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期的農業

央視國際 2004年04月05日 16:56

　　鐵農具的發展和牛耕的普及

　　牛耕在春秋戰國時代已獲得了初步的推廣，但從春秋到西漢初期，在出土的鐵農具中，鐵犁的數量既少，形制也比較原始，反映出當時牛耕的推廣還很有限。到了西漢中期，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出土的西漢中期以後的鐵農具中，犁鏵的比例明顯增加；目前已出土的漢代犁鏵，絕大部分屬於漢代中期以後。陜西關中是漢代犁鏵出土集中的地區，多為全鐵鏵。一種是長40厘米左右、重9—15公斤的巨型大鏵，即漢代文獻稱為“鈐”（《説文》）者。有人進行過複製和試耕，認為是“數牛挽行”用以開大溝的，即古農書所載用於修水利的“浚犁”；一種是小型犁鏵，是從開溝播種用的古犁演變而來的，《齊民要術》稱“耩”，是一種小型無壁犁鏵，用以中耕除草壅苗開淺溝的；再一種是長約30厘米、重約7.5公斤的舌型大鏵，這是西漢中期以後最主要的耕犁。這種舌型大鏵又往往和鐵犁壁同時出土，説明這種漢犁已經裝上了犁壁。犁壁的作用是使犁鏵翻起的土垡斷碎，並向一定方向翻轉。漢代既有向一邊翻土的菱形、瓦形和方形缺角壁，也有向兩側翻土的馬鞍形壁。

　　在漢代至魏晉的壁畫和畫像磚石刻中有不少“牛耕圖”（主要是東漢時代的），從中可以看到漢犁的整體結構和牽引方式。完整的漢犁，除了鐵鏵外，還有木質的犁底、犁梢、犁轅、犁箭、犁衡等部件。犁底（犁床）較長，前端尖削以安鐵鏵，後部拖行于犁溝中以穩定犁架。犁梢傾斜安裝于犁底後端，供耕者扶犁推進之用。犁轅是從犁梢中部伸出的直長木桿。犁箭連結犁底和犁轅的中部，起固定和支撐作用。犁衡是中點與犁轅 前端連結的橫桿。以上各部件構成一個完整的框架，故中國傳統犁又稱“框形犁”。這種犁用兩條牛牽引，犁衡的兩端分別壓在兩頭牛的肩上，即所謂“肩軛”。這種牛耕方式俗稱“二牛抬杠”，也即文獻中所説的“耦犁”。

　　《漢書食貨志》載，漢武帝末年趙過為搜粟都尉，推行代田法。與代田法相配合，“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用耦犁，二牛三人”。所謂“耦犁”，當指以二牛牽引為動力，以舌形大鏵和犁壁為主要部件的框形犁。正如先秦時代稱二人並耕為“耦耕”一樣，漢代也把二牛拉犁稱為“耦犁”。至於為什麼要“二牛三人”，根據民族志的材料分析，是因為耦犁發明之初，犁箭是固定的，從而犁轅與犁底之間的夾角也是固定的，不能起調節耕地深淺的作用，所以耕作時除了牽牛人和掌犁人外，還要有站在犁轅旁或坐在犁衡上以掌握調節耕深的壓轅人。後來發明了活動犁箭或功能相似的裝置，耕牛也調教得更為馴熟，壓轅人和牽牛人就可以省掉，因此，我們在東漢的牛耕圖中看到，一般只要兩牛兩人或兩牛一人就可以了。由此可見，耦犁是包括改進了的犁鏵、與之相配合的犁壁、結構比較完整的犁架，以及雙牲牽引等內容的一個完整的牛耕體系。耦犁既區別於人工操作的耒耜，也區別於亦耒亦犁、亦鍤亦鏵的古犁；它的出現，使我國的耕犁最終告別了耒耜，發展到了真犁、即正式犁的階段。採取耦犁等便巧農器大大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産率，據《漢書食貨志》記載，二牛三人可耕田五頃（大畝），相當於“一夫百畝（小畝）”的十二倍。正因為使用耦犁的勞動生産率大大超越了耒耜，牛耕才在黃河流域獲得真正的普及，鐵犁牛耕在農業生産中向主導地位才真正確立起來。

　　耦犁之外，趙過在推廣代田法時所用的田器中，還有耬車。耬車是一種畜力播種工具。據東漢崔寔《政論》的記載，耬車由三隻耬腳組成，即三腳耬。三腳耬，下有三個開溝器，播種時，用一頭牛拉著耬車，耬腳在平整好的土地上開溝播種，同時進行覆蓋和鎮壓，一舉數得，省時省力，故其效率可以達到“日種一頃”。耬車經過後人的改進，還用於中耕、施肥等多種作業。

　　耦犁、耬車等新農具由此得到了推廣，使中國封建社會農業生産力的發展上了一個新的臺階。農業的發展，産量的增加，又促進了穀物加工工具的進步。人力操作的、畜力牽引的、水力推動的石磨、石碓相繼出現。利用風力清潔穀物的機械──“飏扇”，即風車亦已發明。這一切使漢代的農具種類趨於完備，對提高勞動生産率具有重要的意義。

　　農作物的演變和栽培技術的提高

　　農作物種類的演變

　　秦漢時期主要糧食作物種類與戰國以前大體一致。《氾勝之書》以禾、秫、稻、黍、小麥、大麥、大豆、小豆、麻為九谷。粟仍然保持最重要糧食作物的地位。漢代人稱“稷”為“五穀之長”，考古發現的有關遺物也多。

