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紙到底有沒有泄密？

央視國際 2004年05月09日 14:10

　　□曹天生文

曹天生，出生於宣紙的發源地--安徽省涇縣的一個宣紙世家，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思想政治文化研究究所，獲博士學位。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蚌埠坦克學院教授，授大校軍銜，還兼任中國造紙學會紙史委員會委員。

　　近年，一些新聞媒體發表了某些人關於宣紙生産技藝已經完全泄密的説法，筆者認為，在現代科學技術條件十分發達的情況下，這種説法不是出於對宣紙生産條件的完全不了解，或一知半解，就是故作聳人之論。

　　以往關於宣紙泄密的東西，卻正是我們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所要大力宣傳的東西。現在要宣傳宣紙的相關的一些知識，讓更多的消費者了解宣紙，使用正宗的宣紙，同假冒偽劣作鬥爭，而不是一味地”保密”。不知真貨，哪識假貨呢？

　　有些外國人竊取宣紙技藝，仿製宣紙，包藏禍心，鐵證如山，但從未制出真正的宣紙宣紙作為一種傳統的特種手工藝紙張，自創制時起，就名重藝林，因而對於它的生産技藝，制紙者一直秘不示人，舊時偶爾問及，也是誨莫如深，外界人士一直對此撲朔迷離，覺得神妙莫測。由於宣紙質量上乘，是紙中之精品，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顯著，所以一直為外人所垂涎。根據可考的材料，大約從上個世紀中後期開始，直至今日，一些國家的情報人員特別是經濟情報人員，相繼對我國的宣紙産地進行探訪，千方百計地蒐集我國宣紙生産技藝的情報，以便進行仿製，企圖以假亂真，以便獲取高額經濟利益。

　　外人盜探我國宣紙製作技術的活動自上世紀中葉起持續不斷，有案可查，見諸文字史料的有這樣幾次：英人白恩首開宣紙竊密之例。清光緒三年（1877）4月1日，根據光緒二年（1876）簽定的中英不平等條約——《著臺條約》，蕪湖海關正式開關。開關不久，蕪湖海關派出情報人員便到涇縣打探宣紙的製作過程。在1877年蕪湖海關關務報告中，稅務司白恩寫到：“涇縣西南八英里許，有村莊甚多。傍山之谷，皆造紙之所。其制法採取檀樹皮、桑樹皮及表桿洗濯多次，加若干石灰而煮之，復行洗濯，於是終年陳于山麓之空地，以候其幹、……”並將配料方法和製作全過程作為科技機密情報，呈報給總稅務司赫德。雖然這份報告對宣紙的了解並不甚得要領，但説明帝國主義分子侵犯中國主權以及盜探我國宣紙生産技藝的禍心由來已久。不久以後的光緒九年（1883），有一位名叫【木酋】原陳政（舊姓井上）的日本人，曾化裝著入涇縣探查宣紙製作技藝，回國後寫成《清國制紙取調巡迴日記》，該日記于1934年在東京出版的由關彪等編的《支那制紙業》一書中公開發表，1941年4月《中國紙業》第一卷第四期有中譯文發表。及至本世紀初，有一名名叫內山彌左當門的日本人，他當時在中國南京，距安徽各産紙境較近。他多次深入産紙地區，特別是涇縣小嶺，偷盜宣紙生産情報。回國後，于光緒三十二年（1906）寫了一篇名為《中國制紙法》的文章，刊登在《日本工業化學雜誌》第九編第98號上。該文刊出13年後的1919年，我國有位名叫倪孟長的人，將該文全文翻譯成中文，刊登在《東方雜誌》第16卷第10期上。《中國制紙法》一文分為三章：其中第三章專門記述宣紙，篇幅最長，記述內容也最細。分別就宣紙産地、造紙用水、宣紙紙質、宣紙用途等作了較為詳細的記述。隨後，就在內山彌左當門從中國竊取情報回國書寫報告、發表文章的光緒三十二年（1906），日本國又有人來到涇縣，費盡心機地在涇縣宣紙産地弄了一些青檀樹枝，特請大學植物係教授鑒定，但因日本不産此樹，因此鑒別不出該樹枝是何種何屬，只得告罷。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利用侵略中國的機會，多次派遣特務深入皖南，蒐集了一些涇縣的青檀樹籽，運回日本精心種植，因氣候，土質等條件不盡相同，所以，生長出來的檀皮質量低劣，用之製造不出高質量的宣紙，潤墨性差。新中國建立後至20世紀70年代以前，由於眾所週知的原因，外人無法進入宣紙産區對宣紙技藝進行竊取，有關國家只能祖國大陸和香港等地購買我國的宣紙，然後用現代科學手段化驗出了宣紙所含的各種成份，許多公司並競相仿製。到70年代末，我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中外交流越來越頻繁，某些外國為了能製造出真正的宣紙，縮小所製造的仿製宣紙與宣紙真紙的差距，便加大了對宣紙情報的蒐集力度，他們採用了多種手法，千方百計地套取有關信息和資料。非但如此，他們還處心積慮地企圖深入宣紙産地直接獲取第一手情報，如某國就曾于1986年派了一個“造紙工業考察團”前往安徽涇縣有關廠家參觀考察。其中有人順手牽羊地“牽”走了一些生産原料，帶回國反復研究，用各種成份配比，意欲造出宣紙真紙。但是，造出的紙並非“宣紙”，充其量仍只是倣宣，使用起來其潤墨性明顯不如涇縣宣紙。原因何在呢？經我國專家分析對比。發現他們的“宣紙”中又多出幾種礦物質，而礦物質的來源就是來自當地的造紙用水。

