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海圖強的“船政往事”

這是從船政學堂畢業的最早的一批學生。 受訪者供圖

6月19日，海軍史專家、馬尾船政文化研究會會長陳悅在位於福州馬尾的中國船政文化博物館查看巡洋艦“揚武”號模型。周義攝

     這是位於福州馬尾區馬限山東麓的昭忠祠。受訪者供圖

        “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福建艦！”
　　6月17日上午，中國第三艘航空母艦，也是我國完全自主設計建造的首艘彈射型航母在上海江南造船廠下水，它被命名為福建艦。消息傳來，福州有一群人格外激動與自豪，福建船政文化管委會主任劉江遠馬上打了一通電話。
　　“昭忠祠！”他在電話這頭一説出這三個字，那頭的海軍史專家、馬尾船政文化研究會會長陳悅當即意會。
　　於是，船政研究者、船政工作者，一群“船政迷”冒雨趕往馬尾昭忠祠——他們要舉行一個儀式，告慰近代中國海軍的烈士。
　　位於福州馬尾區馬限山東麓的昭忠祠，守望著煙波浩渺的馬江（閩江下游江段），是中國近代唯一的國家海軍英烈紀念專祠，中法馬江海戰、中日甲午海戰陣亡的海軍將士全部合祀於此。
　　昭忠祠高懸“忠昭華夏”“碧血韆鞦”匾額，供奉著近代海軍烈士的牌位，仿佛語氣凝重地敘談著中國海軍將士英勇抗敵的悲壯歷史。
　　“終於等來這一天，作為中國近代海軍搖籃的福建，有了以它為名的航空母艦，必須要來這裡講給先烈們聽。”陳悅説，“以福建為名，是對歷史致敬。”
　　福州是中國海軍夢啟航之地。因為福建船政的創設，這座城市為近代中國培養了一代代海軍人才，遂有海軍史上曾經“無閩不成軍”的傳奇。
　　19世紀中葉，歐洲列強屢次以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國門。1866年，時任閩浙總督左宗棠為了“防海之害而收其利”，奏請朝廷批准在馬尾一帶設局造船，培養人才，後命名為總理船政，是中國第一個專門負責海防近代化的國家機構。首任總理船政大臣為沈葆楨，籌辦船政成為沈葆楨畢生最大的功績。
　　造艦船、辦學堂、興海軍、試飛機……雄心勃勃的船政曾創造了中國歷史上的諸多“第一”：第一艘鋼甲軍艦、第一支新式艦隊、第一所海軍軍官學校、第一個航空工廠等。船政學堂也培養出鄧世昌、劉步蟾、嚴復、詹天佑、陳季同等一大批軍事、科技、思想、外交人才。
　　但在當時封閉落後的體制下，以“海防自強”為目標的船政所點亮的星光，終究未能挽狂瀾于既倒，許多船政將士壯志未酬身先死。
　　1884，甲申年，船政水師與入侵的法國艦隊在馬江江面對峙，面臨中國建立近代海軍後的第一場海戰。然而，清廷“嚴諭水師，不準先行開炮，違者雖勝亦斬”；法軍突然發動攻擊，不到半小時，船政水師便幾乎全軍覆沒，800余名將士壯烈犧牲。
　　10年後，中日甲午海戰爆發，以船政後學堂首屆畢業生鄧世昌、劉步蟾等為主要將領的北洋艦隊與日軍鏖戰，上演了“船政一校一級而大戰日本一國”的悲壯史詩。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劉江遠援引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這段碑文説，船政英雄們屢敗屢戰，揭開了中國人向海圖強的序幕，是近代以來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民族復興夢想的縮影，他們的事跡應該被銘記。
　　福建艦下水當天，陳悅在微博上發了一組九宮格人物圖片——沈葆楨、劉步蟾、鄧世昌、劉冠雄、薩鎮冰、陳紹寬……配文只有短短的一句：“也是他們的夢想。”
　　在遼寧艦、山東艦之後，中國第三艘航母為什麼是“福建”？當記者提出這個問題時，陳悅回答：説來話長。但一個意味深長的巧合是，整整100年前，由馬江海軍製造飛機處設計的中國第一艘“土航母”，在位於上海的海軍江南造船所建造完成……

飛機浮站：百年前中國人建造“航母”

