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網消息(記者 孫曉媛 張恪忞):時間跨越70年,三代人,可以改變什麼?秦濟生、廖秦平、呂濤祖孫三人,都畢業于北京大學醫學部(原北京醫學院),她們是一個家庭的三代婦産科醫生。
從新中國成立初期極其落後的醫療衛生條件,到如今醫療健康體系的巨大飛躍,三代人參與了中國醫療衛生事業的闊步發展,也見證了中國女性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變遷。
希望誕生在蒙古包
1958年,2歲的廖秦平和7歲的哥哥跟隨支援邊疆的母親秦濟生來到了內蒙古。在那個很多人都吃不飽飯的年代,白麵幾乎算是最好的糧食。然而,在廖秦平的記憶中,母親常常給産婦煮掛麵,留給自己的總是窩窩頭。
秦濟生是新中國第一代接受了正規培養的醫生,1955年從北京醫學院畢業後,就職于當時剛建院不久的北京積水潭醫院。1958年,她帶著孩子,追隨丈夫的腳步,舉家支邊。
秦濟生(左)、廖秦平(右)、呂濤(中)祖孫三代。
上世紀50年代的內蒙古,落後貧窮、缺醫少藥。當地沒有大醫院,很多産婦在家自行分娩,墊不起布,就在炕上撒一簸箕沙子,沒有消毒設備,沒有助産士,缺少專業的醫生。簡陋的生産環境導致孩子成活率不高,産婦感染高發。為了解決這些問題,當地政府決定建立農村衛生院,秦濟生的任務負責組建衛生院並且出診。
母親常常在夜間出診。幼小的廖秦平總是半夜迷迷糊糊聽見有人敲窗,這時候母親會很快穿好衣服,輕輕出門,然後騎上牧民牽來的馬趕去給産婦接生。
回憶起母親,廖秦平説,那個時候,婦産科醫生幹的就是救命的活兒。
母親的到來,給牧區的家庭帶來了希望。送黃油、送雞蛋、送小米等成了牧民表達感激之情的方式。在廖秦平記憶中,牧民和母親總是“一個非要給,一個就是不收,看著跟打架似”。母親秦濟生總開玩笑説,“打得累得不行,比做手術還累” 。
幼時的廖秦平對母親最深的印象就是忙碌。值夜班、出夜診,而一走常常就是一個通宵。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醫療水平有限,特別是邊疆地區,條件艱苦,生存環境惡劣。在秦濟生等老一輩支邊醫護人員的努力下,一個又一個新生命誕生在蒙古包。在秦濟生退休時,內蒙古當地的孕産婦死亡率已降低到了20世紀50年代的1/17。
廖秦平記得,小時候,她跟媽媽走在大街上時,總會聽到有人喊“秦大夫”,那個時候,她懵懂覺得,當醫生真好,能夠幫助那麼多病人,得到那麼多人的尊敬。
40年的堅守與攻克
在母親的影響下,廖秦平漸漸懂事、成長。
1977年,21歲的廖秦平成了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並成為了母親的校友。畢業留校當了一年的輔導員後,她獲得了北大醫學院任選專業的資格。
廖秦平(左)現任清華大學附屬北京清華長庚醫院婦産科主任,圖為義診現場。
追隨母親的腳步,廖秦平也選擇了婦産科。
曾經,在一些欠發達地區,女性健康往往聽天由命,廖秦平曾親眼看到過,一個來自農村的丈夫因為妻子確診癌症後扭頭就走。花幾百塊錢可以再娶一個媳婦,但是治病可能要花幾千元,也許還治不好。
伴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醫療衛生事業的進步,孕産婦圍産死亡率飛速下降,生育死亡已不是婦産科最突出的問題,而與此同時,各種腫瘤等疑難雜症逐漸顯現。
對女性的痛苦感同身受,身為醫生的廖秦平總想為女性做點什麼。目睹著一個個年輕的腫瘤患者生命消逝,廖秦平最終決定專攻婦科腫瘤。