　　大豆與粟並列的最主要的糧食的現象從春秋戰國之際延續至西漢初年。《氾勝之書》宣傳大豆的重要性，要求每人種五畝（240步的大畝）大豆。漢代大豆的利用方式也更加多樣化，豆豉、豆腐、豆芽、豆醬相繼出現 ，其中豆腐發明的意義尤大。但西漢以後大豆種植面積似乎有所減少。原因可能在於小麥種植的發展。

　　春秋以來，麥類種植尤其是冬麥種植也有很大發展。這種發展開始主要是在黃河下游地區；《淮南子地形訓》等提到“東方”“其地宜麥”。西漢中期，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議，在關中地區大力推廣冬麥種植（《漢書食貨志上》）。西漢末氾勝之“教田三輔”，在推廣種麥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績（《晉書食貨志》）。目前，在黃河流域已發現不少漢代麥作遺存。

　　南方的“楚越之地”，向以“飯稻羹魚”著稱。隨著南方人口的增加和農田水利的開發，水稻生産也不斷增長。巴蜀、江南、淮南、南陽、漢中等都是當時重要的稻産區。在北方，農田水利的發展也導致了水稻的擴展，利用河水淤灌鹽鹼地往往是和改種水稻相結合的。

　　大麻逐漸退出糧作行列以後，作為纖維作物的重要性增加了。《齊民要術》把“種麻”（纖維用麻）和“種麻子”分列，而且“種麻”列于“種麻子”之前，並説明種麻子是為了“搗治作燭”。從《四民月令》和《齊民要術》看，一般大田作物不施糞肥，惟獨麻田施糞作基肥，足見對纖維用麻生産的重視。農家種麻很普遍，從曹魏開始，歷朝租調中有麻布的徵收。秦漢時期還出現了上千畝的大面積的麻田（《史記貨殖列傳》）。南方也有種大麻的，但大麻主要産區在北方。

　　我國染料生産起源很早，《夏小正》中已有植藍的記載。但當時的藍是一種園圃作物。到了漢代，種藍在有些地方形成大規模的專業化生産。漢代另外兩種染料作物巵（梔子）和茜（茜草），在大城市郊區也有種植達千畝之多的（《史記貨殖列傳》）。地黃和紫草、紅藍花的種植分別始見於《四民月令》和《齊民要術》。

　　我國對動物油脂的利用較早，對植物油脂的利用較晚。種子含油量較高的大麻、蕪菁、蕓苔雖然種植較早，不晚于漢代又馴化了“荏”（白蘇），但都是直接食用不用來榨油。西漢時張騫通西域後，胡麻（芝麻）和紅藍花先後引進中原 ，榨油技術可能同時傳入。《氾勝之書》中已有關於胡麻種植的記載。榨取和利用植物油不晚于西晉 。《齊民要術》中胡麻和紅藍花都列了專篇。胡麻篇緊接糧食作物之後，生産技術記載頗詳。反映它已是重要的大田作物。紅藍花篇則反映當時已出現規模可觀的商品性紅藍花生産。同時，蕪菁籽、大麻籽和荏也用來榨油。這樣，我國才有了真正的油料作物。

　　北方防旱保墑耕作技術的發展

　　秦漢時期，北方防旱保墑耕作技術得到發展。這在《氾勝之書》得到了集中的反映。從《氾勝之書》來看，當時北方旱地耕作注意到了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適時耕作。當時有春耕、夏耕和秋耕之分。春耕的適期在春初解凍之後，夏耕的適期在夏至時，而秋耕則是在秋分的時候。選擇這些時候耕作，可能起到事功倍的效果，“一而當五，名曰膏澤，皆得時功。”春耕、夏耕和秋耕之中，春耕最為重要，且適耕期比較短促，因此，掌握春耕的適期也就顯得十分重要而困難，於是當時發明一種埋樁的方法，即將一根一尺二寸長的木樁，埋一尺在地裏，留二寸在地面，等到立春之後，土塊散碎，向上墳起，把地面上的木樁蓋沒了，同時去年留在地裏的陳根，也可以用手拔出來了，這就是春耕的適宜時期。

　　二是因時耕作和因土耕作。土壤性質有強弱之分，耕作的目的在於使強土變弱，弱土變強，以改善土壤結構狀況。為此要分別土壤性質的不同，確定適宜的耕作時期和耕作方法。如“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壚土，輒平磨其塊以生草，草生復耕之，天有小雨，復耕和之，勿令有塊，以待時。所謂強土而弱之也。”“杏花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花落，復耕，耕輒藺之，草生，有雨澤，耕重藺之，土甚輕者，以牛羊踐之，如此則土強，此謂弱土而強之也。”儘管強土和弱土的耕法有別，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耕作時都必須選擇草生和有雨的時候。這樣才能達到除草、肥田和保墑抗旱的目的。

