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眾傳播學術圈中始終存在著這樣的爭論：文化含量高的東西究竟是否適合用電視這樣的媒體來傳播？答案往往是否定的。最著名的前車之鑒就是去年9月終被收視率“末位淘汰”的央視《讀書時間》。1996年開播的《讀書時間》是全國第一個讀書節目，它的出生帶動了各地讀書類電視節目的扎堆開播。但隨著它搖擺于大眾化和精英化之間“兩上兩下”，全國讀書類電視節目也經歷了落馬、復蘇再落馬的反復。最初，《讀書時間》在追求文化品位的同時，失去的是大批普通電視觀眾。2003年，“末位淘汰”風乍起，倍感收視壓力的《讀書時間》從2004年2月進入試圖大眾化的全新階段。然而大眾化了的《讀書時間》還是回天無力。懂得讀書的人貴在有自我的立場和主張，不會隨波逐流，媚俗者絕不是讀書人。這一轉變從一開始就已經背離了書的靈魂和實質，怎能僥倖存活？
而《百家講壇》的冉冉上升似乎為這一問題提供了另一種答案。這一央視科教頻道2001年7月推出的名家演講類節目，內容涉及人文科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註定要秉持一種“硬邦邦”的學術風範。開始的收視是波瀾不驚的，但2003年的《新解紅樓夢》使這一欄目聲譽鵲起，而2004年5月開播的《清十二帝疑案》更是把收視率推向了一個高峰，最高收視率達到了0.57%，位居科教頻道的第一，平均收視率也在0.17%以上，持續在科教頻道一週收視排行榜中名列前茅，當年在科教頻道32個欄目的綜合排名中居第三。由主講人閻崇年以這一系列節目為基礎擴寫的《正説清朝十二帝》2004年10月由中華書局出版，取得了良好的銷售業績，兩個月內重印5次，累計印數達到7萬冊，多次佔據北京市及部分地方書店銷售排行榜的領先位置，至今暢銷不衰。
《百家講壇》在電視傳播學術、文化方面已經取得不小成就，但仍然存在著許多困惑。比如説，如何徹底解決學術性較強的欄目所面臨的三組矛盾───精英化與大眾化，學術化與市場化，嚴肅化與商業化，如何使人文學術與大眾傳媒水乳交融地合起來，這其中有許多難點問題仍未破題。日前，在《清十二帝疑案》最後一集剛剛播出之時，《百家講壇》請來幾期熱點節目的主講人與大眾傳媒學者，就這些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真理越辯越明，在專家學者的碰撞交流中，電視如何更好地傳播學術、文化的思路漸漸清晰，而那句著名的論斷“學者使電視深刻，電視使學者淺薄”正在成為過去時。
■懸念究竟有多重要？
中央電視臺總編室研究處處長王甫説，《清十二帝疑案》的特色就是它把懸念作為一個重要的因素，首先從它的名稱上講就是清十二帝疑案，一個疑字帶來了關注度。因為這種使用懸念會對講座的基本內容和基本結構帶來很大的衝擊，會為歷史素材帶來一個重新的使用方法，甚至説會對觀眾的認知心理，對他的感知過程都會帶來一些新的變化，使觀眾始終處在一種探求的心理層面，始終處在選擇答案的抉擇當中，這點是吸引觀眾很好的手法。
北京師範大學影視傳媒系主任于丹説，懸疑永遠都是電視的基礎賣點，我們看電視劇，最大的吸引就是命運的未卜，懸念鏈的生成。中國的文明，源頭上就要消解疑案，把所有的懸疑、民間的戲説統統斥之為野史，在正統的文化或者在精英文化中，從來是對疑案嗤之以鼻。清十二帝疑案最大的成功，就在於把所有的戲説都擺出來，一一糾正，這就讓我們似是而非的歷史經驗系統可以逐漸接近真相，如果從一開始就拿出一個教授的姿態去跟大家宣教的話，那麼首先不是我們選擇用什麼樣的方式去教育大眾，而是大眾用遙控器決定我們的生死存亡。所以我覺得對疑案的選擇是這個系列最大的成功。把野史的很多資料有效嫁接到了正史裏面，用這些資料去接近大家既有的經驗系統，再用意料之外的正史的經驗系統去給大家一種解讀，這應該是大眾傳媒可以普泛借鑒的一個經驗。
