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論壇》：發展觀的新發展(2月19日)

央視國際 (2004年02月20日 23:47)

　　CCTV.com消息：

　　主持人：各位好，歡迎來到《央視論壇》。中共中央舉辦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專題研究班2月16日在中央黨校開班。為什麼省部級領導幹部要在京研習新發展觀。今天我們演播室就請到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的王浦劬教授和特約評論員陸建華先生。

　　我們不妨回顧一下，去年年底，中央召開的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2004年經濟發展的目標是持續、快速、協調、健康。我們只要稍加注意就可以發現，跟以前提出來的持續、快速、健康相比，多了兩個字——“協調”，雖然説這是一個微小的變化，但是這種變化是很醒目的。如果再把目光往前延伸一下，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五個統籌，在發展的時候要兼顧城鄉，兼顧區域間，兼顧人與自然，社會與經濟，國內和國外。為什麼要在2月中旬的時候，又以這樣的方式再次強調科學發展觀這個主題。

　　王浦劬：中央強調科學發展觀，應該説是新的歷史發展階段，新的歷史發展任務，新的社會發展要求，才提出來的一種必然性，一種迫切性。

　　我們的社會已經完成了一個初步小康，現在正在全面建設小康。在這個社會過程中，人均收入已經達到一千美元，我們進一步的任務是建設全面小康。全面小康就不僅僅是經濟建設，就是要求它的社會以及各個方面協調發展。

　　主持人：王教授，我請教您一個問題，是不是整個社會的經濟總量得發展到一定規模的時候，才能靜下心來，回過頭去看看我們的發展是不是存在這些問題？所以在這個特殊的階段，提出了要以科學的發展觀來發展？

　　王浦劬：人類在發展過程中，往往都是從經濟發展開始，經濟也是社會發展的一個基礎。經濟增長到一定程度以後，就要兼顧到社會各個方面。

　　任何的發展，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最後都是為了人的全面發展，也就是説在公民的生存權、基本溫飽這些問題解決以後，事實上要實現其他方面的權利，也要實現他的發展權，要實現其他各個方面的社會保障權等等。

　　主持人：我們看2003年我們國家經濟總量11萬億，2002年是10萬億，連續兩年在10萬億以上經濟大盤子，是不是也奠定了能夠實施科學發展觀的基礎？

　　王浦劬：雖然經濟發展速度應該説領先於世界，但是社會的其他方面，在發展過程中也暴露出各種各樣的矛盾和問題，比如社會的保障體系不夠，社會的公共衛生體系不夠,社會事業單位改革體制不夠，科學的創新能力不夠，地區發展的不協調和不平衡，城鄉差別的存在，以及人與自然的不和諧，這些都是我們發展過程中面臨的一些重要的問題。為了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這樣一個總體的戰略性的發展觀的提出和落實，應該説也是為了解決這樣的矛盾。

　　陸建華：科學發展觀的提出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這是執政黨執政思路的一個重大轉變。我個人理解，其實建國55年來有三次轉變，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在改革開放以前的30年，階級鬥爭為綱。到了改革開放開始的時候，我們黨的執政思路發生第一次重大轉換，要以經濟工作為中心，所以整個黨的工作的重心轉移，經濟建設為中心，都轉過來了。到了改革開放25年，現在實際上可以發生第二次飛躍，就是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宗旨不會改變，但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應該更系統地、更理性地看待這個社會到底要往哪發展。

　　王浦劬：剛才陸教授説到的，這是我們的重大戰略思想的轉變，這是執政黨的執政理念和治國理念的轉變。但是這樣的轉變跟前一次轉變，還是有所不同。前一次轉變是工作中心從階級鬥爭為綱轉變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劃時代的轉變。這次轉變應該説是在前面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這樣一個基本發展統攬全局路線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和豐富。應該説是對它的進一步創新和完善。

　　陸建華：亞洲金融風暴以後，中央號召全黨的省部級幹部，中高級幹部要學習金融知識，在中央黨校就辦了一個金融知識的專題班。比如1994年財稅體制改革以後，關於財稅方面的知識也辦了類似這樣的班。這個班的創立，我覺得主要是要給我們的省部級主要幹部樹立一種真正的科學發展觀，從省部級主要幹部入手。因為去年三中全會提出了樹立科學發展觀以後，我們的媒體，我們的領導人在各種場合都講過這個問題。系統地用辦班的方式，系統地聽課方式，對省部級主要領導正確樹立這個觀念，有很重要的意義。為什麼呢？這些幹部平時很忙，而且我想他們現在在給下屬幹部或者機關的講話當中也會提出科學觀發展觀的問題，但科學發展觀到底是什麼？

