000多年前的“涿鹿之戰”中,黃帝打敗蚩尤,以至之後的人們都被稱作“炎黃子孫”。解説在這裡告訴我們:“事實上中華民族不僅僅是黃帝的子孫,也是蚩尤和他的81個兄弟的子孫”這個在學術界早已提出,但並不為普通人所知的“新”觀點很有意思。
影片大量採用“真實再現”的手段,不僅由真人扮演和模擬古代社會生活、戰爭的場面,還有部分現代考古過程也以故事、電影的模式錶現。片中一處以黑白影片表現上世紀初的“考古工作者”和“農民”在河北農村的田間交談,服裝道具乃至演員表情都非常逼真,如若再人為製造一些膠片磨損劃痕,恐怕不會有人看出是“再現”。戰爭場面中,杜比7∙1聲道的數字環繞立體聲很是唬人,銀幕上的箭、投槍、飛石可能在你腦後颼颼而過,如果打瞌睡就要小心,別從椅子上嚇掉下來。影片的音效在八一電影製片廠的杜比數碼錄音棚製作,錄音師曾為《拯救大兵瑞恩》的譯製片作混音,而《中華文明》系列是這裡製作的第一部數字環繞立體聲國産紀錄電影。
國外歷史人文類紀錄片中常用的電腦三維動畫也被用於本片中的真實重現。遼寧省境內的紅山文化遺址——牛河梁積石冢——被考古學家推斷為中國最早的“天壇”和“地壇”。在距今5000年,如今只是碎石瓦礫的祭壇與筒型祭品一起在銀幕上復原,它不可思議的精美壯觀給人強烈的視覺震撼,對遠古文明的玄秘與敬畏感油然而生。與陳建軍的談話中,我得知在國內紀錄片創作者和評論界中,對真實再現的手法還存在著相當激烈的爭論,而三維動畫也“以虛構悖離了紀錄片的原則”。在看過不少美、英和日本紀錄片之後,作為觀眾的我早已大大接受的這些令影片妙趣橫生的手段,卻原來在業內尚不得正名。
伴隨這些至少在國內紀錄電影中不多見的手法,一些能夠給人以“懷舊感”的場面也在這部紀錄電影中時而出現。譬如濁浪滔天的黃河鏡頭伴以激越昂揚的交響樂,譬如以地圖上色塊擴散和箭頭延伸示意文化的擴張和遷移,譬如壯闊雄渾、經常閃爍傳統色彩的解説詞。影片的總撰稿也是陳建軍,他對我的意見解釋説:“沒有考慮到是用傳統手法還是現代手法,我在創作時,就怕想不到手法,所有的手法對我來説都無關緊要。我們在創作上並沒有什麼限制,你説解説詞很中國,我想本來就是生活在這個文化中麼。”不得不説到音樂,它太富有激情了,仿佛很著急地在説:趕緊豪情萬丈起來吧。
《牧魂》之魂
相比《英雄時代》,《牧魂》就是非常合乎傳統標準的紀錄片,一同觀片的媒體同行無不為之傾倒,對我而言,這也是在銀幕上看到的最好的中國紀錄電影。
1995年陳建軍在拍攝紀錄片《新疆》時結識了新疆阿勒泰地區布爾津縣的哈薩克牧民拉臺一家,之後的一年半時間裏,他的攝製組便成了這個家庭的一員,只是由於環境的艱苦甚至惡劣,攝製組最初的12個人到拍攝完只剩6人。
這部沒有解説,聲音畫面全部“原生態”的電影將哈薩克遊牧民的生活與性情表現得生動而詩意。2001年12月《牧魂》在華盛頓首映,獲得了美國人類學學會第100年年會暨國際影像人類學電影節最高獎。它得到的評價是“在製作人類題材影片方面是一個典範”,因為它對“哈薩克牧民一年中的生活所做的輕鬆、細緻與極其優美的觀察”。它確實把我完全帶入了牧民的生活,他們年復一年完成著從冬季定居地到春秋牧場、夏牧場、春秋牧場再回到定居地的輪迴遷徙,似乎簡單,但在外人眼中充滿戲劇性。遷徙中人們趕著畜群橫渡河流的場面是驚心動魄、張力十足的,但鏡頭語言的敘述卻始終保持著沉穩、克制的態度,體現出令人稱道的攝影和剪接技術。
片中有這樣一段:秋天他們將羊群從春秋牧場趕回來,拉臺與兒子們一起向羊販子賣羊。過鎊時羊很輕,侄子懷疑羊販的稱有問題,與他們爭吵起來。這個牧民家庭的單純生活中幾乎惟一與外界發生的關聯便意味著欺騙,這顯得尤其殘酷。拉臺老漢的態度是忍讓的,他勸説侄子:“算了,不要吵鬧了,我不想吵鬧。”羊就這樣賣掉,拉臺自己還解釋:“天冷,路又難走,羊掉膘了。”兒子們仍是心有不甘地拿稱去稱一袋標準裝麵粉,結果是稱沒有問題。但是陳建軍告訴了我後來的故事——他們的確被羊販做過手腳的稱給欺騙了。全家人都很難受,一句話也不説,一直到第二天中午,拉臺還是忍不住去找了羊販。羊販的態度蠻橫,讓他退了錢,把羊領回去。拉臺到羊販的卡車上把自己的羊一頭頭挑出來,沮喪地趕著回家了。陳建軍完整地拍下了這個結局,但在後期卻終於把它刪掉了,他説因為實在不忍心。沒等我問他又説:“我對紀錄片必須保持純客觀的提法是堅決反對,這是不可能的。拍片子本來從頭到尾就貫穿著作者的主觀取向。”
