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職的年輕人，為什麼只在數字遊民社區停留58天？

　　做了近七年HR後，33歲的張鈺決定裸辭。離開無休止的彙報與材料，她不知自己將要去往何處，在gap期（間隔期），她走進了安吉的DN余村數字遊民社區。

　　體驗一週後，張鈺因家庭需要而離開。在數字遊民社區裏，像張鈺這樣的匆匆“過客”還有很多。一家面向數字遊民的服務機構DN-CN（數字遊民中國）出具的《數字遊民在安吉·2023調研報告》顯示，數字遊民在安吉的平均停留時間是58天。許多年輕人離開大城市的工位，裸辭、gap、探索人生，在數字遊民社區短暫停留，又各自奔往不同的方向。

　　進入職場倦怠期的王欣，在大理NCC社區住了1個月後回到英國，不喜歡數字遊民“漂浮”的狀態，但看到了另一種人生的可能；讀書時住過2次數字遊民社區的思思，畢業後正式成為數字遊民；在上海做廣告工作的大力，離開社區後換了工作，留更多時間做自己更關注的社區運營。

　　“58天”後，有人重返職場，有人決意走上數字遊民之路。大理家數字遊民社區的主理人文傑説，包容才是數字遊民社區真正的生命力。當“曠野與軌道”似乎成為當下年輕人兩種相對立的選擇，離職潮與離開大城市的口號聲下，我們發現“58天”背後所承載的不是被標簽化的自由與遠方，而是每個個體不同的、真實的人生狀態。

　　【以下是他們的講述：】

　　“我看到了另一種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講述人：王欣，29歲，在大理NCC社區居住一個月

　　2018年研究生畢業後，我留在英國從事醫藥諮詢行業。我是一個喜歡追求自我挑戰的人，希望能在工作中不斷打怪升級，通過升職加薪來收穫成就感。為了證明自己的能力，我會主動去“卷”，和上級申請更多的項目。

　　但當我的職位達到manager級別之後，我發現自己已經對各種業務流程很熟悉，在工作中能學到的東西不多了，我更多地需要去對手下的人“輸出”而非“輸入”，奉獻感代替了挑戰帶來的收穫感。

　　同時，我面臨著職場中層危機——上有領導，下有“小朋友”，外有客戶。下面的人一直問自己意見，上面的人不停催自己進度，外面的客戶也需要去對接。基本整個白天我都不能停止“交流”，開會、發郵件、和客戶同步信息，但這些都只停留在前期的溝通階段。

　　我從事的領域叫做藥物經濟學，需要幫客戶做藥效成本分析，最後交付一個模型或文件作為完成的標誌，只有晚上我才有時間真正開始做這份要交付的工作。

　　有段時間項目特別忙，我每天早上一睜眼就想著工作，晚上忙到11、12點，週六週日也要加班。雖然我們的工作模式自由度相對較高，基本都是居家辦公，但當工作量大到一定程度，即使在家裏也沒法好好休息，反而會導致工作和生活分不開。去辦公室工作，至少會有“到點下班”的感覺。

　　我覺得自己喪失了主體性，仿佛每天吃飯、睡覺就是為了更好地上班，甚至沒有時間去思考排解壓力的方法，只能通過看一些不需要動腦的電影和電視劇，讓自己處於放空的狀態。壓力已經消解了我對工作的熱情和意義。

　　我覺得自己需要一個機會去思考：我要怎樣去看待工作，還要不要繼續去“卷”？我究竟想要一份什麼樣的工作？

　　今年1月底，我在倫敦租的房子到期，有機會回國小住一段時間。一開始我邊四處旅遊邊工作，後來希望能夠安定一點，在一個地方停留2周以上。我很早就聽説過大理有數字遊民基地，3月底在社交媒體平臺上搜到了NCC社區後，就去那裏住了一個月。

　　我在NCC社區裏還是遠程做著同一份工作，並沒有脫離和英國公司的雇傭關係，但工作量和工作模式都發生了變化。當時我的心態已經有了一些轉變，希望適當減少工作量，不想繼續“卷”了，於是會少承接一些項目。

　　又因為時差的關係，我的工作效率也有所提高。比如我在國內的下午把郵件發給手下的人，他們就可以在英國的早晨第一時間查看；或者趁著他們睡覺的時間，我已經把自己的工作完成，再也不用熬大夜。