　　記者：一百年前中國人就嘗試製造“航空母艦”了？
　　陳悅：可以這樣説。1918年設置全通飛行甲板的航空母艦“百眼巨人”（HMS Argus）加入英國皇家海軍服役，標誌著現代意義航母的誕生。就在這一年，距英國幾萬里的福建福州，古老中國關於海軍航空的夢想也橫空出世。
　　四年後的1922年，由馬江海軍製造飛機處設計，上海海軍江南造船所建造的“航母”——飛機浮站就建設完成了。當然我們要給這個“航母”打個引號，可以稱之為一種“土航母”。它就是一個水上的飛機庫，可以被船拖著走。
　　這個飛機浮站是世界海軍史上第一艘“浮動機庫”。從航母的原理或者功用上來説，它和現在的航母是一致的，都是為了把飛機帶到特定的水域，並給飛機提供保障。飛機可以在這裡起飛、降落，上面還設有飛行員的宿舍、飛機修理車間、油庫等配套設施。雖然比較簡陋，但是這種特殊的機庫，就是近代中國海軍尋求“航空母艦”的最初努力。
　　記者：當時的中國人為何想到造“航母”？
　　陳悅：“航母”這一新生事物誕生於一戰即將結束時，中國處於民國初年的戰亂時期，國家十分羸弱。時任海軍總長叫劉冠雄，福建閩縣（今福州）人，1875年考入福建船政學堂，畢業後成為北洋海軍軍官，曾赴英國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留學。值得一提的是，劉冠雄的3個哥哥也全都在船政的學堂、藝圃學習，後來都成為著名的海軍軍官，這種大量把子弟送到船政讀書的現象在當時的福州非常具有代表性。劉冠雄參加過甲午海戰、辛亥革命，北洋政府時曾任海軍總長、福建省都督。一戰中他注意到一個現象：飛機展現出很強的戰鬥力。他覺得以中國的力量，造大軍艦沒有錢也沒有能力。而跟軍艦相比，飛機單價較低，所需配備的人員不多，卻能以小博大，甚至可以威脅戰列艦等大型軍艦。因此，在經費緊張的情況下守住海防，中國就要發展海軍航空。
　　1918年，經劉冠雄力推，當時的北洋海軍在福州船政局內設立了一個新的生産管理機構，名為“馬江海軍製造飛機處（最初名為海軍飛機製造工程處）”，由從麻省理工留學歸國的巴玉藻、王助、曾詒經、王孝豐主持工作，負責設計、建造海軍用飛機，培育工程人才和飛行員，中國海軍航空的歷史就在這一年開篇。
　　這對工業基礎薄弱、國庫支絀的國家而言，不啻是一條能夠快速發展海軍戰力的“彎道超車”捷徑。成立於1866年的福建船政，之前一直是造船，但從這個時候開始，雖然目標仍然是海防，但已經把視線轉移到飛機上。
　　這艘“土航母”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出現的。1921年，長江上軍閥混戰，北洋海軍想把飛機帶過去。但因為當時的海軍飛機主要是以福州船政局為中心，基地都在馬尾，長江附近沒有機場，也沒有可停泊的水域，於是馬江海軍製造飛機處就萌生一個念頭：造一種船，它可以對飛機提供維護保障，其實就是航空母艦的理念。但因為沒有經費，他們就突發奇想，把飛機庫建到船上去。這樣一個飛機庫是在可以移動的，被船拖著走，本身造價不是那麼高，設計看起來也非常簡樸，但是理念非常超前。
　　鋻於水上飛機浮站急需部署到長江使用，根據當時海軍部的安排，具體的建造工作交付給位於上海的海軍江南造船所負責，于1922年建成，隨即拖航到長江中游，作為海軍航空兵的水上飛行基地，這艘水上飛機浮站，就成了中國人航母夢的起點。
　　談到中國人的航母夢，不能不提到另一位福州人，陳紹寬（1889-1969），他是國民政府海軍部長，新中國成立後曾任福建省副省長。一戰中，他就在歐洲目睹了航空母艦對現代海戰之重要，認為中國海軍要發展，也要建造航母。1928年，陳紹寬撰寫了《條陳擴充海軍呈文》，提出了建設發展海軍的若干條建議，其中就提到“（添造）航空母艦一艘，約須2000萬元”。正因為這條建議，陳紹寬被認為是中國提出建造航母第一人。