　　外人竊取宣紙技藝，仿製宣紙，包藏禍心，鐵證如山，但從盜探到仿製的結果來看，外人並未制出，也不可能制出真正的宣紙。外人竊取我國的宣紙製作技藝的歷史我們絕不應忘記，尤其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我們要時刻保持警覺，絕不能讓外人的竊取任何經濟情報的禍心得逞。具體到宣紙來説，外人的目的達不到是一回事，但盜探宣紙情報的禍心是另一回事。儘管某些外國生産不出宣紙真紙，但仿製宣紙卻著擊了我國宣紙真紙的國際市場，給我國宣紙出口的外匯收入造成一定的影響。

　　真正的宣紙技藝沒有泄密，也不可能泄密

　　儘管某些外國仿製宣紙在形制上也能做到與宣紙真紙基本相似，但那只是“形似”，而不可能達到“神同”。究其緣由，用一句中國的古話來説，那就是：橘逾淮為枳。橘子和枳子本為一物，但因南北方的土壤、氣候不同，生長出來的果實形同而神著，故淮河以南稱橘，淮河以北稱枳。類似的還可以找到許多事例來説明同樣的道理。貴州茅臺酒，配方配料早已不是秘密，用同樣配方配料在著地産出的酒，與在茅臺鎮當地所産之真茅臺酒有很大的差著，何也？除了釀造技術因素外，還在於水質的不同，別的一切條件可以倣真滿足，但那制酒所用的清冽甘飴的水的條件是無法替代的。

　　由是而論，宣紙盡可從形制上仿製，但真正的宣紙只能是産於安徽涇縣，別且不論，僅水一項的不同就使仿製宣紙不能與宣紙真紙的質量、著味等量齊觀，更何著還有其它多種因素呢！外人儘管能夠仿製宣紙，但永遠也無法滿足宣紙生産的“天時、地利、人和”的三個條件。這裡的”天時”，是指宣紙真紙需要在特定的自然條件中生産出來，才能使其質量達到最佳，任何外地無法具備與涇縣相同的特定的氣候等環境。這裡的”地利”，是指宣紙的生産需要主要包括有特定微量物質元素含量的水資源條件和其它資源條件等，只有這些特定的各種資源條件的充分滿足，才能使宣紙産品的質量達到最佳。這就告訴我們，宣紙與景泰藍不一樣，景泰藍的生産純粹是技術型的，技術一旦泄密就完全泄密，宣紙除了需要精湛的生産技術外，還依賴於特定的自然條件和在那種自然條件下産出的特定的原材料。這裡的“人和”，是指宣紙的生産需要掌握特定技能的專門工人去操作。在宣紙生産的工序中，至今大部分仍然是手工操作，這些手工操作的每一道工序都有只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無窮奧妙之處，非經一定時限的實際操作是無法悟出其道的。因此，要生産出高質量的宣紙，掌握技術的人的條件又是一個關鍵。除此而外，宣紙生産還需要精熟各道生産工序的專門人員去管理，需要各個生産環節的工人和管理人員的默契一致，精心合作。所以，某些外國制出的“宣紙”，無論是手觸感、潤墨性，還是張力、光潔度與我國的宣紙都是無法相提並論的，在行家裏手面前，一看便知誰真誰假，即便是涇縣以外的國內其它地區生産的仿製宣紙也是一樣。什麼原因呢？這就是製造宣紙所需要的特殊的自然條件，用的原料、藥料、水，還有那只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手工操作技藝的微妙，任何別國是無法滿足這些條件或者加以傚法的。

