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網消息（焦點訪談）：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若干規定》，這是我國首次以黨內法規形式制定出臺為基層減負的制度規範。那麼，《若干規定》提出了哪些新的實招硬招？這些改革新舉措能更徹底地解決形式主義面臨的老問題新情況嗎？

“開不完的會議、填不完的表格、迎不完的檢查”，一度讓部分基層幹部叫苦不迭。日前，國家管網集團就因“開會多陪會多”問題被通報。據統計，2022年，該集團總部（含部門單位）要求下屬企業參加的會議有800余次，平均每個工作日超過3次。

而湖北棗陽市的一項調查顯示，2023年，該市平均每個村年度需填報表數量達341項，其中臨時性報表就有208項。有的部門把數據當成績，隨意增加報表數量。有的部門月月要報表，很多同類信息多頭統計，基層不得不多次填報。在棗陽市三里崗村記者看到，村裏填過的各類報表擺滿了文件櫃。

這樣的問題並不是個例。基層是服務群眾的最前沿，也是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的“最後一公里”。然而長期以來，很多基層幹部被困在形式主義造成的繁文縟節、迎來送往中，負擔沉重。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副教授郝棟：“形式主義本質上就是政績觀的錯位，如果把大量精力都用在應付各類檢查，文山會海，就會影響我們政策執行的效能。”

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研究員王向明：“一些幹部群眾説得非常通俗，形式主義就是數據好要超過事情幹得好。只要數據好，只要大面上行就可以了，領導滿意要超過群眾滿意，這些都是形式主義的表現，它勢必會嚴重影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具體落實。”

新時代以來，在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推動下，我國建立了中央層面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專項工作機制，為基層減負取得明顯成效。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健全為基層減負長效機制，日前發佈的《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若干規定》，把近年來整治工作的制度規定貫通起來，首次以黨內法規形式制定出臺為基層減負的制度規範，形成了類似中央八項規定長期有效的鐵規矩、硬杠杠，向全黨全社會表明持之以恒一抓到底的鮮明態度。

郝棟：“這一次是通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通過不斷完善和創新制度設計，來解決制度運行和制度設計過程當中存在的一系列問題。”

為基層減負，要抓住問題癥結，聚焦“小切口”，精準施治。此前，全國各地也做了不少探索。針對基層幹部“圍著表格轉”的頑疾，今年6月，棗陽市就推出了“一套表”改革，將鎮村兩級年度需填報表數量從341項減到41項。通過搭建信息化平臺，各部門信息共享，原來需要重復報、多頭報的問題也得到了解決。

湖北省棗陽市政務服務和大數據中心負責人王波勝：“村級在填表過程中，只需要輸入身份證號或者行政村的名字，平臺就可以自動補齊一些基礎類的信息。村幹部只需要更新填、補充填，更便捷，更準確，更高效。”

重視經驗總結，更要不斷創新。針對一些地方和部門仍習慣以會議落實會議、以文件落實文件等問題，《若干規定》進一步提出，要嚴控文件和會議的數量，提升質量，並要求“地方和部門制發文件應當進行與為基層減負一致性評估”。

郝棟：“這種一致性審查是作為一個硬杠杠，作為考核的重要標準來考核這個本部門本單位在制定文件中的科學性和系統性，避免出現雜亂無章、以文件解釋文件、以文件落實文件‘空對空’、‘空轉’的情況。這就是從源頭上進行一致性評價，樹立了一個導向，進一步壓縮文件的數量，進一步提高發文的科學性和有效性。”

導致基層負擔加重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督查檢查考核，初衷是為了檢驗成效，更好地促進幹部履職盡責，但名目繁多、頻率過高也會讓基層不堪重負，湖南郴州的一些基層幹部就曾深有感觸。

湖南省郴州市魯塘鎮黨委書記李素武：“原來督查檢查的部門多，內容多，資料彙報材料多。最多的時候我們一天要迎接8次督查檢查，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精力，感覺壓力很大。”

去年7月起，郴州市向形式主義開刀，出臺減會議、減文件、減陪同等“七減”措施，大幅精簡督查考核。

有的地方考核體系設計繁瑣，也大大加重了基層負擔，山東省臨沂市費縣就曾因實行“千分制”等考核體系而被通報。其中2018年該縣開展了黨建、經濟社會發展“雙千分制”考核，2019年還增加重大隱患整治板塊，實行“三千分制”考核。

針對督查檢查考核中出現的一些典型問題，這次出臺的《若干規定》明確要求嚴控總量。同時，針對有的考核體系設計繁瑣、分值過度“膨脹”，甚至出現“千分制”“雙千分制”等問題，《若干規定》還進一步提出，“考核應當化繁為簡，不搞‘千分制’”。

