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政策研究工作是他的長項，也是他的長征
本刊記者 陳彥煒 實習記者 吳永熹 發自北京
“如果否認改革，後果將會是災難性的，”高尚全的話語異常堅定。在政治語言的字典裏，“改革”詞條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與這位79歲的長者緊密相連。
聖約翰大學經濟係畢業。高尚全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直接參與和推動了這個泱泱大國的改革步伐。
名校科班出身的他離開校園即進入第一機械工業部專職從事經濟政策研究工作，這是他的長項，也是他的長征。
高尚全喜歡觀察現象，並且善於將現象與改革相聯絡，他能夠從1956年某一個工作日內入住一機部招待所的人數入手，將這個狹小的空間放大到全國，從而得出企業沒有自主權的著名論斷。這一年的12月6日，《人民日報》二版即刊登署名文章《企業要有一定的自主權》，這顯然喊出了很多人壓抑良久的心聲。然而，就在這個字字千鈞的標題出現在黨中央機關報顯要位置的當天，批判的大字報刀光劍影般現身城市街頭的每一個角落。高尚全在這個令人驚悚的節骨眼上差點被打成右派。
1982年，高尚全進入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從事經濟體制改革的研究、設計和領導工作。正是這一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第四年，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確立。“包乾到戶”、“包産到戶”，農民的積極性上去了，生産力提高了，糧食産量自然節節攀高。中國改革肇始於農村，從一項中國農民自發的創造開始，並以一種極為直接和根本的方式呼喚和要求城市改革。城市不改革，市場不開放，豐收的農産品沒有地方銷售，農民的勞動成果無法真正兌現，城鄉之間就無法進行農産品與生産資料的交換。這一需求把“商品經濟”的概念提了出來，也把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提上了議程。1984年，高尚全參與起草《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不可逾越的階段”，被寫進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上通過的《決定》。這一年中國的經濟體制開始叫做“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987年，時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的高尚全又一次拋出自己的“計劃”和“市場”二重唱，並且突出了“企業”的位置。高尚全提出計劃與市場結合的目標模式應該是“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要“用經濟合同替代指令性計劃”，這在當時已是相當激進和前衛。
所幸這些觀點在198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三大上被悉數採納，在執政黨最高級別的會議文件裏被正式錶述為“社會主義經濟新的運行機制，總體上説應該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
1992年春，鄧小平南巡講話後，仍然是“摸著石頭過河”，然而改革的步伐卻明顯加快。1993、1994年是我國改革史上舉足輕重的兩年，現代企業制度開始建立，國務院作出關於實行分稅制的決定，提出金融體制改革目標，開始施行住房市場化改革。然而，在1993年，正要如火如荼推行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國尚不存在“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這兩個概念。高尚全首先提出應明確勞動力市場概念，“既然我們承認勞動力是所有生産要素中惟一具有能動性的因素，承認它在各個生産要素中起著重要的作用，那我們怎麼能讓其它生産要素都進入市場，單單勞動力不讓進入，還怎麼建立一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呢？”高尚全的提議被吸收到《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
在高尚全眼中，企業所有制形式和價值分配方式一直是個焦點問題，而這些問題又與他最初關注的企業生産積極性問題，也就是“效率”問題，不可分割。1997年，他參與起草十五大報告，明確提出“股份合作制是一種新型的集體經濟，要致力於所有制結構的改革和國有經濟的戰略性重組”的建議，經過高層審議，這些建議被十五大報告吸納。
2000年，他又發表了一篇著名文章——《深化對勞動和勞動價值論的認識》，提出要把科學技術工作和經營管理作為勞動的重要形式，這個論斷甚至催生出經濟管理學領域的一個全新研究方向。
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改革過程中的問題和弊端逐漸顯露，而被人們質問最多的是，這風雲激蕩的30年似乎在效率和公平問題上兼顧不夠。作為一個激烈的改革派，高尚全對“效率”的追逐難免被人詬病為犧牲“公平”，反對者往往拋出基尼系數、醫療改革、住房改革、教育改革等廣受爭議的問題作為殺手锏。對此，高尚全的態度很明確：改革的成果不容否定，關鍵是怎麼分析問題。“市場要講求效率，政府要強調公平。一個是有效地更好地創造財富，一個是更好地實現公平，使公平與效率有機地結合
可以肯定的是，改革仍在中國繼續，而且從未停滯。高尚全對於改革的吶喊也不曾停滯，年近耄耋的老人如今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會長的任上繼續前行。
責編：李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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