　　主持人：我們説觀念上的轉變，還是需要人去落實的，這次中央黨校給全國的省部級領導幹部開的課，我們來看看都有哪些。比如説科學的發展觀，宏觀經濟學，城鄉區域經濟，資源與可持續發展，還有哲學及發展觀，國內、國外形勢，政績觀等等。從這些課程的設置兩位能夠看出一些什麼中央的考慮？

　　陸建華：有的時候我們在很多地方去考察或者去調研的時候會發現，因為各種原因，有些部門或者地方對中央的原則，口頭上是認可的，但是在具體工作當中出現了一些這樣或者那樣的偏差，這裡面有一個工作職位的不同問題，有看問題角度不同的問題，也有利益不同的問題。我們通過主要的省部級幹部的班，首先從大的思路上扭轉過來，你在為執政一方，或者你在主管一方工作的時候，任何大小的工作安排、目標的安排，應該跟科學發展觀的思路的實現應該緊緊聯絡在一起。

　　王浦劬：我的看法這個課程大體上是適合於我們中高層領導幹部目前的思想狀況。

　　主持人：為什麼？

　　王浦劬：跟他的知識結構以及進一步要治理這個國家，治理社會的要求（相符）。剛才介紹的課程在我看來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哲學的發展觀，一個思想方法論的課程。哲學層面的課程設立，我體會主要是解決思想方法論的問題，不是説過去那種片面的，要避免那些片面地來看待經濟建設，看待社會發展，甚至把它歸結為某項指標，避免這種片面性。

　　第二個，實際上是目前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過程當中所面臨的一些理論、問題。實際上是宏觀經濟以及社會發展當中面臨的一些宏觀的戰略性的問題，以及它的相關的理論和觀念，這樣使我們的領導幹部能夠樹立起新的宏觀經濟觀，樹立起一個全局觀。

　　第三個，實際上是領導幹部和政府的績效怎麼來考慮，領導幹部本身怎樣在協調發展當中，新的發展觀當中進行評價這樣一個課程。實際上是一個領導幹部怎麼執政，怎麼改變自己的執政方式，怎麼衡量他的執政水平和執政能力，這是一個政績觀。

　　主持人：這次中央強調要以科學的發展觀來發展，是不是以往的我們的發展，不是那麼科學？

　　陸建華：應該説我們對科學標準的認識有一個深化的過程。我們對社會發展的規律，尤其是搞市場化趨向改革的社會怎麼搞法，這種認識是逐步在深化的。我舉個例子，關於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問題，我們在六五規劃的時候，把原來國家計委的報告叫經濟發展的總體報告改成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報告，我們中央領導實際上在那個時候已經向全黨、全社會提出了我們經濟和社會要協調的問題。另外（二十世紀）80年代中期的時候，國務院總理每年的政府工作報告裏面都提出新概念，我們要注重增長方式的轉變，這實際上也暗含著我們現在講的科學發展觀裏面一個最初的思想萌芽。但事實看我們很多地方的經濟發展過程當中確實不注重增長方式，比如説過度地消耗資源，過度地講GDP。

　　觀點：樹立科學的發展觀，是執政黨執政理念和治國理念的一次飛躍，就是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礎上，更系統、更理性地看待這個社會到底要往哪發展。

　　主持人：我們説不破不立。要先破除哪些在發展過程中不那麼科學的觀念，才能樹立起科學的發展觀？

　　陸建華：有很多地方政府年度的工作報告裏，有很多不切實際的東西，包括GDP增長多少，包括上多少項目，不根據自己的財力搞很多基礎設施建設等等，這是第一個不健康。第二個，他在實現目標的過程當中有點不擇手段。1998年以後我們搞積極的財政政策，上面有很多國債項目，很多地方來申請國債項目很多單子裏面，根本不講技術經濟理由，也不講這個地區的發展是不是需要，而是為了錢而錢.

