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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時空]守望敦煌常書鴻(10月25日)

央視國際 (2004年10月25日 14:47)


  CCTV.com消息(東方時空—東方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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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北荒漠深處埋葬著一位老人,如果他還健在,今年他該100歲了。1994年,老人病逝于北京,他的故鄉在江南西子湖畔,但他卻要求把自己葬在了大漠深處,他要守護對面的敦煌莫高窟。這位老人叫常書鴻。他和敦煌莫高窟死也相守的感情源自一本書——《敦煌圖錄》。

  巴黎是常書鴻夢中的藝術天堂。1935年他留法學習西方繪畫已近10年,那時,他傾心於古希臘羅馬意大利藝術,師從新古典主義大師勞倫斯,他的作品被法國國家博物館和國立里昂博物館收藏。常書鴻的妻子是我國第一位留法女雕塑家,他的家庭溫馨和諧。假日,他的家是留法藝術家們的聚會之處。秋天的一個下午,常書鴻在塞納河畔的書攤上看到了這本書,他被驚呆了:那1000多年前的作品氣勢雄偉,人物刻畫有力,其筆觸之奔放比現代野獸派還要粗野。從那時起,他像著魔一樣癡迷于敦煌石窟。

  孫儒間:他(説)我以為追求藝術是在歐洲,我沒有想到我們中國人,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的根,中華民族的藝術的根就在中國,而且敦煌是難得的,一個歷史的藝術的一個展現。

  常書鴻自責數典忘祖,不知如何懺悔。於是,他做出了一個改變家庭命運、改變中國藝術史的決定,他要去敦煌。1936年,常書鴻回到北平,但因時局混亂,敦煌之行未能成行。七七事變後,為避戰火,常書鴻一家輾轉西南數省,途經貴陽,遭遇日本侵略者的大轟炸。

  孫儒間:日本飛機投燃燒彈,一下子一場火災,災難臨頭,我母親保護著我,趴在我身上,躲在桌子底下,總算我們倖存下來了。


  字幕:常書鴻全部財産毀於轟炸。

  1941年,常書鴻一家來到了重慶,女兒上了小學,兒子出生了,常書鴻成功地舉辦了個人畫展,一同留法的朋友們又聚在了一起,但常書鴻仍時常牽掛敦煌。1942年,在輿論壓力下,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備建立,常書鴻毫不猶豫地接受邀請,他要去敦煌。

  孫儒間:我母親聽了頭都脹了,為了這個事兒,我印象裏頭我父親母親老吵架,我母親説還要不要這個家了,沙娜怎麼辦,剛剛安頓好了,你要去你去我不去,我跟沙娜不能再走了。

  妻子對安定生活的渴望沒能擋住常書鴻。他離開妻子兒女,前往敦煌。正值隆冬二月,常書鴻一行搭乘敞篷卡車,騎駱駝,跋涉一個多月,于1943年3月24日清晨終於來到了敦煌。

  孫儒間:從那時候變成敦煌癡人了,他説他自己是敦煌癡人。

  常書鴻迫不及待地跑進了洞窟。幾十年後,他仍清楚地記得當時所感受到的震撼。在傳記中他寫到:每一個敦煌洞窟都具有令人震撼的藝術魅力。對這個偉大藝術寶庫我過去支離破碎的了解太膚淺、太可憐了。幾百個洞窟紀錄了晉魏隋唐到元朝一千多年間佛教藝術、道教藝術和世俗生活的天才智慧之作,融會了中西文化。

  常書鴻特意來到了名震世界的藏經洞。1900年,這一洞中發現三萬餘件敦煌文物,但卻被法國人伯希和等劫走了近萬件。洞窟僅僅剩下了一尊塑像和一幅壁畫,常書鴻百感交集。他寫到,寶藏被劫掠已經過去三四十年了,而這樣一個偉大的藝術寶庫仍然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護,無人管理、無人修繕。洞窟前放牧牛羊,毀壞林木,洞窟中被人隨意夜宿,燒水做飯,煙熏火燎。面對處於絕境中的洞窟,常書鴻的敦煌生活開始了。第一頓飯用的筷子是剛從河灘樹上折來的樹枝。第一個夜晚是一夜風沙。第二天,常書鴻便開始清理掩埋洞窟的積沙,很快,保護窟區的土圍墻也開始修建了,敦煌石窟保護工作從此開創。常書鴻從此成為敦煌藝術的守護人。

