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消息：“由政府設立‘慈善醫院’或‘平民醫院’，專門為低收入者提供醫療服務，不是一把萬能鑰匙。”12月13日，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顧昕在“2005中國醫療機構改革?首屆醫院品牌與發展論壇”上作主題發言時説，慈善醫院如何能鑒別誰是低收入者？如果慈善醫院數量很少，而低收入者居住分散，這些醫院如何能有效地為他們服務？把解決低收入者醫療服務問題的思路局限在醫療服務提供方，是一條死衚同。醫療費用的超常快速增長，已經導致低收入人群醫療服務可及性的下降。

　　顧昕認為，看病貴、看病難是我國醫療體制的兩大重症。對於弱勢群體來説，看病貴問題尤其具有殺傷力。而解決這個問題的鑰匙在於為低收入人群提供正確適當的醫療保障。

　　他説，自1989年醫療服務機構開始“自主化改革”以來，政府公立醫院門診和住院費用的增長勢頭，遠遠超過城鄉人均收入的增長。從1990年到2004年，全國綜合醫院的門診費用上漲大約11倍、住院費用上漲約9倍。“推動醫療費用上漲的因素很多，但供方誘導需求是一大因素。這是醫療服務提供者（主要是醫院）追求收入最大化造成的。這也是被民眾普遍質疑並且深惡痛絕的現象。”顧昕説。

　　對此，顧昕教授引用了《中國衛生統計年鑒》上的數據：2004年醫生人均年業務收入在中央屬、省屬、省轄市屬、地轄市屬和縣屬醫院中分別是1990年的11．6倍、11．7倍、8．2倍、6．8倍和5．5倍。“哪怕是在上升幅度最小的縣級醫院，這一幅度都超過了當地居民收入的增長幅度。”

　　他説，醫療費用的超常快速增長已成為當今中國最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低收入民眾因“看病貴”而怨聲載道。資料顯示，在1993年，民眾因經濟困難而放棄就診的情況並不嚴重，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無論在城市還是農村，這一問題突出起來。2003年，每5名自我感覺有病的城市居民就有1名因經濟原因放棄就診。

　　顧昕指出，根據最權威的國家衛生服務調查數據，2003年，64．5％的城鄉居民沒有任何醫療保障。根據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結果，無任何醫療保障的城市居民比例隨收入水平的降低而明顯增加：1993年，最低收入組別中的城市居民約50％沒有任何醫療保障；到1998年，攀升為72％；而到2003年底，這一比例高達76％。

　　由於沒有醫療保障體系支持，低收入家庭在很多情況下的應對辦法就是有病不醫，結果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導致進一步貧困，最終陷入惡性循環。他分析説，在醫療保障體制改革進程中，這一問題不但沒有緩解，反而變得越來越嚴重。放棄門診者的比例攀升速度更快，從1993年40．0％變成2003年的62．5％。

　　據悉，1993年，城市中收入最低組內僅37．5％的人有病卻不就診，但到2003年，該比例升至60．2％。

　　他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醫療救助只提供大病開支報銷，這對於改善貧困人群初級醫療服務可及性沒有任何助益，反而會讓貧困人群因看不起病而小病拖成大病，整個社會為此支付的醫療費用會更高。

　　在會議上，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教授魏眾説：“中國公共衛生投資缺乏公平性。城市遠高於農村，東部遠高於西部。醫療支出的公共資金大都集中于發達的城市醫療部門。”魏是在“2005中國醫療機構改革?首屆醫院品牌與發展論壇”上作上述發言的。

　　他呼籲，政府應採取措施引導醫療補貼更多地流向農村地區、西部地區。

　　魏眾説，世界衛生組織2000年對191個國家的衛生系統按籌資貢獻公平性排序，中國被列第188位。“在中國，政府的醫療補貼大都集中于大城市。富裕的東部城市居民平均醫療總支出達到貧窮的西部農村的11倍。”

　　他介紹説，這一現狀的造成是有歷史原因的。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農村地區建立了合作醫療制度，縣和鄉鎮級醫院逐步建立，鄉村也有很多赤腳醫生。這一時期，農村地區醫院床位總數已與城市地區持平。但隨著後來農村合作醫療體制的瓦解，農村醫療保障的覆蓋面積迅速縮小：從1980年的80％降為1998年的6．6％。

　　“上述變化也意味著政府從醫療部門籌資者的角色後撤。”魏眾説。

　　據了解，衛生部門支出在公共預算中的份額，1991年為2．6％，1999年已降到不足1．6％。

　　根據衛生部門的相關資料，魏眾還發現，即便是在佔有公共醫療資源較多的城市，也只是少數城市家庭受益。“説的更直接一些，就中國整體而言，醫療補貼是不成比例地補貼給了富裕人群而不是窮人。”

責編：復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