　　三是及時磨壓。堅硬強地黑壚土，容易耕起大土塊，如不及時磨碎磨平，就會造成大量跑墑，引起乾旱，因此，氾勝之在談到春耕“堅硬強地黑壚土”時，就強調“平磨其塊”，“勿令有塊”，在談到夏耕時，又強調“謹磨平以待種麥時”，在談到大麻地的耕作時，再強調“平磨之”。對於輕土、弱土，由於土性鬆散，缺乏良好的水分傳導，所以供水能力較差。因此，氾勝之在談到輕土弱土的耕作時，就一再強調“耕輒藺之”、“耕重藺之”，或以“以牛羊踐之”。其目的就在於提墑保苗。

　　四是積雪保墑。雪水是北方土壤墑情的主要來源。秦漢時期，積雪保墑已得到了人們的重視。當時，不論是冬閒田，還是冬麥田，都已實行積雪保墑。氾勝之在談到冬閒田的積雪保墑時説：“冬雨雪、止，輒以（物〕藺之，掩地雪，勿使從風飛去，後雪，復藺之，則立春保澤，蟲凍死，來年宜稼。”在説到冬麥田積雪保墑時，又説：“冬雨雪止，以物輒藺麥上，掩其雪，匆令從風飛去後雪復如此，則麥耐旱，多實。”可見，我國在漢代不僅重視積雪保墑，而且已經認識到它不僅有抗旱作用，還有防蟲、保護越冬作物的效果。

　　代田法和區種法

　　為了適應保墑抗旱耕作的需要，漢代還出現了代田法和區種法。提到代田法不能不提到趙過。趙過是西漢中期出現的一個農學家，有關他的家世和個人經歷都知之甚少。大約在漢武帝徵和四年（公元前８９），他被任命為搜粟都尉，主管農業生産。他對於農業的貢獻主要在於代田法的發明與推廣，以及與之配套的農具和動力。前面提到的耦犁和耬車都是他發明的，或是經他推廣的。而耦犁和耬車又都是為實施代田法服務的。據《漢書食貨志》記載：

　　“過能為代田，一畝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于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善者倍之。”（示意圖）

　　代田法是由畎畝法發展而來的，它的基本結構也是由畝和畎組成的。據上所述，代田法在技術上有以下的特點：一是溝壟相間。種子播種在溝中，待出苗後，結合中耕除草將壟土壅苗。其作用是防風抗倒伏和保墑抗旱，實際上體現了畎畝法中“上田棄畝”的原則。二是溝壟互換。壟和溝的位置逐年輪換，今年的壟，明年變為溝；今年的溝，明年變為壟，這也就是代田法得名之由來。由於代田總是在溝裏播種，壟溝互換就達到了土地輪番利用與休閒，體現了“勞者欲息，息者欲勞”的原則。三是耕耨結合。代田法每年都要整地開溝起壟，等到出苗以後，又要通過中耕除草來平壟，將壟上之土填回到壟溝，起到抗旱保墑抗倒伏的作用。

　　為了推廣代田法，趙過進行了嚴密的計劃與部署。首先是進行小規模試驗，在“離宮”內的空地上試驗，證實代田的效果確實比“旁田”多收一斛以上；其次，對縣令長、鄉村中的“三老”、“力田”和有經驗的老農進行技術訓練，“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再通過他們把新技術推廣出去；第三步是進行小範圍的推廣，以公田和“命家田”作為推廣對象；最後才是大規模的推廣，使“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

　　由於代田法的這些特點，加之一系列與之相配套的農器，和有計劃、有步驟的推廣措施，使得代田法確實取得了好的效果，單位面積總産量得以提高，“一歲之收，常過縵田一斛以上，善者倍之。”縵田也就是沒有實行代田的平作田。史稱“用力少而得谷多。”趙過雖然在農學上的貢獻多多，但他並沒有為後人留下一部農學著作，有人認為《漢書藝文志》中記錄的農書“趙氏五篇”即為趙過所作。

　　區田法的記載始見於《氾勝之書》。書中所記載的區田法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寬幅（或稱溝狀）區種法，適合於在較大片的平地上實行；一種是小方形（或稱窩狀）區種法。可以在斜坡、丘陵的小塊地上實行。

　　無論是寬幅區田，還是小方形區田，它們都具有以下的一些特點：（１）作區深耕。《氾勝之書》説：“區田不耕旁地，庶盡地力。”就是説，區田在土壤耕作上的特點是深耕作區，區內深耕，不耕區外的土地，以充分挖掘區內土地的增産潛力。（２）等距點播。寬幅區田所種作物的行距、株距都有一定的規格，呈等距點播形式；方形區田，區的大小、區間距離、每區的株數也都有一定有規格，因而也呈等距穴播狀態。可以保證作物有良好的通風透光條件。（３）集中管理。因為區田不耕旁地，故施肥、灌溉，以及中耕除草都在區內進行，便於充分發揮人力和物力的作用，同時等距點播也便於區內操作。《氾勝之書》説：“區田以糞氣為美，非必良田也。”指出區田不一定要有好地，但必須要施肥。

　　總之，區田法的特點是把莊稼種在溝狀或窩狀的小區中，在區內綜合運用深耕細作、合理密植、等距點播、施肥灌水、加強管理等措施，奪取高額豐産。這和後來明代出現的親田法有相似之處。