即將在《百家講壇》開講《明十七帝疑案》的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教授毛佩奇説，有人問是不是懸念是最難的？我回答説懸念不是最難的，隨便我們就可以説這個花為什麼是紅色的，就可以續下來。你把正確的東西明白無誤地傳達給受眾，這個是最難的。怎麼樣讓他能夠聽，聽下去，聽得進，能夠接受是最難的，我在準備十七帝疑案的時候，每一集都寫了一萬幾千字的稿子，有的時候摟不住一講，講了一個半小時還多，還是就要四十分鐘，怎麼樣從紛繁複雜的材料當中抽取最精華的，用最簡單的語言來告訴老百姓，這是最難的。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就是一個很短的表述，説的是最複雜的自然科學的觀念。我們中國文化界有一個優良的傳統，就是“大家寫小文章”，如果沒有深厚的學養，舉起重來就是重，像當年葉聖陶先生寫語文知識，王力先生寫詩詞格律，都是大家寫小文章。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劉揚體説，調動觀眾的趣味，要避免完全趣味化。懸念是一個好東西，但是我們不要崇拜懸念，因為學術性的節目，有時候恰恰是某種懸念的切入，往往就把你的結構分解了，結果分解了觀眾的注意力，觀眾注意的是這個懸念所引導的結果，而不是學術思想本身所能覆蓋的，學術思想覆蓋面有時候大於這個懸念。所以我寧願有一些人願意聽見你創建的有新意的觀點，而不是在於你解了一個具體扣，所以在這個問題上要統一，懸念是很需要的，但要避免某些時候懸念對學術思想的妨礙。
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孔慶東説，閻老師的教態非常好，他不了解電視的收視率這些事情，所以沒有玩弄技巧，這是最大的成功。
■收視率究竟有多重要？
劉揚體説，我要提出有一些頻道不能用收視率來定節目的高低。你怎麼可能要求科教頻道都跟娛樂頻道一樣呢？科教頻道裏的談話節目、學術節目、《百家講壇》又怎麼可能跟其他不那麼嚴肅的節目一樣呢？單純地追求收視率是不妥當的。一個大臺、一個國家的臺要有這個氣魄，有的頻道就是要國家花錢辦好，這是對納稅人對全體公民應盡的責任。不能要求這個頻道你們一定要把收視率搞好了，不然在各種待遇上如何如何，這個是不對的。真正有魅力的東西是思想的魅力，是學術思想真正的創建，而這個創建用平易近人的語言風格表達出來，這就是最好的。不要期望他表達出來一定是收視率很高，學術節目不像娛樂性、新聞性節目那樣建立在及時性的滿足上，其收視率不是馬上就可以反映出來，它的收視率得假以時日，一個叫做水滴石穿，第二個是水到渠成。
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所長喻國明説，大家都提到一個又愛又恨的詞“收視率”，用來説明自己的成功用收視率，説到用收視率來評價來淘汰的時候大家又深惡痛絕。我覺得收視率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它是一個媒介産品的社會接受度最重要的指標，一個再好的東西，如果沒有收視率，它的價值就無法實現。我們今天有很多的知識，我把它形容為碎片化的存在，沒有連接成一種價值觀念。它就需要引導，需要參照和啟示，電視媒介應該起到文化傳導的功能。一個沒有收視率的節目，不能説是一個好的節目，當然，收視率高未必是一個好的節目，但是收視率不高一定是個不好的節目。我指的是相對收視率，比如一個通俗類的節目，如果社會平均收視率是20％，它只做到8％那就是垃圾節目，但是如果社會的平均收視率是0.1％，你即使做到0.15％也是一個非常優秀的節目。所以收視率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如何使用它的問題。很多人在收視率上有這樣一種誤區，有些人事實上是由於自己的無能而説一些冠冕堂皇的鄙薄收視率的話。列寧説過，理論工作者的最高境界就是透徹，一般人看起來複雜的、一個文化含量很高的東西，他能夠用一種人們所接受的方式跟社會分享，這是需要智慧的，需要有專業能力的。媒介工作者經常説，要做專業的記者、編輯，實際上不是指你做一個財經專家、歷史專家，即使你做到了這一點，只為史學界、財經界增加了一個專業人士，傳播的專家就在於把有價值的東西轉變為可以被社會分享的有用的東西。
