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網消息（焦點訪談）：我們中華民族歷史悠久，今天的很多傳統習俗都是綿延千年傳承下來的。而我們從出土的文物到流傳至今的文獻、書畫中，都能找到這些傳統和習俗的源起和流傳。也正是因為這些文物、古籍、書畫的賡續流傳，今天我們依然能夠延續千年前的傳統。從今天（9月18日）開始，《焦點訪談》推出系列節目《文化大工程》，一起來看看這些重要文化寶藏的保護和傳承。習近平總書記經常會引用儒家經典的名句和典故，他關注的一項文化工程《儒藏》就是一部整理收集儒家文化寶藏的叢書，今天我們就走進《儒藏》。

翻開一冊冊《儒藏》，《詩經》《論語》《孟子》，目錄裏許多篇目都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經典。中華民族創造了諸多燦爛的文化，其中，儒家文化是最重要的瑰寶之一，它不僅深刻塑造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至今依然影響著我們的思維方式和生活習慣。

北京大學副校長、哲學系教授、《儒藏》工程首席專家、《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主任王博：“在整個中國傳統文化中間，儒家佔據主體地位。中華傳統文化中間的價值觀，它不僅是一些概念、觀念，也是人們在生活過程中間所遵循的一種價值原則。”

浙江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儒藏》“精華編”部類主編陳俊民：“比方説要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儒家講‘天人合一’；人們常常記住周敦頤所講的《愛蓮説》，‘出淤泥而不染’，所以這是人們講要潔身。這都是儒家所講的。”

穿越時空，幾千年後這些經典之所以還能廣為流傳，是因為諸多儒家經典文獻傳承一直沒有中斷。但千百年來，始終沒有一部完備的儒家著述全集。儘管明清兩朝均有人提議編纂《儒藏》，都因為工程浩大未能實行。

2002年，時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湯一介先生提出，要編纂一部《儒藏》，希望在現代技術和學術標準之下，系統整理重要儒家文獻，為學者研究和大眾了解提供一個經得起考驗的文獻版本。

北京大學哲學系資深教授、《儒藏》“精華編”首席專家、總編纂湯一介：“我們這個時代要回顧到文化源頭的那個時期來找尋力量，把我們的文化根基扎得非常好，吸收外來文化力量也就最強。”

王博：“湯先生之所以編《儒藏》，背後有一個很重要的理解，曾經影響中國人兩千多年的儒家文化傳統怎麼樣能夠跟現代社會相調適？在整個現代化的進程中，這份資源如何能夠轉化，然後繼續發揮著它的作用？《儒藏》就是這樣的項目，來呈現這個時代我們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決心。”

2003年，《儒藏》編纂正式啟動，並得到了教育部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的支持，2004年6月，北京大學設立《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負責組織實施編纂研究工作。

要從浩如煙海的儒家文獻中挑選最經典的內容，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儒藏》工程一開始，湯一介先生就在張岱年、季羨林、饒宗頤等老一輩學者的支持下，與國內外幾十所高校和研究機構建立合作，反復研討，確定了《儒藏》“精華編”的書目。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儒藏》“精華編”總編纂孫欽善：“以儒家思想為中心，收書時間從先秦至清代結束，第一個是儒家的經典、經書，是儒家的經典；第二個反映儒家思想的一些著作；第三點是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著作。”

確定了書目，新的難題又出現。經過上千年的流傳，許多文獻的版本情況十分複雜，如何選定合適的底本和校對用的校本，就成了《儒藏》工程面臨的新挑戰。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研究員張麗娟：“最早儒家的十三經，從古代傳下來的本子，在歷代刊刻、傳刻的過程中會出現錯誤，這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春秋穀梁傳》是宋代的一個刻本，它解釋‘塗’字，‘塗堊飾’，對‘塗’字做解釋，這是沒有問題的。到了元代的刻本的時候，就有錯誤了，‘堊’因為字形有點相近錯成了‘聖人’的‘聖’。”

為了確保《儒藏》整理文本的可靠性，《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十分重視對版本源流的調查和研究，廣泛參考各種古籍目錄，走訪各大圖書館，蒐集海內外館藏，為了一個善本，甚至遠赴海外。