　　在NCC社區裏，我每天中午11點多起床，12點去和大家吃個午飯，然後四處轉一轉、玩一玩，下午4、5點鐘開始工作直到晚上睡覺。這種數字遊民的生活狀態讓我養成了見縫插針的工作方式，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靈活地開始工作，如果晚上有朋友一起約飯、玩飛盤，我就會提前安排在白天儘量多完成一些任務。

　　在大理NCC社區天臺上看到的彩虹。圖源：公眾號“NCC社區”

　　除此之外，我體會到了“自由”。

　　一方面是純粹的金錢上的自由，我很在乎數字遊民所需要的“地理套利”，大理讓我可以用相對較低的成本來維持和從前一致的生活體驗。在大理，我去吃古城裏的“幸福食堂”，十三塊錢竟然可以吃到八個菜，讓我難以置信；後來回到英國，下飛機去吃了個三明治，就要折合五十幾塊人民幣。

　　大城市讓人很容易被消費主義洗腦，很多你覺得自己需要的東西其實並不是真正需要，一旦離開了這種環境，物質慾望也會降低。

　　另一方面是體驗上的自由。大理給了你“選擇”，你可以去吃便宜的幸福食堂，也可以去吃人均四位數的晚餐；你可以喝六塊錢一杯的咖啡，也能買到七八十塊錢一杯的手衝。有時我起床後會騎著小電驢去一家書店待一下午，那裏信號不好，玩不了手機，卻讓我久違地體驗了閱讀紙質書的樂趣。

　　在NCC社區裏也有很多有趣的活動，“靈感食堂”是NCC每週四晚上的固定節目，大家圍坐在一個房間裏，聊一聊自己在過去的一週收穫了哪些靈感和體會。我喜歡這種生活。

　　NCC社區不大，只能入住三十幾個人，流動性很強，但人與人之間的連接非常緊密。這裡有傳統的數字遊民，有來做社會調研的學生，也有gap的人，他們來自各行各業，翻譯、life coach、web3、塔羅……我記得每一個人的職業和名字。

　　這次回國，我去很多城市見了很多朋友，發現大家都在聊買房、結婚、生子，但這些話題在NCC社區裏基本不會被提起。

　　我想，或許是因為有相同價值觀的一群人聚在了一起，大家本來不認為買房、結婚、生子是人生很重要的事情，聚在一起後自然也不會談論。有人去過巴厘島、越南，會分享自己曾經的生活經歷，有人聊女權主義，聊我們心中理想的社區，也可以單純地聊聊咖啡、聊聊酒。這裡的人似乎處於逃離主流敘事的狀態中。

　　在英國我的社交圈比較小，沒有什麼機會認識新的朋友，有時候參加一些活動，發現大家都是互相加個微信就走了，之後也不會再聯絡。數字遊民社區提供了一個讓大家真正了解彼此的場域，讓人與人之間有了更多親密互動的可能性。

　　我還記得在NCC社區裏，一位朋友第二天就要離開，但她的房間已經到期，沒有床位了，於是她住進我的房間，我們躺在一張床上聊天。雖然我們認識的時間並不算長，但生活中不是經常會有這樣親密的時刻。

　　離開社區後，我能感受到我和她其實擁有不同的生活，唯一能做的也只是經常問問她最近在做什麼。但我相信如果有一天再次見面，我們仍知道彼此是朋友，不會“相忘于江湖”。

　　不過，我不會為了做數字遊民而去做數字遊民，因為我並不喜歡經常更換居住地的生活狀態。我希望能與當地人建立真實的連接和互動，不要一直漂浮。太短暫的“游動”就像旅行，總是從一個打卡地到另一個打卡地，在酒店不停地開箱子、關箱子。

　　對職場的倦怠、對工作意義的找尋讓我來到了數字遊民社區，而在這裡，我看到了另一種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回到英國後，我仍在思考什麼是自己真正想要的職業內容與生活方式，雖然不再追求升職加薪，但對自我挑戰的渴求並沒有從我心中消失，或許未來我還會試著“游動”起來，去東南亞、去自己創業。

　　我還走在探索自我的道路上。

　　“意識到我的人生不是只有工作”