　　施肥與栽培管理

　　秦漢時期，黃河中下游地區連種制已經定型，輪作復種已有明確記載，間作混作亦已出現。這就對土壤肥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當時人們對於土壤肥力高低和作物産量的關係已有明確的認識。同時也認識到土壤的肥力是可以通過人工加以改變的，於是《氾勝之書》中有“務糞澤”措施的提出。當時人們使用的肥料主要是人和動物的糞便，諸如“溷中熟糞”、“蠶矢”、“羊矢”、“麋鹿矢”，以及馬牛羊豬麋鹿等骨汁和繰蛹汁等，還有就是掩殺雜草充當綠肥。

　　漢代繼續施用種肥，施用方法在《氾勝之書》中已有明確記載，基肥也已使用，追肥也有記載，但並不普遍。最值得注意的是溲種法的出現。所謂“溲種法”就是以雪汁或骨汁，蠶矢，羊矢等，以及附子等三類材料，經過一定的加工，用以進行種子處理的一種方法。根據《氾勝之書》的記載，溲種法有兩種配方和作法：其一：“馬骨銼一石，以水三石，煮之三沸，漉去滓，以汁漬附子五杖。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蠶矢、羊矢各等分，撓令洞洞如稠粥。先種二十日時，以溲種如麥飯狀。常天旱燥時溲之，立幹，薄布數撓令易幹。明日復溲。天陰雨則勿溲。六七溲而止。輒曝謹藏，勿令復濕。至可種時，以余汁溲而種之，則禾不蝗蟲。無馬骨，亦可用雪汁，雪汁者，五穀之精也，使稼耐旱。”其二：“骨汁、糞汁溲種，銼馬骨、牛、羊、豬、麋、鹿骨一斗，以雪汁三斗，煮之三沸，以汁漬附子，率汁一斗，附子五杖，漬之五日，去附子。搗麋鹿、羊矢等分，汁中熟撓和之。候晏溫，又溲曝，狀如后稷法，皆溲汁幹乃止。若無骨，煮繰蛹汁和溲。如此則以區種，大旱澆之，其收至畝百石以上，十倍于后稷。”兩種方法，雖然所用的原料和處理方法稍有不同，但原理都是一樣的，這就是在種子外麵包上一層以蠶矢、羊矢為主要材料的一層糞殼，類似于現代的“種子肥料衣”的方法。書中認為使用溲種法可以起到防蟲，防旱，增産的效果。今人模擬試驗表明，溲種法具有早苗、全苗、壯苗的效應，包衣體有較強的保水力，加以早苗、壯苗的作用，間接産生了抗旱效應，同時也具有一定的增産作用。

　　秦漢時期對於作物的栽培管理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播種方面，人們對於適期播種的重要性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指出“種麥得時，無不善”，“早種則蟲而有節，晚種則穗小而少實”，並依據物候和曆法，並參考地力等因素，來確定播種期。如《四民月令》中就提到“桑葚赤，可種大豆”；“凡種大、小麥，得白露節，可種薄田，秋分種中田，後十日種美田。”對於播種密度則主要參考作物的種類和地力高下。“禾，美田欲稠，薄田欲稀”，大、小麥和稻則“美田欲稀，薄田欲稠。”在田間管理方面，中耕已得到相當的重視，並具有早鋤、多鋤的特點，其作用在除草之外，更有間苗和保墑的功效。秦漢時期，人們對霜害和露害的防治也積累了寶貴經驗。《氾勝之書》載：“植禾，夏至後八十、九十日，常夜半候之，天有霜若白露下，以平明時，令兩人持長索相對，種持一端，以概禾中，雲霜露，日出乃止。”防止露害的方法與防霜法相同。

　　秦漢時期農業科學技術的主攻方向雖然是抗旱保墑，但在水稻栽培方面，也積累了不少的經驗。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水稻移栽技術和稻田水溫調節技術。《四民月令》五月條載：“是月也，可別稻及藍。”別稻即水稻移栽，這是中國文獻中最早的水稻移栽記載。稻田水溫調節技術是針對水稻不同的生長時期，對於田中水溫的不同要求提出來的。書中説:“始種稻欲溫，溫者缺其塍，令水道相直;夏至後大熱，令水道錯。”這是説，水稻則播種的時候，需要較高的水溫，稻田水層淺，受日光照射水溫較高，用水溫較低的外水灌溉時，辦法是使田埂上所開的進水口和出水口，安排在田邊的同一側，使得過水道在田的一邊，灌溉的水從田地的一邊流過，即所謂“水道相直”，對田裏原來有的水牽動較少，原有水的水溫就能保持，這樣就能保證水稻剛剛播種的時候，對較高水溫度的需要;而到了盛夏時，水溫過高不利於水稻的生長， 為了降低稻田的水溫，就要使田塍上所開的進水口和出水口錯開，即“令水道錯”，使灌溉水流斜穿過田面，這樣稻田裏原有的水就會較多地為新引進的灌溉水所代替，從而能相對地降低稻田水溫，以適應水稻生長髮育的需要。

　　《氾勝之書》

　　《漢書藝文志》著錄農書9種，其中《神農》《野老》兩種指明是六國時書，四種“不知何世”，余三種可確定為漢代人著作，這就是《董安國十二篇》、《蔡癸一篇》、《氾勝之十八篇》。另外《尹都尉》和《趙氏五篇》也可能是漢代作品。以上五種，連同《氾勝之書》，都可歸入綜合性農書一類。在專業性農書方面，《漢書藝文志》載有《相六畜三十八卷》、《昭明子釣種生魚鱉》、《種樹臧果相蠶書》。《漢書藝文志》雖沒有專門養蠶書的著錄，但漢代肯定有關於養蠶的專書。但上述著作，除《氾勝之書》外，大多已失傳。