　　總之，宣紙真紙，是“天時、地利、人和”這三方麵條件的和合，缺一不可。天時、地利、人和構成了宣紙自我保護的三道屏障：一道是天然屏障，即原料、藥料和水，這是不可能完全替代的，任何外國和外地是無法設置這些條件的；一道是技術屏障，即手工操作的微妙，即使部分流水作業是機械化甚至現代化的，但生産宣紙的關鍵環節還是要依賴手工，其奧妙和精髓非代代相傳，長期實踐而不可得；還有一道就是人文社會屏障，這主要是涇縣宣紙經過長期的使用檢驗，人們已經形成了深厚的心理認同，只有涇縣的宣紙才是正宗宣紙，已經成為人們共識，所以我們可以毫無憂慮地説，真正的宣紙技藝沒有泄密，也不可能泄密。

　　以往關於宣紙泄密的東西正是我們現在所要宣傳的東西，信息社會宣紙保密的本質要求就是工藝創新，技術領先在傳統的小農經濟社會裏，宣紙生産技術由於其産量小，産地又僅限于涇縣及其附近地區，掌握這種生産技術的人又僅限于一姓或極少數幾姓，且又同宗族社會結合起來，特別又是一種特殊的謀生手段，所以能夠長期保密，於是成為一地人世代相傳的絕活。自宣紙真紙于元明之際直至本世紀40年代以前，宣紙産地以宣紙業為世代生計的涇縣小嶺曹氏（包括從小嶺遷出在外地開辦紙槽的曹氏）宗族內部就有對外保密的傳統習俗，即宣紙生産的核心技術、關鍵工序傳子不傳女，傳媳不傳婿，把宣紙生産技術當做代代相沿的“飯碗”。早在1928年5月就有人指出，“涇縣之宣紙業，在小嶺村，此者多曹氏，世守其秘，不輕授人。故今日江西等省及日本皆有者，然其品質之佳，終不及涇縣原産。”本國內尚且如此，何著他國？！除此外，宣紙生産者還有意無意地將宣紙生産技藝神秘化，既使內部成員對宣紙製作嚴守秘密，又使外界對之不敢望其項背，自動打消介入染指的念頭。再則，宣紙生産的投入在舊時相對來説也是相當大的，而且即使一切順利，一年以後才能開始取得效益，一般人也是不可能輕易地投資于宣紙的製作的。所以，在傳統社會裏，宣紙生産技藝保密是很有成效的，倣宣生産被限制在最低最小的範圍內。