與此同時，近年來在出土和發現的各類文物中，有許多反映更早期儒家思想的文獻，《儒藏》“精華編”單獨設立“出土文獻”部類，更全面地反映儒家思想在歷史上的客觀存在。例如，上海博物館收藏的戰國時期楚國竹簡《孔子詩論》就被收錄進了第281冊。

不選編、不改編，《儒藏》編纂不是簡單地重復，而是為創新提供更好的基礎。

王博：“很多人有時候對儒家，包括對中國文化會有一個印象，説中國文化好像是靜止的，怎麼老是在重復過去的東西？這些經典在後代不斷被重新解釋。因為要回應新的時代問題必須有創新，它是在傳承中創新，在創新中傳承。”

北京師範大學古籍整理與傳統文化研究院、文學院教授、《儒藏》“精華編”部類主編李修生：“《儒藏》為整理儒學思想的發展打下很好的基礎，但是這並不是我們追求的最後結果，而是在這個基礎上進行研究。結合中國實際，與馬列主義結合進升到新的中國特色、新時代的思想，這才是我們的目的。”

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考察北京大學時，專門看望湯一介先生，對《儒藏》編纂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讚揚湯先生“傳承中華文明，做了一件非常大貢獻的事情”！

為了讓更多人接觸到儒家經典，《儒藏》工程將儒家典籍文獻在統一學術標準下，採取繁體豎排、現代標點附校勘記的形式，重新排印。

作為最早參與《儒藏》工程的主編，馮達文教授負責“子部性理之屬”的校點組織工作，在他看來，為古代文獻加注標點，雖然有些費時費力，但卻能極大地推動這些文獻在今天的傳播。

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儒藏》“精華編”部類主編馮達文：“以前大家做的都沒有標點，所以讀起來很困難，這次的工程做過標點和校對，能夠更好方便文化的承傳。”

20年來，國內近50家高校和科研機構近400位學者共同努力，完成了510部文獻的校點工作。與此同時，要完成一部向世界傳播的儒家著述，《儒藏》更是將目光放得更遠。

9月9日，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迎來了兩位來自韓國的客人，他們是《儒藏》精華編“韓國之部”的主編。除了中國文獻以外，《儒藏》“精華編”也收錄了韓、日、越三國域外文獻，三國學者精心甄選本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儒學漢文著述，大多都是首次進行系統整理。

歷史上，儒家文化深刻影響了東亞社會，不僅是中國的思想文化財富，也是東亞的思想文化財富，展現了儒家文化巨大的包容性。截至目前，幾十位韓國學者參與的《儒藏》“精華編”韓國之部也已經完成大部分的校點工作，交由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進行編纂。

眾多學者們努力的成果，已經開始發揮它的作用。在中山大學哲學系張衛紅教授的課堂上，她和同學們討論的正是她參與《儒藏》工程校點的篇目《龍溪會語》。2023年，北京大學出版社與北京大學《儒藏》中心合作建設了《儒藏》“精華編”數據庫，登錄網站後，就可以查詢其中的內容。

《儒藏》“精華編”完成後，全本編纂工作已經全面啟動，目前已經確定了書目3000余種，約10億至12億字。更多數字化技術將推動工程的加速。在北京大學數字人文研究中心，最新的古籍文獻識別加工處理工具正在不斷研發中。

王博：“總書記經常引用四個字‘舊邦新命’，‘舊邦新命’它是貫通的，所以我們如果想理解當代的中國，就必須了解歷史的中國，必須了解歷史中國文化主體。下一步做的時候，其實我們特別強調要把重點放在《儒藏》的數字化整理方案，更方便讓有興趣的讀者使用，滿足當代中國人的精神需求，對整個的社會、民族、國家都有一種基礎性的塑造力量。”

修史立典，存史啟智，以文化人，這是中華民族延續幾千年的傳統。在2023年6月的文化傳承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盛世修文，我們這個時代，國家繁榮、社會平安穩定，有傳承民族文化的意願和能力，要把這件大事辦好。”“盛世修文”不僅僅是要保存好中華文明歷經滄桑流傳下來的這些寶貴的典籍，賡續中華文脈，傳承中華傳統文化，‌更是要發揚它們所承載的中華民族的深邃智慧和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推動中華文明歷久彌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