隨著研究的深入,她發現很多婦科腫瘤的發生與炎症感染有關,她又將腫瘤方面的研究擴大到炎症研究。此後,她率先在國內開展婦科感染領域相關科研工作,為我國生殖道感染規範化診治工作做出了重要貢獻,相關研究獲得國家發明專利。
從醫40年來,廖秦平一心撲在病房和研究上,像極了母親年輕時義無反顧的樣子。由於老不回家,她的愛人常常叫她“病房蟲”。
多年來,她在子宮內膜癌等各種婦科惡性腫瘤的診治方面,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診療手段,部分腫瘤的治療已達世界領先水平。
廖秦平説,婦科腫瘤從某些方面反映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如果説宮頸癌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經濟落後導致的疾病,那麼子宮內膜癌就是典型的“現代病”。
在母親秦濟生那一代,讓孕婦和嬰兒活下來是第一要務。到了廖秦平這一代,如何延長女性壽命成了她一生都在攻克的難題。而進入新時代,提高女性生活質量則成了女兒呂濤關注和研究的方向。
祖孫三代婦産科醫生共同看望新生兒。
傳承,不止是繼承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信仰。
廖秦平的女兒呂濤,如今已是清華大學附屬北京清華長庚醫院婦産科的一名副主任醫師,與母親同屬一個科室。
小時候,由於廖秦平經常忙於工作,在呂濤的成長階段,幾乎都是祖母秦濟生在身邊陪伴。祖母的支邊故事在她幼時的心裏種下了一顆小小的種子。
2001年,呂濤考上了北京大學醫學部八年制臨床醫學專業,同屬於母親廖秦平和祖母秦濟生的母校。
如今,80後的呂濤已經是“醫三代”了。
秦濟生與廖秦平曾相繼獲得婦産科界最高榮譽——“林巧稚杯”獎。到了第三代,呂濤身上的擔子並沒有減輕。母親廖秦平曾告訴她,傳承不止是繼承,更重要的是發展。
呂濤最終用行動回應了母親,她的選擇是向著困難出發。
2016年,呂濤作為北京市第八批“組團式”援藏醫療隊的一員,遠赴西藏,開展為期一年的支邊工作。
在呂濤支援的拉薩市人民醫院,患者向呂濤(左)贈送哈達,表示感謝。
西藏地域廣闊,牧民們到拉薩看一次病往往需要走很遠的路。遇到疑難雜症,呂濤總會求助於母親廖秦平,因為她不忍心她們不治而返,她心裏清楚,她們如果回去了,很有可能就不會再來了。
全力支持女兒援藏的廖秦平,多次帶領北京清華長庚醫院婦産科團隊一起深入西藏。母親的到來,讓呂濤心裏踏實了很多,她説只要母親站在身邊,她就感覺又多了一雙手。
呂濤援藏期間,廖秦平多次拖著氧氣瓶開展講座、義診。往往一堂課還沒結束,她已經滿臉通紅。高原缺氧對六十多歲的她來説,是一個不小的挑戰。
呂濤與母親廖秦平一起為病人進行手術。
在母親的支持下,援藏期間,呂濤帶領著拉薩市人民醫院開創了多個“第一例”手術,見證了拉薩市人民醫院從一家二級醫院升級為三級醫院,而年輕的她也成長了許多。
因為援藏,以呂濤為紐帶的北京清華長庚醫院的婦産科和拉薩市人民醫院婦産科也緊密地連接在了一起,為醫學交流和民族團結翻開了新篇。
如今,母女二人雖在同一科室,但工作的忙碌使得她們的相聚多在學術交流、討論病例和聯合手術中度過。
廖秦平説,醫者就是救死扶傷,她一直堅守的初心就是做一名普普通通的醫生,為病人解除痛苦,為社會做出貢獻。這與母親秦濟生在世時為人民服務的信念是一樣的。
如今,作為母親,她對女兒的期望是,先做一個好人,然後再做好學問。而這個好人,在她看來,就是對社會有貢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