王向明：“上級部門對下級部門的工作檢查和督查，這是必要的，對於促進基層工作改進、反腐敗等等，實踐證明都是有效的。但是在督查當中，搞什麼‘千分制’‘雙千分制’以及很多這種頻繁的、超越了基層實際工作和承受能力的一些所謂的檢查，那就是形式主義了。”

郝棟：“那麼怎麼解決這些問題，《規定》當中也做了相應説明，比如加強頂層設計，進行督查的統一整合。過去可能是‘九龍治水’，每個部門都去督查，最後導致進行了重復督查，現在把要整合的整合在一起，進行統一規劃、統一部署、統一安排，讓一次督查、一次調研能夠發揮更多作用。同時在很多指標的設計上要更加科學，不能片面膨脹某些指標，給基層帶來不必要的負擔。”

從基層違規借調幹部、增加基層負擔的現象也一直備受詬病。日前，吉林省長春市南關區教育局就因長期借調教師被通報。該局借調教師佔全局工作人員比重曾高達60%以上，有的借調時間甚至超過20年。為了破解這一屢禁不止的難題，《若干規定》在以往制度規定基礎上，進一步明確提出了“上級機關、單位原則上不得從縣及以下單位借調幹部”的要求。

郝棟：“通過借調的形式，尤其是長期借調的形式，其實變相地，第一抽空了基層，第二機關瘦身沒有得到很好瘦身，所以就造成了浮在上面的機構臃腫，和真正沉到下面幹事創業人手稀缺之間的矛盾。”

王向明：“比如一些上級部門隨意借調，甚至可能出現多個部門來向一個基層單位借調，這樣當然會造成對基層單位工作的嚴重影響。比如把人家的人抽走了，基層工作總任務不變的情況下，實際上就加重了基層的負擔，而且也會打亂基層正常的工作節奏和工作部署。這一次《規定》也做了明確規定，比如縣以下的單位，原則上是不能借調了，即使是市以上的單位要借調，也要經過嚴格的程序，確實是需要的，經過一定程序批准，才能夠借調。”

形式主義的風也吹到了“指尖”上。近年來，一些地方跟風開發各類政務應用軟體，基層幹部每天忙於在各類手機應用上打卡留痕，擠佔了大量工作時間。在湖北荊州松滋市洈水鎮，有的村幹部手機裏有5個政務APP、26個工作群，部分政務APP規定了學習時長和學習積分，每天都要花時間在上面打卡、學習。

針對“指尖上的形式主義”，《若干規定》提出，要清理整合面向基層的政務應用程序、嚴格建設管理、防止功能異化等。

郝棟：“這次《規定》一方面對數字化治理和數字化評估做了嚴格規定，把很多過去分散在不同形式的數據統計或者數字治理的方式，整合成為同樣一個系統；另外一個方面，對於未來如何運用數據化治理的數據信息也做了相關規定。本著實事求是、科學求真的態度，來正確運用數字化治理的工具和方法，有效提高政府運行的效能。”

為基層減負還要明確權責，哪些是基層該承擔的工作，哪些不是，要搞清楚，不能什麼事都壓給基層，讓“小馬拉大車”。過去，一些地方和部門也曾將工作下沉變成了牌子下沉，導致基層組織掛牌多、幹部負擔加重。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從今年年初起，湖北省荊門市開展了摘牌減負行動。不同職能部門層層攤派到村級組織的工作被退回，不合理加挂在村級組織的牌子也一併摘除。

針對基層權責不明晰這一典型問題，《若干規定》進一步要求，建立健全職責清單，指出，“省級黨委和政府指導本地區立足實際建立健全鄉鎮（街道）履行職責事項清單並開展清理規範，加強清單動態管理，推動責權一致、責能一致”。

王向明：“有了一個非常明晰的制度性規定，就使得基層在減負方面能夠實實在在按照清單落到實處。這個時候就很明晰了，可以做什麼，應該做什麼，不用做什麼。清單會根據黨在不同時期的中心任務、當下的重點工作做一些調整。從長遠看，這樣一個《規定》必然會對反對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産生重要影響，也一定能夠真正給基層幹部帶來真正的關愛和減負。”

這次出臺的《若干規定》注重守正創新，既把近年來一些好的經驗做法固化下來上升為制度規範，又有針對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實招硬招，破解難點堵點，為基層減負提供長效機制。好制度關鍵在落實，要加強學習培訓、堅持以上率下、強化問題整改，同時還要加強督促檢查。以釘釘子精神常抓不懈，真正把基層從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廣大基層幹部才能放開手腳，更好地幹事創業，為民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