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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記者 蒯樂昊 發自上海
再過一個月,就是杜潤生老先生的95歲生日了。在他的90歲生日那天,同事朋友們為他組織了一個慶祝會,老爺子發言,開口就説:“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能活90歲。”引來一陣善意的笑聲。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是孔子對老年精神生活的總結和理想,可惜夫子沒有活到更久,沒能道出一個90歲以上的知識分子,應該具備怎樣的情懷和思考。
杜老先生90歲之後唸唸不忘幾件事。
“我現在腦子裏面有兩個待解決的重大問題,放心不下:第一個是怎樣減少農村人口,組織好農村人口的轉移,使農民取得完全的國民待遇……第二個是農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現在我把這個願望移交給諸位,希望在15年內解決這個問題。”
連毛主席的話都敢懷疑
1950年初,中共決定召開全會討論土地改革,為起草土地改革報告,年方37歲,時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書長的杜潤生被兩次召到中南海。這是杜潤生解放後第一次見到毛主席。
多年後杜潤生反思土改,他説,在土改中消滅富農的政策需要重新評估,“我們應承認,當時土地改革對保護勞動者財産利益,沒有嚴格依法執行,留下了不利影響。中國經歷了長期的皇權統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從來不講保護個人財産權利不受侵犯。影響所及,今日實行市場經濟,也難以確立交易信用。”老家山西太谷的杜潤生本人就出生在破産的富農之家。
杜潤生在土改中的表現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印象。1953年,杜潤生上調北京,擔任剛剛成立的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一職。鄧子恢任部長。按照毛澤東的設想,成立農工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推行後來的農業合作化。
然而在合作化問題上,鄧子恢和杜潤生都保持著謹慎的態度。他們主張不要太著急。杜潤生認為,土改之後,農民才從地主那裏獲得土地,成為自己的財産,自然要求獨立自主地經營發展。即使貧農有生産上的困難也不願意把自己的私有權拱手相讓。而當時毛澤東的想法是先改變所有制再發展生産。
農工部不斷強調在中南局土改以後給農民提出的“四大自由”——商品交換的自由、借貸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關係的自由。毛澤東批評這一提法,“什麼四大自由,四小自由也不能有。”
毛澤東對農村的改造思路依據是資本主義前期的工廠手工業過程,即從個體手工業變成手工工場。但杜潤生私下認為工業和農業不一樣,土地是分散的,不可能把大家聚到一塊土地上。
杜潤生將自己的想法透露給時任農工部副部長的陳伯達,陳伯達非常不悅,他説,合作化是毛主席對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創造。他認為杜潤生是違背馬克思主義,不尊重馬克思。“我給他(陳伯達)留下一個很不謙遜的印象。那時我剛從下邊上來,比較愣,連毛主席的話都敢懷疑。”
1953年由於糧食出現嚴重短缺,中央作出一個重大決策:統購統銷。這一政策伴隨著合作化運動,徹底瓦解了農村的商業網絡。隨後的兩年,毛澤東在合作化問題報告中不點名批評了中央農工部“像一個小腳女人走路”,前怕狼,後怕虎,“數不清的清規戒律”。在之後召開的七屆六中全會上,鄧子恢和杜潤生被迫分別做出檢討——鄧小平曾轉述毛澤東當時的原話:看來像鄧子恢這種思想,靠他自己轉不過來,要用“大炮轟”。
七屆六中全會結束後一年時間,中國農村就基本全面實現了“合作化”。從1953年起計劃15年完成的事情,3年時間就完成了。而鄧子恢和杜潤生卻因言獲罪,幾年以後,中央以農工部“十年中沒做一件好事”為由,徹底撤消了這個部。
發愁糧食吃不完
按照毛澤東的意思,被解除職務的杜潤生本來要被放到基層,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惜才,將其留下。1956年杜潤生被調入中國科學院工作,直至“文革”開始被下放“五七”幹校。
雖然在科學院崗位上度過了20載光陰,但杜潤生“對農村問題總是唸唸不忘,一面自我檢查,一面作為旁觀者,不斷反思,向歷史實踐尋找答案,渴望水落石出,看出究竟”。
與政治上陷入低谷的杜潤生相比,當時的社會生活呈現出的是一派熱火朝天的景象,繼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小社並大社、全民辦工業等運動之後,又掀起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高潮。
人民公社和大躍進首先是一個生産大發展運動,組織一支農業生産大軍,發展生産力。在合作化運動中,毛主席曾幾次説,合作化後,“15年超英,30年趕美。英國是地球上的富裕中農,美國是地主富農”。
杜潤生記述説,“大躍進”時期,一次毛澤東問科學家錢學森:一畝地到底能打多少糧食?錢學森從純科學道理上講,如果把植物所接受的太陽能都轉化為糧食,一畝地産4萬斤糧食是可能的。毛澤東相信了畝産萬斤的“衛星”,於是,包括杜在內的負責農業的領導都被找了去,中央開始研究糧食多了怎麼消化的問題。
“得出的結論是,只要畝産達到1萬斤,中國無論是吃、是用,還是釀酒,任何辦法都無法有效處理那麼多糧食。”最後還是毛主席一錘定音,“三三制”!即只用耕地的1/3種植農作物,1/3休閒和種植綠肥,1/3種樹種草。
杜潤生回憶錄中寫道:那時在北戴河的人們,白天游泳,晚上跳舞,一派樂觀氣氛。
同樣負責農口工作的廖魯言説:現在情況是科學家跟不上農民,農民遠遠走在他們前頭了。而杜潤生則將其山西太谷老家的農民請到北京來了解情況。農民説:現在上報統計都是假的,用的是移植法,幾十畝地的紅薯都移到一畝地裏。
為此,杜潤生自己專門到天津郊區考察,“地裏每一行都是拉著電線用電燈照明,莊稼密植度大得進不去人,一看就是假的。”
“文革”初始,有過被“大炮轟”經歷的杜潤生成了科學院黨組中第一個被打倒的人物。再現政壇,已經是十多年後,改革開放之初的1979年,66歲的杜潤生重回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