　　第三個也是非常普遍的，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根本不講地區的各個人群是不是能夠得到實際的好處,像圈開發地這樣的事情，説是讓農民為了長遠的發展來犧牲一下，但是真正的涉及切實利益的，應該保護的你沒有去做，我覺得這三個方面，用我的話來講這不是善治。

　　王浦劬：還要破除不作為的發展觀。也就是説我乾脆什麼都不做，什麼都不發展，就等於原狀，也就沒有這些矛盾，但是這就要辯證地看待，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全黨、全國人民面臨的一個要求，也是我們在國際社會中競爭的剛性的任務。

　　主持人：觀念的轉變不是一朝一夕的。我們從這些課程的設置裏面可以看到中央的深謀遠慮。但是我的疑問是，通過這樣一個研修班，上這樣幾門課能不能就解決觀念轉變的問題。因為我們知道這些省部級的官員們在基層實踐中有這麼多經驗，應該説這些觀念他們比誰都應該領悟地清楚，但是為什麼這麼多年領悟到了，可能在某些方面卻做不到，很多是有現實制約的，比如説我們在評價一個省，説這個省今年經濟發展不錯，為什麼不錯呢？因為它GDP在全國排行榜中名列前茅。我們説一個省近年來經濟發展挺快，怎麼衡量呢？是因為縱向來比較的話，GDP增長了幾個百分點，可以看到不管是橫向還是縱向，到處都是GDP。在這種情況下課也上了，觀念能不能就隨之轉變過來？

　　王浦劬：首先不能否定觀念轉變本身特定的作用。我記得孫中山講過一句話，叫做知難行易，知道這個事情其實是很難的，要做其實並不難。相比之下並不難，所以理論認識和思想認識、思想教育應該説還是有它的重要的功能。另外一方面，僅僅思想教育，僅僅是一些觀念，可能在實踐當中還會遇到新的問題，這個新的問題，除了僅僅觀念不付諸於行動，還會遇到原有的一些體制，一些規則，一些評價指標，遇到這些方面的障礙。就是説不僅是觀念的轉變，同時要有一種規則和一些體制，一些評價指標的轉變。

　　陸建華：一個幹部怎樣考核他的政績，衡量他的政績，有組織部門考核的角度，也有廣大老百姓考核的角度。我們注意到上個星期深圳市開始宣佈，原來基本定了一個目標，2005年初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但他們現在宣佈要推遲，推遲到2010年。為什麼要推遲呢？深圳的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的一些重要指標要開始調整。原來他們設定了一些深圳地區的現代化指標，是一些純經濟的指標多一點。而現在他們引申了很多指標，比如説除了GDP之外，他們還提出了關於社會保障覆蓋率，關於就業率，關於社會治安案件的破案率，也關於包括城市規劃當中規劃到位的實現情況，安全生産責任事故等等，如果這些指標確定了，就意味著以後我們老百姓，包括組織部門來考核深圳官員的時候，不僅僅看GDP，要看你的就業怎麼樣。

　　王浦劬：據我所知，浙江的湖州市最近是對幹部的政績指標評價，設計了一個不同於原來單一GDP指標的評價。設計了大概可能有四五六項指標，把社會跟經濟協調發展，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城鄉差距的縮小，以及環境保護，都納入他的考核指標。

　　主持人：多方面的指標。

　　王浦劬：一個綜合指標體系，當然也不僅僅是浙江的湖州，比如廈門也在嘗試指標體系。當然這些還都在嘗試之中。但是它至少説明了這樣一個科學發展觀的轉變正在逐漸地轉變為一個規則，轉變為一個政府績效的評價指標體系，轉變為我們衡量一個領導幹部，衡量各級幹部是不是真正地按照發展觀來行為，來執政，來制定政策的指標體系，所以通過這樣制度的創新，理念的創新，制度的創新帶來政策的創新和發展的創新。

　　觀點：目前各地正在嘗試製定的指標體系，至少説明科學的發展觀正在逐漸轉變為一個規則、一個政府績效的評價體系。

　　主持人：我們來看中央這幾個課程的設置，是不是也在有意培養這些地方官員們的目光，一種高瞻遠矚的目光？

　　王浦劬：我們領會中央辦這樣一個班，以及它的課程設置，應該説是引導我們的幹部，特別是中高層領導幹部，要以一個全局的政治家的眼光來看待社會的發展，培養一個前瞻性的眼光。當社會發展到這個階段，它本身的規律，社會發展的規律實際上就是要求必須下一階段要實行協調的發展，這樣使我們的領導幹部要有對未來五年、十年，甚至更長時期總體社會發展的要求，要有相應的戰略思維的轉變。

