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

------陳建軍導演的“新紀錄電影”

央視國際 2003年09月05日 12:48

　　作者：紅葉

　　通過《中華文明》，體味到陳建軍導演風格的與眾不同，他深厚的中國文化涵養和他那獨有的“新紀錄電影”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附庸是他一貫的作風，這也使他的每一部作品獨具個性。

　　剛剛殺青的大型系列電影藝術片《中華文明》（第一部試片），給導演陳建軍帶來了許多讚譽。

　　一位前來參加北京99國際紀錄片研討會的美國專家在看了《中華文明》之後，稱他拍了一部“史詩般的國際性的精品”。有人説中國導演中建軍是有學問的，國畫大師史國良（法號慧禪）則認為應稱之為“智慧”。

　　面對各種溢美之言，建軍依然平靜如水，還是他那句老話：“我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我必須做的工作，是生存所必需的。”寵辱不驚、淡泊名利是他一貫的心態，他説：“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是我在中央電視臺做人的一個基本心態。”和那些見榮譽就“炒”的人相比，建軍的確有點不合時宜，淡然之中他依然供奉著“讀書乃寒士本色”的信條，每日裏閱讀、打乒乓球和朋友一起海闊天空，大有“不信書香喚不回”之勢。

　　天地交而萬物通 上下交而其志同

　　陳建軍的《中華文明》為我們了解他提供了依據。

　　把沉睡了五千年的盆盆罐罐拍得好看傳神，這是建軍要解決的一個難題，為此他首先做了大量的案頭工作，他工作的深入和細緻以致令中國考古界的學者們瞋目。他徜徉在人類歷史發展的時空隧道，用現代人的思維縱觀古今、跨越時空，強調沒有孤立的古和今，應從古往今來的連續性和統一性看待歷史事件和人物，即現在與過去的融合。他無意再現原始之初的歷史，而是把那段故事放在歷史長河的坐標中加以比較，從更深層次去理解歷史事件的意義，從而賦予那段故事以神采，讓故事充滿意蘊和魅力。特別是影片中不時發出的一些疑問，更給觀眾留下了眾多的懸念和思考，帶領觀眾從五千年中華文明的起源中領略其博大精深，進而激發每一個炎黃子孫的民族自豪感。《中華文明》毫無疑問地可以作為一部振奮民族精神，增強民族凝聚力的愛國主義教科書。我們不難從中感受到那遠古的、原初的人與世界的渾然一體，感受到我們祖先創造文明之生生不息的精神。

　　“紀錄”的批判

　　“事實上，一開始，創作者就想換一種思維去構想這部影片，並試圖找到一種新的理論去指導實踐，這時衝破傳統紀錄片定義的束縛就尤顯重要了。”（陳建軍《真實與虛構》）

　　陳建軍是傳統的，因為他從不臆造，他有過北京廣播學院的師承經歷，在學校他是一個好學生，這註定了他有著良好的傳統氣質。陳建軍同時又是一個反叛不羈者，他的所有作品幾乎無不是對傳統的批判，那是因為他從來就不是一個循規蹈矩者。建軍身兼“中國《周易》學會”秘書長，幾年前他拍的八集電視系列片《中華周易》從理論上給當時人們對周易是封建迷信及算卦的誤解作了徹底的澄清。《易經》是變化的哲學，變則通，通則久，這大概也是他那“一開始就想換一種思維方式去構想”的依據。建軍深知傳統逐步形成的過程正是逐步遠離傳統的過程。他不拘泥于傳統意義上紀錄片的定義，認為它“過於狹窄”，聲稱“紀錄片也是電影藝術”。因此他沒有把注意的焦點停留在傳統紀錄片的概念上，而是“用藝術手段去拍紀錄片”，這一思想使他在拍《中華文明》的一開始就把此片放在了否定之後的構建之上。從而為紀錄片注入了全新的含義，最終把紀錄片的概念完全的刷新了。他説“紀實不等於真實”，“紀實僅僅是紀錄片的表現形式之一”。建軍透過事物的二重性究其本質，提出“在紀錄片中，真實也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他把對“混沌”和“道”的詮釋放進了紀錄片，得出“在‘真實’的前提下，無論採用何種表現形式，它永遠還是紀錄片。”這令人想起了魯迅先生的那句名言：“我認為根本問題是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麼事件，用的是什麼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而已集•革命文學》）。紀錄片的前提是真實如同革命文學的前提必須是革命者一樣。

　　建軍用陰陽圖來説明不能用簡單的兩分法去區分紀錄片和故事片，它更多地強調觀眾的觀感作用，這一點也是《中華文明》成功的一個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中華文明》影片中半坡人那伊甸園般的田園生活，涿鹿之戰中蚩尤與黃帝的征戰場面，無不是他“紀錄片能夠而且應該採用一切虛構手段和策略以達到真實”的完美體現。

　　陳建軍終於在虛構和紀實中完成了《中華文明》（試片）的拍攝，他那“散點式”的結構和“追求整體印象”的構想，以及“解説、畫面和音樂效果的三位一體”，他那由無序而有序，自由而大膽地剪輯，無不讓觀眾感受到強烈的藝術震撼。

　　繼承的過程就是批判的過程，而在實踐中往往繼承少於批判，這不僅是對繼承缺少理性的思辨，更重要的是受制于批判者文化層次的廣度與深度，因此建軍常説：“易”就是“變”。

　　放逸無所拘

　　對建軍而言，事業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是生存之必需，俗話説，“無欲心則靜”，他的確是太平靜了。《中華文明》去上海請喬榛錄解説詞，他晚上進錄音棚，白天整日泡在上海博物館，平時他最大的樂趣就是逛一逛京城的古籍書店。拍攝《牧魂》他剃了光頭，和哈薩克牧民同吃同住，暴風雨中他們一起轉場，經過一年的拍攝，攝製組從原來的十六人到最後只剩下六人。阿勒泰地區專員送他“榮譽牧民”稱號，哈薩克老牧民拉臺親切地稱他是“牧民的好兒子”。紀錄電影《牧魂》為我們描繪出了一幅人類文明最初的生存狀態——遊牧生活的歷程，同時也向全球發出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本世紀末最強的吶喊。

　　他灑心去欲，放逸無所拘，他不畏艱險，在變則通中一次次的刷新自己。他不媚俗、不附庸，他的影片為當今中國影壇帶來一道亮麗的風景。陳建軍沒有被浮躁風氣所污染，他不卑不亢從不張揚，他總是用“等拍出來你就知道了”來回答各種提問，以至於當你在聽到他這句話時，會很自然地産生一種期待震撼的感覺。深厚的中國文化底蘊和探索進取以便求通的陳建軍共同構成了導演陳建軍。他用他那以身相許，以命相搏的心性去履行著他的“道”業。

　　有一天，建軍對我説，“我很留戀那邊（哈薩克牧區），在那兒我如魚得水，回到都市感覺不是我生存的空間。”

　　我想一個人的本能不是誰能教會的，也不是誰能改變的。

　　（華人月刊，9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