　　講述人：張鈺，34歲，在安吉DN余村居住一週

　　裸辭、gap之前，我是一家新能源企業的HR，996是常態，每天在單位加班到很晚，有時回家還要加班，星期天也要在家裏寫一整天的報告。

　　當時公司正處於發展期，內部秩序混亂，同樣的一項工作，我要用不同的格式寫好幾份材料去多頭彙報、交叉彙報，不同領導要求不同，週報日報要求不同。這些重復的無意義工作不産生什麼實際的價值，也沒法去解決問題。我覺得非常內耗，好像自己只是一個工具人。

　　我覺得職場上的人際關係很複雜，公司裏總會形成一些利益圈子，如果自己不站隊，會被慢慢邊緣化。一不小心得罪了某個人，就是得罪了一個利益體，相同的工作表現會得到不同評價，這個領導看自己順眼就誇自己做得好，那個領導看自己不順眼就覺得自己不行。

　　長期處於這種工作狀態下，我覺得情緒低落、沒有精神，眼睛裏沒有光，甚至還會把不良情緒帶回家庭。當時我的孩子已經五六歲了，但我沒有時間陪伴他。所以2023年年初，在工作了六七年後，我決定裸辭。

　　剛辭職時，我對未來並沒有什麼具體的打算，之前一直沒時間去接觸額外的信息，裸辭後我希望尋找新的方向和可能，就去了解了很多不同的職業方式，看到了數字遊民。正好碰上RW實驗室在招募有HR背景的共建者，於是在4月份的時候抱著試一試的心態加入了他們。

　　RW實驗室是一個線上數字遊民共創型社區，為數字遊民提供信息整合和支撐服務，與很多線下數字遊民社區有引流和推廣的合作。在這個過程中我和安徽、成都、海南、大理的社區一起做共居活動，並且通過內測機會，拿到了DN余村的優惠入住名額，在那裏短暫地住了一週。

　　2023年6月，住進DN余村之後，我每天的日常工作就是RW實驗室的線上治理，負責組織機制的建立，同時參與一個新手營項目。其實這不能算是一份“工作”，因為沒有薪水、沒有雇傭關係，RW實驗室還不是一個營利性組織，我們核心共建者大約二十幾個人，都是在為愛發電。

　　但我喜歡這種狀態，大家開放地討論，友好地交流溝通，同事之間的關係也是平等的，沒有科層制的上下級關係。更重要的是，我們都是因熱愛而來、因熱愛而投入，一群有理想的人聚在一起，去做自己認為有意義的事情。如果這份線上工作能給我一份維持日常生活的薪水，我就不會再去找其他工作了。

　　在社區裏我見到的人們，和“新能源企業HR”這個身份所能接觸到的人群截然不同。在公司裏人人都被deadline逼著走，一點點事項都要準備各種材料、組織多輪會議去溝通，你可以看到大多數人的精神狀態都不太有活力。

　　但在數字遊民社區裏，很多人從事著以“交付成果”為主的工作，重新獲得了對時間的掌控感。看著他們，我覺得自己之前996的工作好像沒有意義感。接觸、認識這些不同的人，給了我不一樣的視角去看待工作和生活。

　　還有就是，在職場上如果你的溝通對象特別不友好，會給你帶來很大的負能量，你又無法繞開。但在數字遊民社區，社交的主動權又重新回到了自己手裏，你可以自主去選擇志同道合的人，進行“能量的疊加”。

　　那一個星期，我每天早上起床吃個早飯，上午工作兩個小時，下午大多數時間都在休息，有時也會聽聽講座，晚上會去景區走走，或者在社區的草地上看大家玩飛盤，做一個旁觀者。

　　張鈺在DN余村的鄉村圖書館。本文圖片除特殊標注外，均為受訪者供圖

　　圖書館內景。

　　我一共gap了五個月，在DN余村更像是一個大gap中的小gap，讓我在職場忙碌的間隙裏短暫地喘了一口氣，找到了自在隨性的狀態，去探索一種新的生活方式。裸辭後的焦慮多少也會有一點，但人的一生那麼長，總得有一段讓自己放鬆下來的時間。

　　因為家庭需要，我只在DN余村住了一週。離開後我期望可以有其他遠程辦公的機會，不過目前國內能提供這種支持的企業還比較少。其實再次求職時，我入圍了一個線上獵頭工作的面試，但因為自己處在一個比較傳統的家庭裏，還有孩子要養育，繼續面試下去會消耗很多時間，也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所以最終接下了另一份HR工作的offer。