福州：中國近代海軍夢開始的地方

　　記者：福建艦下水當天，您和一些福州的朋友專門趕到馬尾昭忠祠祭奠馬江海戰的烈士，我們在社交媒體上也看到，有福州市民趕到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楨的墓前獻花，説“盛世如您所願”。福建，或者更具體地説是福州，與中國海軍有什麼淵源？
　　陳悅：中國近代意義上的海軍夢，就是從福州開始的。因為1866年福建船政的創設，這座城市為近代中國培養了一代代海軍人才，也成就了海軍史上“無閩不成軍”的傳奇。
　　19世紀中葉，歐洲列強經海而來，以堅船利炮屢次叩開中國國門，引起了空前的海防危機。為了應對這一“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以“自強”為目標的洋務運動開始。
　　當時最先開眼看世界的一些中國人目光所及，認為蒸汽動力的軍艦和海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直接辦法。他們覺得，只要有一支跟西方一樣的海軍，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他們最初的想法是“造不如買”。總理衙門通過海關的英籍總稅務司在英國買了7艘軍艦，結果艦員全是洋人，海關總稅務司還定了一個奇葩的章程：所有艦隊的艦員只服從於艦隊司令（英國人）和清帝，但清帝的旨意是否有效得由總稅務司和艦隊司令來決定。
　　這7艘軍艦來到中國後，清政府想把八旗兵和湘軍派到船上去，結果英國人根本不允許登艦。曾國藩、李鴻章等一氣之下提出建議，乾脆把這批船全撤回去變賣，就當買船這事從沒發生過。
　　軍艦沒買成，海防問題亟待解決，時任閩浙總督左宗棠1866年提出技術引進、“權操諸我”的建議。1866年的6月25日，左宗棠奏請清政府批准在福州馬尾一帶設局造船，培養人才，後命名為總理船政，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專門負責海防近代化的國家機構。
　　為了實現相關技術的跨國轉移，船政不是與西方政府合作，而是採取技術承包的做法。他們以高額的報酬為吸引，以西式的合同形式為規範和約束，雇傭、委託歐洲技術團隊，要求西方人員接受中方管理，通過5年時間協助中國實現建廠、育人等一系列目標。
　　1866年末，船政的基礎建設在馬尾中岐鄉一塊靠近閩江的土地上開工，總佔地面積340余畝。為了確保完全掌握近代艦船的建造技術，消除未來在技術和産品方面被封鎖的威脅，船政要求與軍艦相關的所有工業産品，都要在船政建起專門的生産線。
　　為此，大到蒸汽機、鍋爐，小到纜繩、耐火磚，全部實現國産自造。至1870年代為止，船政先後建設了輪機廠、鍋爐廠、鑄造廠、船廠、打鐵廠、帆纜廠等，史稱“船政十三廠”。
　　船政還從福建以及江蘇、浙江、廣東等省招募工匠，培育出了三千余人的中國産業工人隊伍，並實現了中方人員自己管理和組織西式工廠生産的目標。
　　記者：船政取得了怎樣的成績？