　　陸建華：通過中央的班，包括通過現在各個地方關於科學發展觀的宣傳，包括政績班扭轉這種嘗試，我個人認為可能要鍛造一個隊伍，這個隊伍是真正的政治家隊伍，有一些地方官員可能級別還不低，但是給我的印像是小氣，什麼小氣呢？他一跟你説就在説GDP，一跟你説就説招商引資有多少數字。大氣的意思就是你為官一方，這個一方怎麼發展，現在怎麼發展，未來怎麼發展，要有一個非常明確的宏觀的科學理性的把握，這個把握是什麼？現在中央提出就是科學的發展觀。我舉個例子，現在有些地方官員的施政，根本不顧兩後，什麼兩後？一個不顧後代，他把土地資源、礦産資源，把很多發展的空間全部給擠沒了，就為了他現在在任的時候痛快，我有個政績。第二，不顧後任，也就是説你一個地方的省長或者市長，你的很多做法，包括資金的運用方面，我只要把很多形象工程上去了，至於政府欠的債，或者政府下面的一些國資管理機構，國資管理公司欠的債他不管，弄的有些地方現在五年一任下來省市長很痛快，但後面的省市長沒法做了，這種做法不是政治家的做法。

　　主持人：我有一個想法如果對一個家長來説，我考慮我孩子將來怎麼發展，跟他有直接的利益關係，對於一個官員來説，對於一個政治家來説，讓他去考慮子孫萬代的事情，這是對他提出的要求，但是能不能落實到實際，比如説都知道我們國家在人口和經濟發展速度這個前提之下，各種資源都是短缺的，但是誰都會想，反正水在我活著的時候不會喝乾淨，反正礦産資源在我活著的時候，不會在我手裏挖乾淨，每個人都這麼想，我們也不排除有些高級領導幹部也會這麼想。而我們現在説科學的發展觀，怎麼能夠真正落實到他們具體行動中去？

　　王浦劬：資源型的地區，它的經濟怎麼發展，它面臨著要保護資源，同時又要發展經濟這樣一個困境。其實在發展當中大概困境是多重的，不僅僅是一個困境。比如我國的西部地區既要保證經濟發展，人均收入能夠增長，經濟指標能夠增長，同時它又面臨著保護寶貴的森林資源、礦産資源。往往當地的幹部就會經常提出這樣的問題，我要是不砍樹木，我用什麼東西來發展經濟。

　　這個問題怎麼來看？資源型的這是你的優勢。這個優勢是不是一定要按照産業型的地區來把它轉變為所謂的産業，這是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這個産業到底是怎麼轉變的？是不是要把木材加工成紙張，加工成所謂的木製品，這叫轉變成産業。還是説你達到了所謂的資源保護和環境保護，同時形成了一個新的所謂的生態環境，這個生態環境可能是帶來了旅遊業的發展，帶來了其他産業的發展，這樣同時可以增進你的經濟發展。

　　陸建華：我舉個例子，現在有些地方資源型城市的發展陷入了困境，比如以礦為主要産業的城市，包括林業，幾十年下來礦也挖完了，林子也砍完了，這個城市就陷入困境了，這個反面例子説明什麼？歷屆過去執政的領導人對這個地區的經濟發展中缺少一個總體的東西。是不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家，他應該做兩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現在的時候，他在搞經濟建設，搞社會發展這塊是不是找到了一個理性的路？第二個，他為後任，後面的後幾代人的發展是不是開闊了空間，這一點我覺得可以從規劃的調整上首先來實施。

　　王浦劬：要使得各地能夠制定不同的發展思路和它的發展方略，可能在中央政府和我們在中央統一領導之下，要允許各地對幹部考核採用根據實際情況不同的指標。比如我考核你這一屆領導班子，就是看你環境保護的怎麼樣，有沒有把環境和資源的優勢轉化為綠色産業優勢，根據這些情況來設定一些政績考核指標，而不是簡單地類同，比如沿海地區建了多少工廠，GDP弄了多少。

　　主持人：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説，讓省部級領導幹部到中央來學習學習大有必要。

　　觀 點：有些官員執政不顧“兩後”：不顧後代、不顧後任，中央辦這樣一個班，應該説是引導他們以一個政治家前瞻的眼光來看待社會發展。

　　主持人：有一個比喻形容人的身體健康和事業發展之間的關係，人的身體健康是“1”，財富是後面的“0”。當“1”在的情況下，後面的“0”越多越好，而一旦“1”不在了，後面的“0”再多也是等於沒有。我們不妨把這個比喻套用在一個國家的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的關繫上。社會發展是前面的“1”，經濟發展是後面的“0”。只有一個國家的社會整體發展了，那麼經濟的發展才有它的價值和意義。

　　嘉賓: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 王浦劬

　　特約評論員:陸建華

　　策劃：王洪梅

　　編輯：蔣薇薇

責編：趙瑋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