　　幸運的是，新公司的規模比較小，人力方面的彙報線相對簡單，工作量和時間安排與之前相比都更加靈活。人在真正求職的時候，其實是沒法考慮太多的。我可能是一個比較隨緣的人，緣分到了就會接受，重要的是只要保證自己的狀態是可控的，其他事情就不會變得那麼不可控。

　　回歸職場後，我仍然保留著RW實驗室的線上治理兼職，每天佔據我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的時間。我最大的變化，就是意識到了“我的人生不是只有工作”。從前我睜眼閉眼都是工作，但在數字遊民社區的一週讓我重新去審視：我究竟想要什麼？太遠的未來我暫時無法看清，但可以清醒地抓住當下。

　　加入RW實驗室後，我做的事情能對其他社區、其他人有一些幫助，讓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而不是一個只對老闆負責的人。

　　像是“開啟第二個童年”

　　講述人：思思，25歲，在安吉DNA居住兩周，大理RW居住兩個月

　　我一共入住過兩次數字遊民社區。

　　第一次是2023年4月，在安吉DNA住了大概兩周。當時我在上海讀研，碩士畢業論文進展很不順利，雖然已經通過了開題答辯，但導師説我的選題太大，要不斷縮小、聚焦，題目一換再換，被斃了很多次，從2022年的9月份一直到2023年4月份都沒能確定下來，這個過程中我心態一直非常不好。

　　而且2022年我完整參與了上海的疫情，經常被封控在學校裏足不出戶，所以疫情結束後，我特別渴望陽光，想去大理。不過考慮到導師的嚴格，我最終選擇瞞著他偷偷跑去了浙江安吉的DNA數字遊民社區，當時想著安吉離上海比較近，萬一導師找我，我也能立刻回來。

　　另外，2023年9月份我就要面臨秋招，而我從春天開始就在焦慮找不到工作，我一直都很想做自由職業，渴望工作時間、地點上的自由，而且自己又是一個比較在乎意義感的人，想把時間和精力都給予我在乎的事情，不消耗在職場的內耗上。

　　疫情結束後，同學們紛紛抓緊去實習，可我不知道自己要去找什麼單位，心裏還是想做自由職業，索性破罐子破摔，直接去數字遊民社區體驗了“一步到位”的生活。

　　我一直在做中文系線上考研輔導的兼職，加上學校的補貼，收入已經可以負擔我的日常開銷，只不過那時我還沒有想到，這份兼職可以成為我之後的主業。

　　在DNA社區裏，學生蠻多的，來了很多迷茫的年輕人，有人裸辭、有人休學，有人gap。我習慣早睡早起，早上7點起床時大部分人都在睡覺，社區裏很安靜，我一個人打開電腦工作。中午會短暫午休，但一般睡不著。下午我會帶著電腦走出門，有時工作，有時隨緣和大家聊聊天，晚上一起下廚做飯吃。

　　思思拍的DNA社區。

　　幸運的是在安吉的兩周都是晴天，讓我可以經常拿著瑜伽墊躺在草坪上曬太陽。

　　如果有需要集中注意力的工作，我就會找一個單獨的安靜房間，不被其他人説話或看劇的聲音打擾，工作完後，再重新回到大家中間去。晚上12點前我就睡了，一般不參加太晚的活動。但社區裏的其他人，尤其是做藝術、設計領域的，會熬夜到淩晨3、4點，這個時候社區還是挺熱鬧的，甚至會有人突發奇想去看日出，找幾個人結伴就隨性地出發了。

　　第二次去數字遊民社區是去年11月初，我在大理RW住了2個月。在畢業論文寫作過程中我和導師提出過延畢或休學的想法，但導師不同意，我只能硬著頭皮寫下去。論文預答辯結束後，我終於有了時間，去大理“把時間還給自己”。

　　數字遊民社區的流動性很強，在RW我一開始是個小白，後來住著住著，竟然成了“老人”，把自己熟悉的那批人都熬走了。那段時間我簡直是“三天一小哭，五天一大哭”，每天都在經歷離別。

