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七年，僑寓揚州的徽商後代程庭回到了歙縣老家岑山渡，面對依山傍水的家鄉，程庭驚詫了——驚詫于徽州的鄉村。他在《春帆紀程》裏這樣描述：
鄉村如星列棋佈，凡五里、十里，遙見粉墻矗矗，鴛瓦鱗鱗，棹楔崢嶸，鴟吻聳拔，宛如城郭，殊足觀也。
走進徽州那一片片煙火萬家、宛如城郭的村落，留在程庭心裏的，也許不僅僅是驚訝。
宏村是汪氏聚居的地方，徽州素有“四門三面水，十姓九汪家”的説法，僅此一點，就可看出，汪氏在當地可謂人多勢眾，是個大戶人家。
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是江蘇高郵人，在一篇文章中，他這樣寫道：
小時候聽祖父説：我們本是徽州人，從他起往上數，第七代才遷居高郵。祖父為修家譜，曾到過徽州。這家譜我曾見過，一開頭是汪華的像。汪華大概是割據一方的豪俠，後來降了唐，受李淵封為越國公。“越國公”在隋唐之際是很高的爵位，隋煬帝時的司空楊素就被封為越國公。他在當地被稱為“汪王”，甚至稱之為“汪王大帝”。據説汪家的老祠堂很大，叫做“汪王廟”。我問徽州人，汪家的老祠堂還在嗎？答雲：早沒有了，早年還能拾到一些殘磚斷瓦。汪家是徽州大姓，我在徽州碰到好幾位姓汪的。站在大街上，想：這是我的老家，竟有一種説不出來的感情。慎終追遠，是中國人抹不掉的一種心態。而且，也似無可厚非。
宏村始建於南宋，距今已經有八百多年的歷史了。今天，宏村以它的風水學説而著名，“山為牛頭，樹為角，屋為牛身，橋為腳”，這是宏村最初的形態。我們不知道，當年，名滿徽州的休寧海陽風水先生何可達在設計這座牛形村落時，是否已經預見到了村子的興旺，反正後來的宏村汪氏，日趨興盛發達，涌現出一大批顯赫的商賈和官宦，民國十一年任國務總理兼財政總長的汪大燮和清末大鹽商汪定貴就出生在這裡。
汪定貴是個鹽商，他花了許多的錢建造了承志堂。著名作家汪曾祺的祖籍是安徽徽州，汪先生在返鄉尋根的時候曾經看到過承志堂，在一篇文章中，他這樣描述：
房子是一個鹽商蓋的。鹽商大概很發了點財，房子很考究。主房兩進。兩進之間是一個大天井，四面“跑馬樓”。樓上無隔斷，不能住人，想是庋藏財物的。樓下北面為大廳。木料都很粗大，涂生桐油。這宅子引起美術界的注意，是因為有極精細的木雕。徽州木雕是在素面的木枋上開出長方的一塊，內刻人物故事。天井南面的木枋上刻的是“百子鬧元宵”，整整一百個孩子，敲鑼打鼓，獅子龍燈，高蹺旱船，很熱鬧，只是構圖稍平。北面木枋上刻的是“唐肅宗宴官圖”。兩邊的人物都微微向內傾側，形成以肅宗為中心的畫面，設計很聰明。
承志堂，佔地2100平方米，建築面積3000多平方米，60余間廳堂，136根立柱。承志堂的木雕雖已歷經百多年光陰，卻依然金碧輝煌。據、村子裏傳説，汪定貴在建造此屋時，大概耗費了60萬兩白銀，僅木雕表層的飾金，就達百餘兩。
真是豪奢啊。按照明初的定制，庶民廬舍，不過三間五架，而且不許用鬥拱、飾彩色。但是到汪定貴的時候，早已禮制崩壞，徽州商人“盛宮室、美衣服、侈飲食、擁趙女”，奢靡得一塌糊塗了。木雕、磚雕、石雕，徽州商人將大量的資金耗費在這些號稱“徽州三絕”的民間技藝上，徽商雄厚的資本就這樣化為鄉土永恒的記憶。
民國《歙縣誌》記載：“商人致富後，即回家修祠堂，建園地，重樓虹麗”。
牌坊是徽州最顯著的建築。在徽州，最多的是貞節牌坊。按徽州俗例，男子最遲到了十六歲，就要出門做生意，因此徽州人往往早婚，當地流傳説法是“歙南太荒唐，十三爹來十四娘”。此後外出學徒、經商，有時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才能還鄉。
明代小説家淩蒙初，曾把徽商不惜新婚之別的現實，反映在自己的作品裏。他在《初刻拍案驚奇》的“姚滴珠避羞惹羞，鄭月娥將錯就錯”一回中，寫了這樣一件事：明萬曆年間，徽州府休寧縣蓀田鄉富室姚家，將女兒滴珠嫁與屯溪潘甲為妻。潘甲是一個因“家道艱難”，“棄儒為商”的後生，成親兩個月，潘父就發作兒子道：“如此你貪我愛，夫妻相對，白白過世不成?為何不想去做生意?”潘甲無可奈何與滴珠説了，兩人哭個不住，説了一夜話。第二天，潘父就逼著兒子出門做生意去了。
“一世夫妻三年半，十年夫妻九年空”，胡適先生曾經感嘆道，“一對夫妻的婚後生活至多不過三十六年或四十二年，但是他們在一起同居的時間，實際上不過三十六個月或四十二個月——也就是三年或三年半了。”
程朱理學在保持徽商家庭的穩定性上再次派上了用場。
作為理學重鎮的徽州，徽州婦女乃至大多數商人仍把貞節作為最高的價值取向。有學者統計，明、清兩代，僅歙縣一邑就擁有8606個節婦烈女，幾佔中國節婦烈女數的70%。