　　陳悅：從19世紀60年代末開始的短短數年間，船政首先建造出了中國最早的千噸級蒸汽動力軍艦“萬年清”，亞洲國家自造的第一艘巡洋艦“揚武”號等一系列各具特色的蒸汽動力艦船，並自行設計建造出了大型艦用蒸汽機。還有中國第一艘全金屬結構軍艦“開濟”、亞洲自造第一艘大型裝甲艦“平遠”、中國自造第一艘大型客船“寧紹”等……
　　船政體現的是一種尋求自強的道路模式，當時被評價為“中國自強之道”，它下設造船、教育、艦隊等部門，1867年開設中國最早的海軍軍官和工程師大學船政學堂，1868年開設中國最早的職業技術學校船政藝圃，1870年編練中國第一支近代化艦隊船政輪船水師，1872年完成在全國海岸線的要港佈防，1877年派出首屆留歐學生……船政人開風氣之先，不僅在近代中國形成了海軍“無閩不成軍”的現象，而且歷經馬江海戰、甲午海戰、抗戰，也鑄就了近現代海軍不屈奮鬥，雪甲午恥的堅毅精神。閩江炮臺要塞體系、馬尾船政、遍佈全城的海軍人物故居，都表明福州是一個有關中國海軍歷史的“寶藏城市”。
　　在20世紀初，船政又迅速進軍當時剛剛顯露出軍事實用價值的飛機製造領域，造飛機、研究潛艇。
　　事實上，中國的近代化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從興辦海軍、向海圖強破題的。很多近代基礎設施的建設主要圍繞“海軍需要”。因為海軍需要煤，所以才會批准興辦機器採礦；海軍需要把煤從開平煤礦快速運到大沽，所以才允許鋪了第一條鐵路，從唐山到胥各莊；海防需要快速通訊，所以中國第一條陸上自營的電報線是從船政到福州，之後中國的電報線網絡也是沿著海防要地而編織開來。大量事件的起點，其實是為了軍事上的用途，就是為了自強。
　　記者：我們注意到，左宗棠創辦船政的初衷是為了自力更生製造蒸汽艦船，而總理船政大臣沈葆楨特別重視人才的培養，強調“根本在於學堂”。
　　陳悅：船政教育在近代中國社會産生的影響更深遠。船政教育分為前學堂和後學堂，分別對標法、英，培育機械工程師和海軍軍官，在客觀上為當時的青年人打開了一扇可以接觸外部世界的窗口，培育了大量具備新知識、新思想，且具有愛國、科學精神的新人。
　　如後學堂畢業生鄧世昌，1894年甲午海戰爆發，鄧世昌和同學們指揮軍艦與侵略者激戰，上演了“船政一校一級而大戰日本一國”的悲壯史詩，鄧世昌指揮“致遠”號英勇作戰，最終為國捐軀。
　　後學堂學生嚴復，在船政接觸到了新思想，後被選派赴英國留學，回國之後，嚴復投身海軍教育，甲午海戰中國慘敗，許多船政同學壯烈犧牲，深深地刺激了他。他以教育、救國、開啟民智為己任，成為一代思想導師。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嚴復譯作的影響力並不局限在學術界，通過報紙、出版等大眾傳媒，他翻譯的《天演論》所主張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震撼並深深地影響了幾代中國人。
　　前學堂學生陳季同，原本應成為一名艦船工程師，由於所展現出的過人的語言天賦，而成為了一位外交官，用法文撰寫《中國人自畫像》等作品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也用中文翻譯西方經典，成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梁。

