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證券報消息：近來,戶籍制度又成為千萬萬人特別是農民兄弟們十分在意的話題。從1958年到現在的47年間,由戶籍制度引出的人間悲歡故事，想必受此約束的人都有感受。這裡不表，只就戶籍制度的經濟意義做一個簡要分析。

　　先説幾個對比數據，據國家統計局資料，去年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2936元，而據經驗值估算,從農田裏出來的農民工，扣除其吃住開銷,年純收入大概在6000元左右。也就是説因流動而增加了翻倍的收入。目前我國農民工約有1億多。僅從收入的角度看,1億多人的收入翻番，其巨大的經濟意義是可想而知的，更不用説流向發達地區的農民工創造的其他社會價值了。更何況這一巨大的經濟效益，已不止一年貢獻于社會了。要知道，這都是改革開放以來,人口管制相對鬆動的結果。　

　　説起人口流動管制，其實並不是一個新鮮話題。兩千年多來,人口流動制度的變化始終和當時的社會安全和經濟穩定狀況密切相關。以漢代為例，漢丞相蕭何編制的《戶律》搞編戶齊民，實行非常嚴格的戶籍管制政策，並在中國歷史上首次將戶籍管理上升到法律的高度。翻看連綿的歷史典籍可知，歷史上，通常在戰亂、災荒、社會變革等非常時期或社會問題比較嚴重的時候，才會實行非常嚴格的人口流動管制政策。　

　　回頭看看建國以後的制度安排。1958年1月，經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通過，毛澤東主席簽署，頒布了新中國第一部完整的戶籍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此條例確立了一套新的戶籍管理辦法,它包括常住、暫住、出生、死亡、遷出、遷入、變更等多項人口登記規定，並以法律的形式對人口流動進行了嚴格的管制。現在,如果我們對照一下當時的社會背景，就會發現那正是在大躍進之風熾熱時期，而餓死了數千萬人的三年自然災害可巧也接踵而來。因此，這項條例的頒布對當時社會穩定的意義是可想而知的。　

　　一個社會離不開管理,特別是人口流動問題,離開管理是不可想象的。單純從經濟的角度看,1958年起實行的戶籍管理制度，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必需的，也是有效的。隨後的饑荒之年,如果人口毫無管理地盲目流動，造成的社會危害與社會管理成本將是無法想象的。這個制度在當時對穩定社會經濟有積極作用。但與此同時，條例的頒布也在城鄉之間、城市之間構築了一道道高墻，而現在為各方人士深感頭痛的城鄉“二元經濟”也由此蔓生出來，並一直影響著中國經濟的結構性調整，困擾著中國經濟的發展。　

　　現在,隨著中國經濟日趨活躍，市場化程度日益提高,作為生産要素之一的勞動力問題，已成為影響不同地區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雖然改革開放以來人口管制相對鬆動許多，農民出來打工，城鄉間人口流動已是很平常的事，但由於戶籍管理制度沒有根本性的變化,城鄉居民之間的差別性待遇問題並沒有得到根本解決。農民工的歧視性遭遇時有發生，而這一切都牽動著戶籍管制這個涉及千家萬戶的最敏感的神經。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現有的戶籍制度對經濟發展的制約作用已日趨嚴重。現在,從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調整人口流動的制度問題，已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課題。戶籍制度要改，但怎麼改,大有講究。一般説來,在保持社會安全穩定的前提下,人口流動管理方法的改動，應該朝著有利於改善經濟結構、促進經濟發展的方向去努力，就目前而言，應該朝著逐步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的方向去努力。　

　　當然,戶籍制度的變化，決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還有深厚的社會歷史文化法律制度等課題需要同時加以研究。但不管怎麼説，通過戶籍制度改革進一步解放生産力，應是此項改革首先要考慮的命題之一。在社會平穩發展時期，人口流動的巨大經濟效益已十分明顯地呈現在大家面前。而戶籍制度改革又將會激發多大的經濟潛能,顯然是可以樂觀預期的。（上海證券報 梅森）

責編：柳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