　　後來隨著社會的進步，隨著使用宣紙的人越來越多，國內人才越來越多的人了解到宣紙産于宣州的涇縣和涇縣小嶺曹氏祖先是宣紙的發明者，才逐步了解到宣紙的大致生産過程。國外某些人也通過盜探，才了解到宣紙的産地、主要原料、大致工藝流程等。隨著時光的流逝，隨著人們對宣紙本質的研究，使我們認識到，以往關於宣紙泄密的東西，卻正是我們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所要大力宣傳的東西。這是因為，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仿製宣紙已經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人們只要買到宣紙，就可以化驗出它的成份，其大致的工藝流程也能加以揣測，然後進行仿製，從這一點説，宣紙已經失去保密的必要，不僅不需要保密，而且還要大力宣傳宣紙的正宗産地，宣紙特有的生産技藝，其目的是揭示宣紙真紙和仿製宣紙的區別，告訴廣大消費者關於宣紙真紙的耐久性、抗蟲性、潤墨性和質地穩定性等獨到的特性，關於宣紙生産的獨特的生産環境、關於宣紙生産的主要以人工生産為特徵的生産方式，從而打擊假冒偽劣。目前，在國際國內市場上，有很大一部分是仿製宣紙，其生産方式顯然與宣紙的生産方式基本相同，但關鍵的原料卻是宣紙原料——青檀皮和沙田稻草——的替代品，它的品質和使用效果遠遠低於宣紙真紙，但這些仿製宣紙卻打著宣紙的招牌，這樣就坑害了消費者，也損壞了宣紙的聲譽。因此，現在要宣傳宣紙的相關的一些知識，讓更多的消費者了解宣紙，使用正宗的宣紙，同假冒偽劣作鬥爭，而不是一味地“保密”。不知真貨，哪識假貨呢？所以，一般宣紙消費者都有真正弄清真宣與倣宣區別的必要，正確地、恰當地選擇自己的消費行為。至於書畫家及書畫愛好者們，以及歷史學家、科技史家、造紙專家們，那就更有必要較全面的了解有關宣紙的各方面知識，了解宣紙的多方面的價值。涇縣人民政府于1993年舉辦了首屆國際宣紙藝術節，並同時召開了首屆國際宣紙學術研討會，既提高了宣紙在國內外的知名度，也促進了宣紙産地與海內外的經貿關係，就是一個很有遠見的做法。早些年前，一些新聞媒體發表了某些人關於宣紙生産技藝已經完全泄密的説法，筆者認為，在現代科學技術條件十分發達的情況下，這種説法不是出於對宣紙生産條件的完全不了解，或一知半解，就是故作聳人之論。任何了解宣紙的人都知道，任何哪怕是再高級的仿製宣紙都是無法與宣紙真紙相提並論的，行家裏手們對真宣與倣宣的差別是一瞥便明的，尤其是其使用效果更是差別甚遠。我國造紙界的老前輩，著名的造紙理論和造紙史研究專家余貽驥先生、劉仁慶先生等都認為宣紙現在已經不存在泄密的問題，在宣紙産地的涇縣，許多經營者，管理者也都認為宣紙泄密實際上是不可能的。所以，筆者認為很有必要將真相訴諸於眾，使人們對這一問題有一個客觀的看法和評價。

　　從事了20餘年宣紙技術革新研究的專家，安徽農業大學林産工業研究所的潘祖耀教授對宣紙泄密和保密問題也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説：“宣紙泄密與保密的問題，我認為泄密的已經泄密，倣宣紙早幾十年就出來了，現在想保密的也難以保密，更何著宣紙生産的特定條件和要素人家也無法滿足或倣真。但我們在認識上要站得高一點，問題的關鍵是現在處在信息社會時代，靠的是高科技領先，而我們的宣紙生産實行的是勞動密集型、許多生産環節仍然實行的是體力型生産，而這種生産方式不是時代特點的東西，這樣的東西不存在保密問題，因為人家外國絕不會仍然按照你的那一套去做。外國人所要做的就是用現代科學技術來研究你的東西，用更先進的東西來代替你，來超過你，這是現代科技發展的規律。與其這樣在泄密與保密上爭論，不如加快研究，使宣紙這門工藝技術進入世界造紙技術先進行列，永遠保持領先的水平！否則，我們終究有一天會落後。”筆者和潘教授的一致意見是，加快宣紙的開發，加緊宣紙新工藝的研究，這仍然是擺在我們面前的迫切任務，工藝技術的領先，就是最好的保密，最可靠的保密，不在工藝上領先，就談不上保密。以往關於宣紙泄密的東西正是我們現在所要宣傳的東西，信息社會宣紙保密的本質要求就是工藝創新，技術領先。

　　轉自2000年07月12日《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