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幣兌美元即期匯率出現“兩連跌”後，12月5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6.3349，比上日下滑39個基點，這一切似乎正在打破2010年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基準匯率一直處於單邊升值的態勢。事實上，從來沒有哪一個國家的貨幣“只漲不跌”，當人民幣匯率迫於內部轉型和外部壓力而選擇回歸正常路徑時，我們將面臨更加複雜的形勢和挑戰。

　　其實，人民幣跌停的情形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就曾出現過，2008年12月初，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一度導致全球資本大逃亡，人民幣匯率甚至連續4天觸及跌停，周跌幅一度創下2005年7月匯改以來最大。為了應對金融危機對中國出口貿易的重創，2009年3月至12月，人民幣進入“階段性貶值”區間，而2010年，隨着全球經濟復蘇、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加速推進以及歐債危機的全面爆發，人民幣開始進入單邊升值通道。

　　那麼，當前人民幣即期匯率再度觸及跌停，到底是哪些因素造成的？事實上，此次人民幣急速下跌原因十分複雜，既有短期的需求衝擊，也有長期資本收益的因素；既有外部的套利驅動和資本回撤，也有內部經濟增速的預期改變的因素；既有被動的阻擊，也有主動的調整，更有多方力量複雜博弈之下，人民幣定價權的爭奪問題。可以説這其中既有消極的因素，也有積極的因素。因此，僅僅把匯率跌停歸結於外資出逃，甚至是做空中國等原因，也許會陷入“自我恐嚇”的誤區。

　　從全球經濟和國際金融市場的大趨勢而言，各國匯率的大幅波動是極為普遍的現象。今年以來，在主權債務危機、經濟衰退兩大風險集中爆發導致金融市場動蕩不定的宏觀大背景下，“去風險化”成為短期國際金融市場的風向標。伴隨着全球金融市場短期美元流動性吃緊，美元需求緊張驅動避險資金回流美元，避風港效應重啟美元升值通道，歐元以及新興經濟體貨幣兌美元開始大跌。三季度以來，巴西、印度、印尼、韓國、南非、土耳其、波蘭和匈牙利的貨幣大幅貶值，巴西貨幣雷亞爾對美元貶值幅度超過了18%。受此影響，人民幣離岸價也呈現下跌之勢，美元/人民幣無本金交割遠期(NDF)兩年期以內合約已經明顯隱含人民幣貶值趨向。境內和境外市場仍處於分割狀態，兩種匯率形成機制的差異，必然會留下更多的風險溢價和隱患。

　　此外，不可否認的是，外部也給做空中國以可乘之機。今年以來，反映中國經濟金融風險的信用違約掉期交易CDS極度活躍。隨着外界對中國房地産市場大跌、銀行業壞賬以及資本流出等系統性風險的密切關注，中國主權債務CDS一度走高，投資者對中國的風險偏好正在不斷下降。特別是近期，在全球金融局勢急劇惡化之時，恐慌情緒和做空動能集結，加大了人民幣下跌的態勢。

　　不過，我們也不必對人民幣下跌過度解讀。從積極角度看，一國貨幣升值空間應該客觀地反映該國經濟內外的均衡程度。首先，通過中國經濟結構的積極調整以及貿易平衡戰略的加快推進，中國的外部盈餘已大幅降低。目前按美元口徑計算的貿易盈餘比2008年頂峰時低45%，並且已經遠低於國際上4%的評判指標（國際收支失衡的指標），國際收支失衡正在趨於改善，人民幣升值趨緩恰恰是中國經濟結構趨於均衡的一種體現。

　　其次，人民幣近期的急速下跌確實與跨境資本流出有關。一方面，原來沉澱於房地産市場的熱錢，在中國政府堅定的房地産調控，主動擠出房地産泡沫面前開始退潮。從長期來看，奢侈需求、投資需求等非基本住房需求必定受到限制，這將大大壓縮跨境資本在中國房地産市場中逐利的空間。而另一方面，一直靠低價格補貼全球化紅利的中國也正在走上一條要素價值重估的調整之路。當前隨着中國推進工資收入分配、資源價格等一系列制度性的改革，意味着中國生産要素價格重估的開始。這樣，由資本套利帶來的人民幣升值空間減少了，但長期積累的全球經濟失衡和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則可能由此出現明顯的改善。

　　因此，人們不必對人民幣貶值過度擔憂，匯率的“漲漲跌跌”恰恰充分説明人民幣正在向反映本國經濟的客觀現實方向發展。中國可以利用當前外匯市場供求趨於平衡的機會，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確立一套明確的、貫徹人民幣匯率改革目標的人民幣匯率浮動規則，加快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等國內一系列金融制度改革。保衛人民幣貨幣主權，是中國必須堅持的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