■電視能承載什麼樣的文化？
《清十二帝疑案》主講人、北京社科院研究員閻崇年説，清十二帝疑案一共播出了38集，來信、電話還有一些網上的信息大約有1萬份左右，我接到的來信上到90歲的老人，下到8歲的孩子。能有這樣的影響跟文化環境有很大關係，近20年以來，在戲説成風的情況下，人們渴望對清史、清帝、清宮做一個客觀的公正的評價。我堅持的是“五説”，第一就是正説。你戲説成風我就正説，按照歷史的本來面貌告訴聽眾。第二，細説。教科書講一些歷史的條條框框，沒有血沒有肉，觀眾不愛聽。我就和編導一塊兒商量，要抓住熱點、重點、疑點細説。説光緒死，到底是病死了還是害死了、毒死了？我就查了很多的材料，把各家的説法擺出來，然後提出我自己的看法，別人覺得有血有肉有看頭。第三，慎説。因為史學要有社會的功能，要正確傳達、傳遞歷史的信息。我跟大家説句切實的話，每講之前我都要吃安眠藥。原來我寫過一篇論文，有三個人看就不錯，現在不行了，你講出去之後看的人多了，就會從不同角度提出問題，所以要慎之又慎。第四，通説。比如説康熙，講講後宮的事情當然很熱鬧，但是康熙是一個偉大的君主，光説後宮的事情肯定有人不幹。所以既要肯定康熙的歷史貢獻，又講了幾個歷史細節。這幾個細緻的事目的是引起興趣來了解歷史，不是為興趣而興趣。第五就是新説，老生常談講幾個故事，小學生和中學生有興趣，但是還有一些比較高層次的人怎麼辦？這部分人有興趣的就是“新”。
北京語言大學教授周思源先生説，《百家講壇》比較好地解決了學術品位和形式大眾化的關係問題。這個欄目已經找到或者接近找到了這個最佳平衡點。《百家講壇》逐漸做到了深入淺出、雅俗共賞，融學術性、知識性、可聽性和畫面觀賞性于一爐，使盡可能廣泛的觀眾喜聞樂見，可讓高中甚至初中程度的一般觀眾聽得過癮，本領域的專家聽了也感到滿意，甚至受到啟發。《百家講壇》很好地體現了建構時代常識、享受智慧人生這個宗旨。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尹鴻説，電視要按照公眾對思想知識的需要設置選題。有很多大學裏的學術知識不是公眾所需求的，但是大學校園裏面也有相當一部分知識和思想是公眾所需求的。比如説對歷史的需求，這是人這樣一種有文化的生物與生俱來的東西，回頭看自己走過的路這樣一種衝動是有深厚的根基的。包括我參與做的電影百年的一些話題，那天跟編導一交流，我發現對於我們來説是這個領域前沿的東西，收視反映是一般的，但相反比如講謝晉電影，也許對學者來説不是很前沿，但是喚起了公眾對那段歷史的重新審視和記憶，反倒有很好的收視效果。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有公眾需求的思想和知識可能非常適合利用大眾傳媒傳播。
喻國明説，我想到一個詞叫做雅俗共賞，現在理解雅和俗是兩個詞，我理解雅俗是一個詞，跟惡俗相對應，包含著高雅的文化的內涵和價值，又為社會普遍享用的文化産品就叫雅俗。從無到有的創新是很難的，但是打破一些原有不同類別東西之間的壁壘就可能形成創新，我認為《清宮十二帝疑案》就是一種創新，把文學的甚至評書的結構形式運用於真實的史料編織中，就像美國電視新聞當中的新聞故事，把文學手法運用於新聞信息的表述，産生了一種新的新聞樣式。把高雅的文化通達社會的時候，關鍵就在於突破兩種文化形式之間的壁壘，就像女子十二樂坊打破了表演藝術和演奏藝術的壁壘，就形成了新的表達方式等等。
北京社會科學院院長朱明德説，我去年到美國哈佛學習一個月，一個教授講“三圈”理論，他告訴我們三個圈：公共價值、能力和支持。電視節目今後再選擇，先看這個節目有沒有公共價值，再看有沒有能力駕馭它，然後看講出來有沒有受眾的支持。這個東西跟我們搞科研都有關係，科研人員説他的課題往往天花亂墜，仔細一分析是他的興趣，沒有什麼更多的社會價值，所以我就説人家研究一大片的管理理論，最後就是三個圈。
源自《北京青年報》
責編：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