　　在社區裏我認識了一個裸辭的“飯搭子”姐姐，我們經常一起做飯吃。在她回廣東前一週，我就開始不停問她，你什麼時候走？因為我很怕錯過和她告別的時刻。那一週我雖然看上去很淡定，但情緒一直緊張。

　　到了她真的離開那一天，得知她下午要走，我去廚房找出冰箱裏剩下的一些菜，做了米飯和平菇湯。我記得那個廚房很大，我們就這樣相對坐著吃完了那最後一頓飯。這一切都很平靜，直到我送她上車，車門還沒完全關上的時候，我就忍不住轉過頭嚎啕大哭。

　　後來我想，我真正需要的其實並不是“很多朋友”，而是人與人之間一種深入的連接。我嚎啕大哭當然有一部分是因為我馬上就要失去她，可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覺得她真的很像我的親姐姐，從小我一直覺得姐姐更喜歡妹妹而不是我，這一點像是來自原生家庭的創傷，即使後來我明白姐姐是很愛我的。在社區裏的連接喚起了我記憶的一部分，我的眼淚也是為自己而流的。

　　對我來説，在數字遊民社區短暫居住的時光，像是“開啟了第二個童年”。

　　我家裏經濟條件一般，童年感受到的物質比較匱乏，父母雖然理解尊重我，但可能沒有辦法給予太多支撐，所以我從小就學會努力、要強，去“卷”學習成績，沒有很純粹地去發展過興趣愛好。比如我喜歡拍照，但讓父母給我買個照相機，在小時候的我看來是不可想象的，我也不會提這種要求。

　　所以在數字遊民社區的生活，（仿佛）我在長大後重新“過得像個小孩子”，體驗了那種單純率性、自由自在的狀態，這彌補了我曾經缺失的那部分，活出了我沒有活過的那個部分。

　　我記得，在大理，那是正月十六或者十七的晚上，我突然想去看洱海月。一開始只有我一個人説“最近洱海月圓了，很漂亮”，後來傳著傳著，不停地有人加入進來，最後整個社區的人（十幾個）都一起出發了，説走就走，成了一個車隊。我們騎著電動車，一路上放著張傑的《看月亮爬上來》。那是如此浪漫的回憶。

　　思思拍的DNA社區。

　　體驗過數字遊民的生活之後，我發現自己很擅長、也很習慣在社區的狀態。不過我可能並不接受“不斷游動”，還是渴望在一個地方相對穩定地待2-3個月，找到一個有歸屬感的小圈子，建立更深的連接。

　　今年我畢業了，（在選擇工作這件事上），我希望能從工作中獲得意義感和價值感，我想和人形成深度的交互與連接，以及發揮我的長處。

　　我並不完全排斥996，找過很多廣告和互聯網的工作，今年春招，我認真地投過兩三百份簡歷，但今年人員配置計劃縮減，連人力的崗位都很“卷”，我之前有過一段大廠人力的實習，都無法讓我拿到一個心儀的offer。

　　之前我在上海的高中實習過一段時間，發現雖然教高中語文和考研輔導看似都是文學相關，但無論授課內容、授課目標還有和學生的交互方式都是完全不一樣的。在學校裏教書，首要的就是要完成學校交給你的任務，為了“出成績”，還要應付一些思政工作，讓老師很疲累。

　　我做考研輔導，自由發揮的空間比較大，考研的題目可能不需要一個標準答案，而是更注重文學素養的展示。我也會經常給學生做拓展，和學生聊文學、聊我們真正感興趣的話題。

　　在數字遊民社區，我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工作和自我本身可以互相補充、互相啟發。今年四月份，我篤定了自己要成為數字遊民。

　　“‘遊’是去遠方，‘民’是回歸到個人價值的實現”

　　講述人：大力，27歲，在大理醒院居住2個月

　　我在廣告行業工作，2022年4月，我剛好換了份工作，要從杭州來上海，但上海封控，公司允許居家辦公，我被迫做了2個月的數字遊民。

　　當時我在大理線上入職，所有工作都挪到了線上，作息就是按照上班時間，早十晚七。

　　那時候大理有共識社區、共居空間。我早上10點會下樓去院子裏的工位辦公，制定每天的計劃、發郵件、處理一些比較急的事情。我住的共識社區一樓有一排工位，正對著我們的小院，大家白天會一起在這裡辦公，有做web3、導演、留學諮詢的。下午我會找個咖啡館作為工位。