　　《氾勝之書》的作者氾勝之，是西漢末年人，漢成帝時當過議郎。曾在三輔地區推廣小麥種植，關中地區的農業因此豐收。他本人許是由於勸農有功，被提拔擔任御史。《氾勝之書》在此基礎之上寫成的，或者就是為推廣農業而寫的。

　　《氾勝之書》原名是《氾勝之十八篇》（《漢書藝文志》農家類），《氾勝之書》一名始見於《隋書經籍志》，後來成為該書的通稱。

　　該書在漢代已擁有崇高的聲譽；屢屢為學者所引述。如東漢著名學者鄭玄注《周禮地官草人》雲：“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氾勝之術也。”唐賈公彥疏雲：“漢時農書數家，氾勝（之）為上。”鄭玄注《禮記月令》孟春之月“草木萌動”又雲：“此陽氣蒸達，可耕之候也。《農書》曰：‘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孔穎達疏謂：“鄭所引《農書》，先師以為《氾勝之書》也。”其説是。

　　東漢時期另一位著名學者崔寔在其所著《四民月令》中亦以《氾勝之書》為其重要依據。《氾勝之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仍然備受重視。如北朝蕭大圜雲：“獲菽尋氾氏之書。”（《北史》卷29《蕭大圜傳》）賈思勰寫作《齊民要術》，也大量引用《氾勝之書》的材料；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氾勝之書》的佚文，主要就是《齊民要術》保存下來的。隋唐時期，該書仍在流傳。《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 、《新唐書藝文志》都有著錄。唐代和北宋初年的一些類書，如《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 、《太平禦覽》、《事類賦》等，對它多所徵引。大概宋仁宗時期開始流行漸少，此時成書的《崇文總目》未見著錄。後來著名的私家目錄如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的《直郡書錄解題》都未載此書，僅偶見於鄭樵的《通志》。宋以後的官私目錄再也沒有提到《氾勝之書》。看來此書是在兩宋之際亡佚的。

　　十九世紀前半期，出現了《氾勝之書》的三種輯佚本：一是洪頤煊輯錄的《氾勝之書》二卷，編在他1811年所刻的《經典集林》中；二是宋葆淳1919年輯錄的《漢氾勝之遺書》：三是馬國翰輯錄的《氾勝之書》二卷，編刊在他的《玉函山房輯佚書》中，時間大約是十九世紀前半期之末。它們的材料來源主要是《齊民要術》，而所根據的是不好的版本，故問題較多。其中洪、馬二氏所輯較好，宋氏所輯最差。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祖國農業遺産的整理研究受到空前的重視，一些學者致力於運用現代科學知識整理和研究《氾勝之書》，對《氾勝之書》進行重新的輯佚和校訂，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石聲漢的《氾勝之書今釋》（科學出版社，1956年出版）和萬國鼎的《氾勝之書輯釋》（中華書局，1957年出版；農業出版社，1980年新二版）。

　　從石聲漢和萬國鼎的輯錄的《氾勝之書》資料看，現存《氾勝之書》的內容主要包括以下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耕作栽培通論。《氾勝之書》首先提出了耕作栽培的總原則：“凡耕之本，在於趣時，和土，務糞澤，早鋤早獲” ；“得時之和，適地之宜，田雖薄惡，收可畝十石。” 然後分別論述了土壤耕作的原則和種子處理的方法。前者，著重闡述了土壤耕作的時機和方法，從正反兩個方面反復説明正確掌握適宜的土壤耕作時機的重要性。後者包括作物種子的選擇、保藏和處理；而著重介紹了一種特殊的種子處理方法──溲種法。此外還涉及播種日期的選擇等。

　　第二部分，作物栽培分論。分別介紹了禾、黍、麥、稻、稗、大豆、小豆、枲、麻、瓜、瓠、芋、桑等13作物的栽培方法，內容涉及耕作、播種、中耕、施肥、灌溉、植物保護、收穫等生産環節。

　　第三部分，特殊作物高産栽培法──區田法。這是《氾勝之書》中非常突出的一個部分，《氾勝之書》現存的三千多字中，有關區種法的文字，多達一千多字；而且在後世的農書和類書中多被徵引。

　　《氾勝之書》原來分十八篇，在《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九種農家著作中，它的篇數僅次於“《神農》二十篇”。現存《氾勝之書》的以上內容，僅僅是原書的一部分，以至一小部分。但僅從這一小部分內容已經可以看出，它所反映農業科學技術，與前代農書相比，達到一個新的水平。

　　在《氾勝之書》之前最有代表性的農學文獻是《呂氏春秋任地》等三篇 。《氾勝之書》所提出的“凡耕之本，在於趣時，和土，務糞、澤，早鋤，早獲”的耕作栽培總原則，包括了“趣時”、“和土”、“務糞”、“務澤”、“早鋤”、“早獲”等六個技術環節，不但把《任地》等三篇的精華都概括了進去，而且包含了更為豐富和深刻的內容。

