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報消息：國有銀行賤賣和國家金融安全的爭論聲一浪高過一浪，這一場爭論已公開蔓延到監管部門高層的層面。而在金融業界和學術界，這場爭論早已沸沸颺颺。

　　前些天建行董事長郭樹清回應“賤賣”論答曰：“建行的投資亮點之一就是有國際著名金融機構加盟。戰略投資者會改善公司治理，會帶來技術支持，會與我們一起來共同面對未來的市場風險，這些都是無形資産性質的收益。所以轉讓價格，也大大高出賬面凈資産。”試問沒有國家耗資4600億元的“財務外科手術”，建行這個“人造美女”能賣到那個價錢嗎？傻子都明白，政府的“真金白銀”遠比對外國投資者的美好願景來得實惠得多。

　　其實所謂“賤賣”也好，“貴賣”也罷，技術細節耳，遠遠未能觸及問題之根本。“賤賣”之爭的實質是金融改革的路線之爭，即當下注資、贖買、大規模向外資出售股權的方式是否能從根本上改造中國的銀行，使之走上市場化之路，才是雙方論爭之焦點。

　　當下力推大舉對外轉讓股權、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的改革路徑，其主要動因在於：引入外資可以完善國內金融機構的法人治理結構，提高金融機構的經營管理水平，控制和減少不良資産。簡單來講，引進外資背後的金融改革指導思想是：以股權換技術，以股權換制度，以股權換信用文化。

　　如此，中國的國有商業銀行真能如願以償嗎？

　　據一位業內人士介紹，1999年以來，國內某銀行先後引進匯豐銀行等外資，外資股份比例達到18%。匯豐銀行等入股這家銀行之後，簽訂了一系列的技術援助協議。但是，所謂的技術援助，只是搞些有關銀行業務的入門培訓和掃盲教育而已，從未將其核心管理技術傳授給該銀行。即使是像成本分攤方法之類並非核心的技術，問他們也不肯説。

　　對此，穆迪投資今年6月份發佈的關於中國銀行業的報告作出了很好的解釋：只擁有少數所有權的外國投資者可能不會有強大的動力去盡力提供技術和管理意見。的確，沒有控股權的股東，只可能是財務投資人，將其引入期望能帶來“技術性溢出效應”的理由何其蒼白。

　　改善公司治理，是支持中國現行金融改革路徑的另一個重要理由。公司治理果真“一治就靈”嗎？所謂公司治理完全是現代社會政治文化和理念在公司內部的一種文化投影和複製。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要想複製國外的公司治理，恐怕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光靠引入幾個外國投資者，便企圖在中國金融企業中一舉開創良性的公司治理，可能是一種地地道道的學術幻覺。

　　其實，中國金融風險和銀行不良資産的問題遠非銀行體系自身那麼簡單。表現在金融部門的嚴重的金融風險，有相當的部分事實上是我國改革開放和國民經濟運行中各類風險的集中和綜合的反映。

　　頗令人關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地區金融生態環境研究報告顯示，中國金融部門資産質量之優劣，竟然70％以上取決於金融運行的體制環境。

　　同時，中國的金融風險不僅來自於金融部門自身治理結構不合理、內部管理不完善和風險管理制度不健全、金融監管當局的監管不力乃至監管不當等等，而且更廣泛來自於各類非金融的環境，舉凡法治不完善、計劃與行政的不當干預、各類不合金融規律的政策性安排、地方政府的參與和干預，以及經濟發展狀況、社會信用環境、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等等，都可能對金融風險的形成和發展帶來或強或弱的影響（周小川行長用一個極具創造力的倣生學詞彙“金融生態”對後者加以概括）。

　　由此可見，中國銀行體系之變革遠非一朝一夕之功，它有賴於中國經濟社會體制性和機制性的一系列深層次改革的推進，諸如轉換地方政府職能、完善金融業發展的法律和制度環境和社會誠信文化建設等等，絕非將股份轉讓給外資那麼簡單。(劉煜輝)

責編：湯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