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潤生：你要社會主義，我要群眾！

　　本刊記者 蒯樂昊 發自上海

　　再過一個月，就是杜潤生老先生的95歲生日了。在他的90歲生日那天，同事朋友們為他組織了一個慶祝會，老爺子發言，開口就説：“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能活90歲。”引來一陣善意的笑聲。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是孔子對老年精神生活的總結和理想，可惜夫子沒有活到更久，沒能道出一個90歲以上的知識分子，應該具備怎樣的情懷和思考。

　　杜老先生90歲之後唸唸不忘幾件事。

　　“我現在腦子裏面有兩個待解決的重大問題，放心不下：第一個是怎樣減少農村人口，組織好農村人口的轉移，使農民取得完全的國民待遇……第二個是農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現在我把這個願望移交給諸位，希望在15年內解決這個問題。”

　　連毛主席的話都敢懷疑

　　1950年初，中共決定召開全會討論土地改革，為起草土地改革報告，年方37歲，時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書長的杜潤生被兩次召到中南海。這是杜潤生解放後第一次見到毛主席。

　　多年後杜潤生反思土改，他説，在土改中消滅富農的政策需要重新評估，“我們應承認，當時土地改革對保護勞動者財産利益，沒有嚴格依法執行，留下了不利影響。中國經歷了長期的皇權統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從來不講保護個人財産權利不受侵犯。影響所及，今日實行市場經濟，也難以確立交易信用。”老家山西太谷的杜潤生本人就出生在破産的富農之家。

　　杜潤生在土改中的表現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印象。1953年，杜潤生上調北京，擔任剛剛成立的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一職。鄧子恢任部長。按照毛澤東的設想，成立農工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推行後來的農業合作化。

　　然而在合作化問題上，鄧子恢和杜潤生都保持著謹慎的態度。他們主張不要太著急。杜潤生認為，土改之後，農民才從地主那裏獲得土地，成為自己的財産，自然要求獨立自主地經營發展。即使貧農有生産上的困難也不願意把自己的私有權拱手相讓。而當時毛澤東的想法是先改變所有制再發展生産。

　　農工部不斷強調在中南局土改以後給農民提出的“四大自由”——商品交換的自由、借貸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關係的自由。毛澤東批評這一提法，“什麼四大自由，四小自由也不能有。”

　　毛澤東對農村的改造思路依據是資本主義前期的工廠手工業過程，即從個體手工業變成手工工場。但杜潤生私下認為工業和農業不一樣，土地是分散的，不可能把大家聚到一塊土地上。

　　杜潤生將自己的想法透露給時任農工部副部長的陳伯達，陳伯達非常不悅，他説，合作化是毛主席對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創造。他認為杜潤生是違背馬克思主義，不尊重馬克思。“我給他(陳伯達)留下一個很不謙遜的印象。那時我剛從下邊上來，比較愣，連毛主席的話都敢懷疑。”

　　1953年由於糧食出現嚴重短缺，中央作出一個重大決策：統購統銷。這一政策伴隨著合作化運動，徹底瓦解了農村的商業網絡。隨後的兩年，毛澤東在合作化問題報告中不點名批評了中央農工部“像一個小腳女人走路”，前怕狼，後怕虎，“數不清的清規戒律”。在之後召開的七屆六中全會上，鄧子恢和杜潤生被迫分別做出檢討——鄧小平曾轉述毛澤東當時的原話：看來像鄧子恢這種思想，靠他自己轉不過來，要用“大炮轟”。

　　七屆六中全會結束後一年時間，中國農村就基本全面實現了“合作化”。從1953年起計劃15年完成的事情，3年時間就完成了。而鄧子恢和杜潤生卻因言獲罪，幾年以後，中央以農工部“十年中沒做一件好事”為由，徹底撤消了這個部。

　　發愁糧食吃不完

　　按照毛澤東的意思，被解除職務的杜潤生本來要被放到基層，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惜才，將其留下。1956年杜潤生被調入中國科學院工作，直至“文革”開始被下放“五七”幹校。

　　雖然在科學院崗位上度過了20載光陰，但杜潤生“對農村問題總是唸唸不忘，一面自我檢查，一面作為旁觀者，不斷反思，向歷史實踐尋找答案，渴望水落石出，看出究竟”。

　　與政治上陷入低谷的杜潤生相比，當時的社會生活呈現出的是一派熱火朝天的景象，繼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小社並大社、全民辦工業等運動之後，又掀起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高潮。

　　人民公社和大躍進首先是一個生産大發展運動，組織一支農業生産大軍，發展生産力。在合作化運動中，毛主席曾幾次説，合作化後，“15年超英，30年趕美。英國是地球上的富裕中農，美國是地主富農”。

　　杜潤生記述説，“大躍進”時期，一次毛澤東問科學家錢學森：一畝地到底能打多少糧食？錢學森從純科學道理上講，如果把植物所接受的太陽能都轉化為糧食，一畝地産4萬斤糧食是可能的。毛澤東相信了畝産萬斤的“衛星”，於是，包括杜在內的負責農業的領導都被找了去，中央開始研究糧食多了怎麼消化的問題。

　　“得出的結論是，只要畝産達到1萬斤，中國無論是吃、是用，還是釀酒，任何辦法都無法有效處理那麼多糧食。”最後還是毛主席一錘定音，“三三制”！即只用耕地的1/3種植農作物，1/3休閒和種植綠肥，1/3種樹種草。

　　杜潤生回憶錄中寫道：那時在北戴河的人們，白天游泳，晚上跳舞，一派樂觀氣氛。

　　同樣負責農口工作的廖魯言説：現在情況是科學家跟不上農民，農民遠遠走在他們前頭了。而杜潤生則將其山西太谷老家的農民請到北京來了解情況。農民説：現在上報統計都是假的，用的是移植法，幾十畝地的紅薯都移到一畝地裏。

　　為此，杜潤生自己專門到天津郊區考察，“地裏每一行都是拉著電線用電燈照明，莊稼密植度大得進不去人，一看就是假的。”

　　“文革”初始，有過被“大炮轟”經歷的杜潤生成了科學院黨組中第一個被打倒的人物。再現政壇，已經是十多年後，改革開放之初的1979年，66歲的杜潤生重回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