雖然攝影機在這裡始終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平實地描繪牧民的生活細節,《牧魂》絲毫不比《中華文明》缺少靈魂。它很自然地引發你對人類精神、對遊牧民族樸實而美好的人生態度作思索,不被觸動的可能性很小。
紀錄電影難得露面
雖然只有一週時間、兩家影院,如果不是這個“新紀錄電影周”,這幾部作品還不知何時能夠面對觀眾。陳建軍對《中華文明》很有信心:“不管是誰肯定願意看,而且看完這個片子你會很自豪、昂首挺胸地走齣電影院。”但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就是,電影院不接受這樣的片子。一些影院經營者看了片子,反映是‘你這個電影太好了,什麼時候出碟?我一定要給我的孩子買,我們家也要收藏’。——那能不能在你這裡放映?——這個比較困難。”而《牧魂》已經完成6年,在國外獲了不少獎,這次卻是在國內首映。陳建軍曾找過不少發行人,但被院線拒絕的情形更慘:“不要説別的,一提起紀錄片這三個字,就拒絕你了,連看都不看。這完全是一種偏見,仿佛他們共同的認識是覺得社會不需要這個東西。觀眾庸俗、淺薄?不見得。是因為你拍得庸俗,培養了庸俗的觀眾,為什麼不拍一些高雅的?”
雖然不忿,陳建軍慶倖自己能夠有這樣的機會。聽説他一下子拍了四部紀錄電影,新影廠説:“我們兩年才拍一部!”科影廠説:“我們3年才拍一部!”《中華文明》系列4000多萬元的成本預算對電視紀錄片來説已經是天文數字,但分攤到每一集電影只算小成本製作,而這個消耗對中央電視臺這樣實力雄厚的企業來説也是奢侈的。雖然昂貴而且對技術的要求很高,陳建軍仍然覺得電影形式的紀錄片非常重要,因為“用膠片拍,可能就會激發起我對藝術的嚴謹和進一步追求的慾望,態度一定會嚴肅。電視就那麼大一個畫面,而電影要放出一面墻的效果,纖毫畢現,不能有半點差錯,它對攝影、燈光、導演的構思都有很高的要求。馬上你就會覺得你是在創造藝術,你就會非常認真,就會有犧牲精神。藝術就是讓人瘋狂”。與影院協商後,這次展映的票價定為與中影公司進口片一致的單場30元,他們希望借此作一次市場的試探,“可能會有好的效果,那就是對紀錄電影投資者和創作者的激勵。”
陳建軍自嘲説《中華文明》是“領著一群農民做出來的”,因為他們沒有更多的錢去請更專業的人員,比如熟練的故事片攝製人員。在紀錄片創作中的許多困難,他不願意詳細説起,只希望影展獲得不錯的反響,然後得到更多的支持。天山下的夏牧場應該是非常美麗的,但在《牧魂》中一處天邊巨大彩虹的鏡頭中卻很容易看到天空是灰濛濛的顏色。陳建軍説這是膠片沖印的問題,《牧魂》最初是在澳大利亞完成整個後期,那個版本裏的天空是美麗的藍,但在國內的洗印廠,同樣的設備同樣的配方,衝出來的顏色卻怎麼也不對,他甚至猜測與北京的水質有關。那麼為何不拿國外製作的拷貝回來放映?原因也許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影片素材可以順利通過海關出境,但在國外完成後期製作後卻不能隨便入境,因為按規定,它成了進口影片。“所以説在中國(電影)這個發展受到好多想不到的東西制約。”陳建軍似乎早已見慣,淡然地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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