  孫儒間:因為我母親也是個雕塑家,他從藝術上來來引導她,來誘惑她,他説那裏北魏的雕塑怎麼樣怎麼樣,唐代的、初唐的、盛唐的雕塑怎麼樣,就從藝術上來感動她,我母親一聽,從藝術上聽覺得很有興趣,那去看看可以,你帶著我們全家去安家落戶那不可能,我母親就跟我説,你爸爸瘋了。

  1943年夏,常書鴻回重慶接分別了一年多的妻子兒女到敦煌。常書鴻家失去了以往的安寧,但他仍希望共同的藝術追求能改變妻子。

  孫儒間:父親説,這個(敦煌石窟)是了不起,他説,你看,我們要不去,誰去研究,我們要不去保護,都完了,整天説,整天説,我媽媽説,除了你以外別人都不去,只有你能去,你能管那麼多事兒,後來不得已了,我父親説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這是常書鴻在敦煌的家,從1943年直到八十年代,常書鴻一家就生活在這裡。

  孫儒間:我媽媽就老説口頭禪,鬼地方,鬼地方。第一天第一頓飯,我媽媽説這是什麼飯,我印象特別深,一碗醋,一碗鹽,然後麵條(就)完了,什麼蔬菜,那個時候沒有蔬菜,就是醋,為什麼吃醋,那個時候水鹼大得很,我們喝水那個玻璃杯上,都是白的印兒。

  在這裡,當年常書鴻給妻子講洞窟雕塑,妻子也儘自己所能讓這個小屋多幾分情趣。

  孫儒間:到了春天小溪上的流水呀,野花呀,馬蘭花呀,梨花呀,漂亮極了,我媽媽也在生活裏頭,也找了點樂趣,就開始去臨摹

  那是一段艱苦卻新奇快樂的日子,但這段日子很快就結束了。

  孫儒間:研究所的所有生活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這麼十幾個人,幾十個人,他都要去張羅,他又是藝術家,也不懂得行政工作,反正憑著他的一股熱情和關係。

  當年研究所惟一的木輪牛車是很奢華的交通工具。生活雖艱辛,但洞窟編號、內容調查、美術臨摹卻都在緊張進行中,窟中幽暗,工作時除了用白紙反光以外,照明只有油燈和土制蠟燭。畫筆禿了,自己修,顏料沒有了,就用荒漠中的紅土自己磨研。那時的經費、工資被國民黨政府所扣,遲遲不發,常書鴻用個人畫展所得錢款勉強維持大家的工作生活。一度曾靠舉債度日。

  眼前是沙,遠處是荒漠、戈壁,莫高窟離最近的村舍有30多裏,遠離社會的孤獨感時時困擾著常書鴻和同事們。

  孫儒間:最怕生病,一生病大家就怕死在那裏,在當時威脅很大。

  一次,生病的同事對常書鴻説,如果我死了,千萬別把我扔在沙堆裏,一定把我埋在土裏。疾病、風沙成為大家難以言説的恐懼。1945年,妻子要去蘭州治病,常書鴻毫不猶豫地送走了她,不料,學生卻交給他幾封妻子與另外一個男人的通信。

  孫儒間:關鍵的幾封,他給我父親看了,我父親看了大發雷霆,才明白了,我母親所謂的去蘭州是出走了,甩掉我們了,所以我父親一怒之下,他那個時候也沒交通(工具),騎了個馬就去追呀。