向海圖強：船政精神還在薪火相傳

　　記者：船政精英雲集，發展近代海軍也取得一定成績，卻為何在甲申、甲午兩次海戰中均遭遇慘敗？也沒能實現救亡圖存的壯志？
　　陳悅：馬江海戰，不是船政水師戰術或裝備上的問題，而是被清政府白白葬送了。法國軍艦進入馬江，要挾清政府在外交上讓步。但當時清政府政策搖擺，猶豫不決，結果作出了一個很奇怪的決定，清政府不知道究竟要如何處理法國的要挾，也不想和法國決裂，於是就不給一線部隊明確的指令。一線部隊既不能開火，更不能撤離，要是先開火，“雖勝猶斬”。
　　馬江江面狹窄，雙方軍艦是一對一盯防。這種局面下決定戰爭勝利的關鍵因素就是誰先開火。法軍突然開火後，不到半個小時，船政水師就全軍覆沒。
　　馬江海戰慘敗後，清政府吸取教訓，所以才有了1885年總理海軍衙門的設立以及1888年北洋海軍的快速成軍。但是吸取教訓、有所作為之後又停下來了。1890年，北洋海軍已經成為亞洲第一了，清政府馬上就停止了投入。但正是在那之後，日本不斷地購置新式軍艦，一下子追上來了。等到清政府再次想要超越的時候，一切都晚了。
　　當時清朝的海洋戰略始終模糊，沒有清醒的認識，也沒有清晰的戰略。包括船政的教育偏重於淺層次的技術層面，還沒有上升到戰略思想層面。這是北洋海軍乃至清廷海洋政策最終失敗的根源。在清政府眼中，海軍的作用僅僅是把海岸線防起來，並不知海軍還能為國家帶來什麼。
　　福建船政自身的歷史也體現了清政府的這一思路，和洋務運動中在其他地方設立的官辦企業性質的機器局不同，船政是一個衙門機構，而不是簡單一個工廠。但這個衙門本身沒有級別，清政府並沒有給予其地位，顯現了清政府的搖擺猶豫。船政該不該設，也不是拿得很準。最好的處理辦法就是處在一種臨時的狀態，不要的時候，隨時可以把船政關停。
　　船政的命運後來比較坎坷，原因就在這裡。船政從一開始就被定義為一個臨時性的機構。清政府的根本目標，並非讓國家變得強大，而僅僅是要把海“防”住。海防的目標實現的那一天，就是船政生命終結的時候。所以，在船政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清政府就想，已經造了15條船了，是不是還要開下去？最後還是在沈葆楨的堅持下，船政才保留下來。
　　當時的清政府，根深蒂固的是“海防”觀念，而不是“海權”思想。實力一度排名亞洲第一的北洋海軍，雖然初步具備了和西方類似的艦隊組織形式和外在特徵，但骨子裏仍是“防海”的工具。
　　記者：幾代船政人的奮鬥史，給人的感覺是非常悲壯的。
　　陳悅：中國近代海軍的發展充滿悲壯的底色，但他們屢敗屢戰，精神是向上的。
　　馬江海戰慘敗，但中國海軍將士也展現了英雄氣概。其中“振威”號最具有代表性，這艘500噸的小炮艇停泊在馬尾對面的長樂伯牙潭江面，被法軍三艘大型巡洋艦聚攻。在它滿船是火，已經開始下沉的時候，“振威”號竟然還做了一次升旗儀式，把已經被打爛的旗降下來，升起一面嶄新的旗。
　　這在世界海軍史上都是很罕見的，顯示了不屈服的精神。後來這一幕被法國的媒體畫了出來，登在報紙上，説明即便敵人也對這種不屈精神充滿敬意。
　　這艘船在主甲板快被江水淹沒的時候，又向法國軍艦開了一炮，雖然這一炮已經沒有任何實際意義了，但是傳遞了一種精神。
　　到1894年甲午海戰的時候，馬江海戰中“振威”號升旗的一幕再次出現——鄧世昌的“致遠”號，林永升的“經遠”號，在最後關頭都是升起嶄新的旗去衝鋒。
　　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當時全中國的軍艦加在一起排水量才4萬多噸，還都是清代的船，連日本一艘航空母艦的排水量都比不上。船拼不過日本，中國海軍就把軍艦在長江江陰段自沉，構築阻塞線，防範日軍順著長江進犯南京，以此發揮海軍最後的價值。艦上的中國軍人把炮拆下來，帶著大炮去長江沿線的要塞當炮兵，或者帶著水雷去敵後打遊擊戰；從船政學堂發展而來的海軍學校一路內遷，最後到了貴州桐梓，在看不見大海的地方繼續培育海軍軍官，呵護海軍希望的火種，就是用這種精神跟日本人打到底。甚至還有中國軍官被派到英國去支援盟軍作戰，參加了大西洋護航戰、北非登陸戰、諾曼底登陸戰。
　　此外，福建船政既是中國近代海軍悲壯發展史的一個縮影，也是中華民族尋求復興的一個縮影，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精神的體現。在近代的沉沉黑暗中，我們這個民族是一直在努力向著光亮的地方尋找出路。從洋務運動、辛亥革命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正是一次次的探索，我們最終才找到了最適合中國的發展道路。
　　記者：福建艦下水，可以告慰近代以來為向海圖強而奮鬥的仁人志士們。回望船政，對我們有什麼樣的啟示？
　　陳悅：建設一支強大的人民海軍，寄託著中華民族向海圖強的世代夙願，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保障。
　　福州馬尾中國船政文化城，百年船政還在薪火相傳，人們可以看到中華民族追求向海圖強的那種努力，在這裡所迸發出來、提煉出來的不屈奮戰的那種精神，這是中國近代海軍留給我們最可寶貴的東西。
　　我們傳承船政精神，是為了更好地走向未來：向大眾傳播“海權”意識，讓人們知道一百多年來前仆後繼的奮鬥犧牲，珍惜來之不易的成果，以史為鑒，弘揚“愛國、科學、創新、圖強”的船政精神，建設強大的海軍維護國家主權和海洋權益，繼續完成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夢想。（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記者：顧錢江、邰曉安、鄧倩倩  實習：葉國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