　　大力在醒院的工位。

　　18、19點結束工作的時候天還是亮的，我一般就直接去洱海邊玩飛盤，騎車過去只需要10分鐘，或者和其他朋友一起玩，大理有很多社群（很多玩的方式）。

　　有天一個酒吧要歇業了，辦了個派對，有很多音樂人，離我工作的咖啡館非常近，我下班就直接過去，那天這個派對從下午一直（開）到淩晨三四點，各式各樣的人都在一起玩。我發了朋友圈：夜生活，從下班10分鐘後開始。

　　大力下班後參加派對活動，發了朋友圈：夜生活，從下班10分鐘後開始。

　　數字遊民脫離了原本的社會關係，拋棄了原來城市裏的連接，去到一個陌生的城市，一個最直面的問題就是孤獨感，因為是懸浮在整個社會關係之外的，去和當地建立真實的連接需要時間。數字遊民社區就是為了解決數字遊民的孤獨感和社會融入的問題，讓數字遊民能夠快速融入一個新的地方。

　　在社區，你可以很快和別人熟絡起來。不過這裡有一個問題，比如説NCC流動性非常大，大部分（遊民）只停留一到兩個月左右。我們看似非常熟悉，但又不會長久地成為非常親密的朋友。

　　大理相當於一個小鎮，沒有大城市的通勤成本。在大理有明顯的感覺，一天能多兩三個小時出來，且可以用很低的成本，迅速地親近自然。在大城市下班回家換個衣服化個粧再去別的地方玩，至少要半個小時，但在數字遊民聚居區，這些行動成本和通勤成本都非常低，生活質量會提高很多。

　　後來到上海工作後，我覺得我的工作，比如給品牌方的投放做諮詢、制定策略，做社交媒體傳播，是完全可以遠程來做的。

　　這幾年我每年都會用年假去大理。今年3月份覺得自己實在是不想上班，就離職了，在大理待了2周，正好在上海得到了一個很好的崗位，當時想自己的積蓄還不夠，於是又回去上班。不過做了3個月之後，我覺得還是算了，工資再高我也不要，我還是想做數字遊民。

　　這背後有兩點考量，第一是個人精力的投入和分配，手上這份工作沒有讓我獲得我想要的價值感。

　　我手上的廣告業工作對我來説是一份謀生手段和工具。我從事之前學過新聞傳播學，我所感興趣的那部分理論批判最嚴重的領域是廣告，但我為了謀生，在做我曾經批判的東西。

　　我自己的研究和實踐集中于社群和社區，希望通過社區來營造公共空間。這和我早年的經歷有關，差不多十年前參加過一場公益組織的活動，去貴州，幫助修路、修學校、修操場，那時感受到社區的力量可以影響更多的人，這些人的力量接續起來能對社會、對世界産生真實改變。後來我也在706社區幫忙做運營。

　　我的廣告業工作會佔用我時間的80%，它能提供給我的價值感獲得大概只有20%，我覺得這是不平衡的，想調整到我可以用20%的精力去獲得20%的收入，降低慾望，騰出時間去做其他我想要做的事情。

　　第二點是，進入數字遊民的圈子，和這些朋友接觸後，發現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等著自己去做，有很多機會，自己的世界在變大。如果把自己鎖在一件完全不喜歡的事情上，會覺得把人生最寶貴、最精華的5-10年浪費在一個為了謀生的事情上，機會成本太高了，不想繼續下去。

　　當時條件還不合適、心理建設沒有做好（長期去做數字遊民），我現在很自然地走上了數字遊民的道路，或者説，“只工作不上班”的生活狀態。我辭了廣告的工作，基本收入來源於一份web3社群運營工作，完全線上辦公。

　　這個社群運營佔我20%-30%的精力，我的其他精力可以去做一個趣緣共識社區，是和朋友一起發起的。我希望自己能長期地遊牧下去，不要再回到工位上。

　　“遊”和“民”都很重要，“遊”代表著會去遠方，流動起來，看到更大的世界，在社區你可以接觸到你曾經無法接觸的人，打開你的世界。“民”也很重要，不是數字勞工或遊牧勞工，而是數字遊民，因為工作是為了生活，最終要回歸到個人價值的實現。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