  常書鴻飛馬追了一夜,第二天追到玉門,他從馬上摔下,被人救起,倖免一死。那時他心中一片黑暗。這時,壁畫中太子以身伺虎的故事支撐著他。他説,正是兵荒馬亂,如果放棄,劫後余生的寶庫隨時可能再遭劫難。他承受著痛苦,留了下來。迫於無奈,常書鴻把正在酒泉上中學的女兒叫回來,照顧僅三、四歲的弟弟,並教她學習臨摹。同時,敦煌的保護和研究工作在艱難地推進。

  孫儒間:正在這個時候,國民黨下了一個文件,撤銷敦煌研究所,敦煌藝術研究所,所以他覺得打擊一個接一個

  大家堅持工作的熱忱,被無情吞沒。常書鴻給國民黨政府寫信,卻如石沉大海。不久,抗日戰爭勝利,思鄉心切的學生們紛紛回了故鄉。研究所只剩下常書鴻和兩個工人。

  孫儒間:老婆走了,學生一個個都散去了,怎麼辦?研究所眼看著,他説越來越覺得這個研究所不能撤,人不能離,(人)一離,敦煌完蛋了。

  常書鴻再次來到千佛洞,他覺得自己的生命已與敦煌石窟融合在一起了,極其孤獨的常書鴻説:“我離不開它們。”於是他到蘭州、重慶辦敦煌臨摹畫展,搞宣傳,向文化界人士呼籲保留研究所。終於,研究所得以保留,有了編制和經費。常書鴻帶著新招聘的美術學院的學生從重慶回敦煌。臨行,熱愛生活的常書鴻帶上了鴨和鵝。

  孫儒間:他説沙娜這是你的任務,一路上你都會喂水喂食,我也很高興啊,那個時候我十四歲、十五歲。

  一對鴨子在沙娜的精心照料下長大了。常書鴻招聘的學生們帶著對敦煌藝術的仰慕和好奇來到了敦煌。敦煌的保護和研究又有了生機。

  李起瓊:常先生(當時)我們的繪畫(課),他也是我們的老師,就在那裏。很有意思,我們剛來的時候組織我們在這兒畫速寫,我們都坐在這裡,常先生還給我們當老師,還給我們打分,畫這個AB ,什麼A加B加,很有意思。

  這是當年冬季裏,他們破冰取水的照片。艱難中,常書鴻總要想方設法給青年人一些溫暖。

  孫儒間:他每個星期六晚上就把我們叫到他家裏去,特別是冬天的時候,他的房子有一個爐子,我們就圍著那個爐子,弄點面糊,弄點面糊在這個爐子上,弄軟餅子吃,你一張我一張。

  大漠景觀也激發著青年們的生活工作熱情。經過培訓,大規模的敦煌石窟臨摹從此開始了。為了保護敦煌石窟的壁畫,常書鴻拒絕用傳統的印摹辦法。

  孫儒間:有人搞臨摹的時候,就用透明的紙在墻壁上,就把畫稿印下來,這樣你必須要接觸壁畫,這樣子可能造成壁畫的損傷,但常先生在我們敦煌藝術研究所開創的時候,就禁止印稿,有一個藝專的學生,給他的任務就是要臨摹一張經變畫,所以那個學生,就偷偷地拿一張透明的紙,就急著把畫稿印摹下來,結果是被常先生發現了,受到了嚴厲的批評。

  常書鴻組織臨摹了各時代的代表作和精品,推出了一批優秀臨摹品和一批專家。這些臨摹品成為中國美術史、文化史重要的研究資料,曾到過南京、北京和許多國家展覽。敦煌文化、藝術由此引起了一次次轟動和敦煌熱。敦煌由此走向全國,走向世界。在四十年代敦煌藝術研究所初創時期和以後的歲月裏,常書鴻制定了一系列嚴格的敦煌保護制度,為我們保留下了一個具有歷史本來面目的敦煌。

  1994年,常書鴻病危時再三叮囑家人一定要把他葬在敦煌。兩年後,常書鴻回到了敦煌。

  字幕:有一位作家曾問常書鴻:如果有來生,你想做什麼?他回答:我還作常書鴻。

  ※進入《東方時空》主頁

  專題:敦煌再發現

責編:常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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