　　如中國傳統農學一貫重視對農時的掌握，《氾勝之書》概括為“趣時”的原則。《審時》篇只談到“得時之稼”和“失時之稼”的厲害對比，《氾勝之書》則具體論述了耕作、播種、中耕、施肥、收穫等各項農活適期的掌握。就土壤耕作的適期而論，不但有時令的要求、物候的標誌，而且有用木橛測候的具體方法。

　　關於土壤耕作，《呂氏春秋任地》提出：“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濕者欲燥，燥者欲濕。”《氾勝之書》用“和土”兩個字進行概括，不但盡得其精髓，而且提高了一步。《氾勝之書》還總結了“強土而弱之”，“弱土而強之”等具體的耕作技術，把《任地》《辯土》諸篇 “深耕熟耰”技術發展為“耕、摩、藺”相結合的嶄新體系，而揚棄了畎畝結構的形式，使北方旱地耕作技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任地》諸篇沒有談到施肥和灌溉，戰國時其他文獻有談到施肥和灌溉的，但很少涉及施肥和灌溉的具體技術；而《氾勝之書》不但把施肥和灌溉作為耕作栽培的基本措施之一，而且記述了施肥和灌溉的具體技術。《氾勝之書》提出的“務糞、澤”的技術原則，是指盡力保持土壤的肥沃和濕潤，包括了灌溉和施肥，但不限于灌溉和施肥。事實上，《氾勝之書》更重視通過精細耕作的措施，千方百計使土壤接納可能接納的一切降水（包括降雨和降雪），並減少自然蒸發，以保證作物生長對水分的需要。與《任地》諸篇重點講農田的排澇洗鹼不同，《氾勝之書》農業技術的中心環節是防旱保墑。

　　中國古代農業有實行中耕的悠久傳統，《氾勝之書》繼承了這一傳統，並第一次明確把“早鋤”作為耕作栽培的基本原則之一。“早鋤”的目的，一方面是消滅雜草，防止《呂氏春秋辯土》所説的“草竊”；另一方面是切斷土壤表層的毛細管，以減少土壤水分的蒸發，是“和土”和保“澤”的手段之一。

　　“早獲”，是指及時迅速地進行收穫：“獲不可不速，常以急疾為務。芒張葉黃，疾獲之無疑。”這也是對一種有悠久歷史的技術傳統的新概括。

　　以上各項技術原則是相互聯絡、密不可分的；貫徹其中的一根紅線就是“三才”理論。“趣時”就是掌握“天時”，它體現在耕作、播種、施肥、灌溉、收穫等各個環節中。“和土”就是為作物生長創造一個結構良好、水分、溫度等各種條件相互協調土壤環境，以充分發揮“地利”，“趣時”“務糞澤”都是它的手段之一。而無論“趣時”“和土”或“務糞澤”“早鋤早獲”，都以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為前提。可以説《氾勝之書》的“耕之本”正是“三才”理論在耕作栽培方面的具體化。

　　《氾勝之書》不但重視對農業環境的適應與改造，而且著力於農業生物自身的生産能力的提高。也就是説，在“三才”理論的體系中，不但注意“天、地、人”的因素，而且注意“稼”的因素。在《氾勝之書》作物栽培通論部分中，第一次記述了穗選的技術，作物種子保藏的技術，並且詳細介紹了用骨汁、糞汁拌種，以提高種子生活能力的方法。在作物栽培分論部分中，提高作物生産能力的生物技術措施更是屢見不鮮。

　　《氾勝之書》不但提出了作物栽培的總的原則，而且把這些原則貫徹到各種具體作物的栽培中去。。如果説，《呂氏春秋任地》等三篇是作物栽培通論，那麼，《氾勝之書》已經包括了作物栽培的通論和各論了。《氾勝之書》論及的作物有：糧食類的禾（穀子）、黍、宿麥（冬小麥）、旋麥（春小麥）、水稻、小豆、大豆、麻（大麻），油料類的胡麻（芝麻）、荏（油蘇子），纖維類的枲（雄株大麻），蔬菜類的瓜、瓠，以及芋、稗、桑等。這些作物的栽培方法，基本上都是第一次見於文獻記載的，其中包含了許多重要的農業科技成就。例如，在先秦時代已經觀察到大豆根瘤的基礎上，指出大豆自身具有肥力──“豆有膏”，並從而提出對豆類的中耕應該有所節制的技術原則。在蔬菜栽培方面，第一次記載了瓠的靠接和瓜、薤、小豆之間間作套種的技術。在水稻栽培方面，第一次記載了通過延長或縮短水道來調節稻田水溫的技術等。《氾勝之書》對冬小麥栽培技術的論述尤詳，這和氾勝之曾經在關中推廣冬小麥的經歷有關。小麥是原産于西亞冬雨區的越年生作物，並不適應黃河流域冬春雨雪相對稀缺的自然條件；但中國傳統作物是春種秋收的一年生作物，冬麥的收穫正值青黃不接時期，有“續絕繼乏”之功，又為社會所迫切需要。我國古代人民為了推廣冬麥種植，克服了重重困難。從《氾勝之書》看，已經形成了適應黃河流域中游相對乾旱的自然條件的一系列冬麥栽培技術措施。例如及早夏耕，穗選育種，適時播種，漬種抗旱，秋天棘麥壅根，冬天壓雪保墑等等。諸如此類的技術成就還可以舉出不少。這些各別作物栽培技術，貫徹了因時、因地、因物制宜的精神。

　　《氾勝之書》還第一次記載了區田法。這是少種多收、抗旱高産的綜合性技術。其特點是把農田作成若干寬幅或方形小區，採取深翻作區、集中施肥、等距點播、及時灌溉等措施，奪取高額豐産。典型地體現了中國傳統農學精耕細作的精神。由於作物集中種在一個個小區中，便於澆水抗旱，從而保證最基本的收成。它又不一定要求在成片的耕地，不一定採用鐵犁牛耕，但要求投入大量勞力，比較適合缺乏牛力和大農具、經濟力量比較薄弱的小農經營。它是適應由於人口增加和土地兼併的發展，許多農民缺乏土地，而自然災害又時有發生的情況而創造出來的。歷來被作為禦旱濟貧的救世之方。是最能反映中國傳統農學特點的技術之一。

　　總之，《氾勝之書》是繼《呂氏春秋任地》等三篇以後最重要的農學著作。它是在鐵犁牛耕基本普及條件下對我國農業科學技術的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總結，是中國傳統農學的經典之一。

　　園藝、畜牧獸醫和桑蠶技術

　　戰國以前的園圃業已和大田農業分離，但園圃業內部則是園圃不分的。秦漢時代園和圃已各有其特定的生産內容。《説文》：“種菜曰圃”，“園所以樹果也”。當時除了地主和農民作為副業的園圃外，還出現了大規模的專業化園藝生産。栽培果樹和蔬菜種類越來越多。據《西京雜記》等的記載，僅長安漢宮果樹木類已有２７種之多，其中枇杷、楊梅、荔枝、林檎、安石榴等屬首次見於文獻，果樹優良品種也見於記載，其中有梨十種、棗七種、栗四種、桃十種、李十五種、柰三種、椑三種、棠四種、梅七種、杏二種。漢代還從西域引種葡萄。又據對《氾勝之書》、《四民月令》和《南都賦》（東漢張衡著）的統計，漢代的栽培蔬菜有21種，主要的種類有葵、韭、瓜、瓠，並出現了諸如東陵瓜這樣的一些優良品種或名産。

　　漢代在蔬菜栽培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僅在《氾勝之書》中就記載了葫蘆嫁接、葫蘆摘心和陶甕滲灌技術；《四民月令》中則記載了分期播種、蔬菜移栽和生薑催芽技術。最值得注意的是溫室栽培技術。秦始皇時代，就曾在驪山附近冬種瓜，並取得成功。漢代有關溫室栽培的記載很多，如《後漢書鄧皇后傳》提到當時宮中用“鬱養強熟”、“穿鑿萌芽”的辦法，培育“不時之物”，《鹽鐵論散不足》則談到當時富人享用的東西中就有“冬葵溫韭”這樣的一些不時之物。而最有代表性的記載見於《漢書召信臣傳》：“太官園種冬生蔥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燃蘊火，待溫氣乃生。”這是最早的溫室栽培記載。

　　在果樹栽培技術方面，秦漢時期也採用了不少新的措施。如壓條、移栽、修剪整枝、灌溉、施肥和中耕等。壓條當時稱為“掩”，修剪整枝稱為“剝”。《四民月令》：“正月盡二月，可剝樹枝”；“二月盡三月，可掩樹枝。”移栽則稱為“移樹”或“徙樹”。當時已注意到果樹移栽時有注意朝向，《淮南子原道訓》：“今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在移栽時，對於果樹的株行距提出了要求，桃、李、梨、柿等果樹的株行距為“三丈一樹、八尺為行”，且要“果類相從，縱橫相當”。

　　畜牧業繼續向前發展，其重要特點之一是以養馬業為基幹的大規模國營畜牧業的勃興。戰國以降，封建地主制經濟逐步形成，並進而建立起中央集權的統一帝國；在北方則有以騎馬為特徵的強大遊牧民族的崛起。為了對內加強統治，尤其是為了對付北方的遊牧人，由國家直接掌握大量戰馬，以建立和保持一支有迅速應變能力的常備軍，是十分必要的。戰國時各國的戰騎輒以萬計、十萬計。《睡虎地秦簡》記載了放牧牛馬羊等官畜的責任制度、廩食標準和獎懲辦法。對農民所授份地普遍徵收芻稿，顯然也是為了飼養官畜。統一後的秦國，設有專管車服輿馬的太仆，位列九卿，又設六牧師令掌邊郡養馬。漢承秦制。西漢時“太仆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佈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到了漢武帝時增至四十萬匹。除西北邊郡設置牧苑外，在京畿和內地的郡國，官牧也相當普遍。為了發展和改良西漢的騎兵，適應戰爭的需要，漢武帝還先後從西域引入大宛馬和烏孫馬，以及飼料作物苜蓿，在當時的西北牧區（今陜、甘一帶）進行大規模的馬匹選育和改良工作。同時引進的還有驢、騾、駱駝等。並利用遠緣雜交，培育出驘和駃騠等家畜。《説文》：“驘，驢父馬母”；“駃騠，馬父驘子也”。 驘，是騾的古名，它是公驢母馬雜交所生的雜種；駃騠，是公馬母驢雜交所産生的雜種。東漢時期西北邊郡國營牧場縮小，但開闢了雲南四川的新牧場。東漢桓帝時，還引進了著名的果下馬。對於良馬的追求，促進了相馬術的發展。漢代出現了以相馬立名天下的相馬名家黃直、陳君夫，並有相馬專著的問世。東漢的馬援在西漢相馬家東門京銅馬的基礎上，利用從南方民族所獲的銅鼓，在洛陽宮中創制銅馬，銅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鑄為馬式（良馬標準型）。西方一起到十八世紀才有類似的銅質良馬模型問世。

　　民營畜牧業仍然是發達的，在不同條件下有著不同發展方向。貴族地主飼養著大量牲畜。漢代地主一般有較大畜群。甚至“原馬被山，牛羊滿谷”（《鹽鐵論取下》）。在商品經濟刺激下，部分地主走上主要經營畜牧業的道路。個體小農飼養畜禽也相當普遍，但規模較小，主要提供農業生産所需要的肥料和動力，日益走上小規模經營，為農業生産服務的軌道。由於秦漢之際戰爭的破壞，漢初畜牧業一度呈現凋敝狀態。為了扭轉這種局面，漢政府實行鼓勵民間畜牧業發展的政策，到了漢武帝初年，“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史記平準書》）；“牛馬成群，農夫以馬耕載，而民莫不騎乘”（《鹽鐵論未通》）。漢代民營畜牧業中，出了一個養羊能手，他的名字叫卜式。他曾經自己養了百餘頭羊，十餘年後，則發展到了一千多頭，後被朝廷發現，任命他為負責養羊的官，一年多後，“羊肥息”，得到了上面的嘉獎。他在總結自己的養羊經驗時説：“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群。”這一經驗之談，被稱為“卜式養羊法”。

　　漢代獸醫的分工越來越細，出現了專業馬醫和專業牛醫。閹割術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漢代以前去勢用火騸法，就是用燒紅的烙鐵烙斷血管，摘除辜丸。這種方法的優點是止血可靠，缺點是使組織形成燒傷性壞死，創口長期不易癒合，影響使役。漢代出現水＃法，韓信軍隊中的戰馬可能採用水騸法。具體作法是：將馬橫臥保定，術部消毒，左手擒住睪丸向下拉至最低位，右手以閹割刀在千斤金穴處割開陰囊皮膚和總鞘膜，擠出辜丸。以左手擒住睪丸，右手推起皮膜，將血管和腱索分離開，距睪丸五寸處用刀割斷精索和提辜肌（腱），于三寸處用拇指甲刮挫血管，並加以滾扭，直到血管被刮挫自動斷裂，這樣斷口不整齊，易於自動閉鎖止血，再用冷水沖洗凈血污，用炒鹽和食油灌注于創口內，防止發炎化膿。手術後，放起牲畜，緩慢牽遛，直至血不下滴為止。

　　蠶桑業在本時期獲得重大發展。蠶桑和農耕一樣，被視為本業；政府政府採取鼓勵和推動農戶實行耕織結合的政策，自東漢末年曹操創行租佃制以來，絹帛絲綿和穀物一樣，是每個農戶必須向政府交納的物品，反映了農民養蠶織絹的普遍性和農桑並重、耕織結合的生産體制的進一步確立。從《四民月令》看，漢代地主不但使用“蠶妾”從事蠶桑生産，而且在蠶事大忙季節要動員家中婦女兒童全力以赴，並獨自完成養蠶、繅絲、紡織、印染等全部生産過程。除了作為農家副業存在，主要為了納賦和自用的蠶桑業以外，專業性的、主要為了出售和贏利的蠶桑業亦已出現。如戰國秦漢山東地區就有經營上千畝桑田的。蠶桑織品不但是主要的衣被原料之一，而且是中央王朝向北方遊牧民族交換和對外貿易的最重要的物資。特別是張騫通西域之後，絲綢更成為中國與西方貿易的大宗商品，聯絡東西方的紐帶也因此而稱為“絲綢之路”。

　　繼溫室栽培之後，漢代還將人工加溫技術用於飼蠶。“凡養蠶者，欲其溫而早成，故為密室，蓄火以置之。”在桑樹栽培方面，漢代出現了地桑的栽培方法，這種方法是將黍桑混播，適時鋤疏桑苗，使桑苗已悵得和黍一樣高，這時就用鋒利的鐮刀，靠近地面把桑苗割下來，曬乾後，放火燒；第二年春天桑根再萌發出新的枝條，其葉就可以養蠶了。一畝地桑葉能養三箔蠶。地桑和樹桑相比，具有葉形較大，葉質鮮嫩，採摘省工省時，見效快等優點。

　　殷周時代，水産捕撈是依附於虞衡的一個生産項目。戰國以來捕撈業繼續發展，人工養魚突破了王室貴族園囿的樊離，成為一種生産事業；部分水産品成為商品，出現了大規模的河流陂池養魚；管理漁業的專職官吏和漁業稅也出現了。所有這些，表明漁業成為獨立的生産部門。《史記貨殖列傳》載：“水居千石魚陂”，表明當時出現了大水面養魚。養魚技術也有所提高，中國現存最早的養魚專著《陶朱公養魚法》可能就是在漢代寫成的。該書文字不多，但包括了魚池建設，魚種選擇，自然孵化，密養輪捕等方面內容。在捕魚方面，漢代採用了誘捕法，“釣者以木為魚，丹漆其身，近水之流而擊之，起水動作，魚以為真，並來聚會。”還可能採用了鸕鶿捕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