這確實是殘酷而驚人的數字。
歷史上，徽州境內曾經樹立過千余座或木質、或磚質、或石質的古老牌坊，雖經五六百年的風雨侵蝕，至今仍有一百餘座牌坊矗立在田間溪頭，這其中，貞節牌坊就有40余座，而且均建於明清兩代，這與徽州商幫馳騁天下、“幾遍宇內”是同步的。也就是説，徽商的發達程度與徽州本土貞潔牌坊的數量成正比。
這些寂寞的石頭，彷彿徽州大地上不絕的音符。當明清時期的徽州商人，以無比的熱情遠出經商時，他們也許沒有想到，他們必須以犧牲婦女們的青春甚至生命為代價。
牌坊、祠堂、民居，是徽州古建三絕。一位日本建造學家在《中國民居研究》一書中，這樣來描寫徽州的傳統民居：
街巷又深又窄，陽光射不進去，但可以看到明朗的天空。石板路蜿蜒曲折，黑瓦墻頂高低起伏，形態端莊。身處此地，似乎突然覺得迷失在西班牙或意大利古老的街頭。穿過飾有精巧磚刻門罩的大門，進入室內，令人吃驚的是，從上面射入的明亮幽靜的光線，灑滿了整個空間。人似乎在這個空間裏消失了。與入口相對的是一塊橫臥著長石板的地面，稱作天井，站在這裡仰視，四週是房檐，天只有一長條，一種與外界隔絕的靜寂瀰漫其中。地層正中有開敞的大廳，向著天井開放，這是“堂”。
這就是“四水歸堂”了。
“四水歸堂”是徽派建築的主要特徵之一。在風水理論中，天井和“財祿”相關。經商之道，講究以聚財為本，造就天井，使天降的雨露與財氣，不至於流向別處，四水歸堂，四方之財如同天上之水，源源不斷地流入自己的家中。
祁門縣城東大街，“王家大屋”裏有一塊牌匾，上刻“燕舍”二字。屋子主人的遠祖是東晉時期的王導。舊時王榭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燕舍二字寓意非常明確，“二十年來辛苦經營，薄有囊蓄，陸續購置前後屋宇，與諸弟共同居住，燕安之翕如也”。清末，王氏後人王壽人及其兄弟在湖州先後開設鴻順號糧行和王鴻裕號醬園，並在湖州贏得了聲譽。成功之後的王氏兄弟，逐年將其商業利潤投資到了故鄉本土，購置了田地和房産，猶如燕子築巢一般。
據《五雜俎》記載，從明萬曆到清乾隆的200年間，徽州商人商業資本的規模增加了10倍。而在商業資本規模急劇增長的同時，明清時期商品流通量的規模卻增長緩慢。以當時社會最重要的商品，同時也是明清時期流通領域中數量最大的糧食、棉布來説，流通量僅僅增長了3倍。由此可見，明清時期商業利潤的增長遠遠超過了商品流通量的增長。這樣一來，一部分商業利潤就必然無法被流通領域所容納，必須游離出來，重新尋找出路。
出路有兩條：一是部分資金流向産業，即商業利潤投向産業，轉化為産業資本。例如徽州商人在蕪湖開辦的造紙廠、手工作坊等，徽商在蘇州經營棉布，為了方便商業經營活動，把資本用於購買棉紗，然後發給當時上海地區的農戶織布，然後將布匹收購上來，運到蘇州進行再加工，這些都是表現了徽商商業利潤向産業的轉移。據《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記載，雍正乾隆之交，蘇州已有字號45家，踹坊450余處，踹匠10900余人。平均每一字號就有10家踹坊，240余名踹匠為其踹布。可見徽商在蘇州經營的踹布業中，已經頗具規模。
但是，這一點在徽商所有利潤的流向當中，所佔比重是微不足道的。
據研究，借助於封建特權，徽商在流通領域獲得了極高的利潤，據一般估計，商業資本的利潤率大致為33%，而投資産業，則往往由於勞動生産率低下，或受封建政府的壓制而得不償失。因此，商業資本拒絕向産業資本轉化不失為一種理性的選擇。與此同時，徽商的資本越是禁錮在流通領域，也就越需要封建政治勢力的支持與保護。這也足以證明，徽商只能成為商人、地主、封建官僚，而不能成為新生産方式的代表。
既然徽商利潤很難在産業部門中找到出路，只好流向封建性的巢穴，納入封建小農經濟的軌道，變成封建政治經濟結構的工具。他們或買田置地變成地主或“報效朝廷”求得官職，甚至把大量資金用於奢侈性的消費……
對於徽商而言，“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傳統觀念在他們的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徽商的發展壯大，並沒有衝擊瓦解徽州傳統的經濟社會結構，相反，新安理學的文化紐帶將商業與宗族整合在一起，徽商獲得的商業利潤又被源源不斷地輸回故土。
清人張英對土地價值的一段敘述，頗為生動。他説：“天下貨財所積，則時時有水火盜賊之憂，至珍異之物，尤易招尤連禍。草野之人，有十金之積，則不能高枕而臥。獨有田産不憂水火，不憂盜賊。雖有強暴之人不能竟奪尺寸，雖有萬鈞之力，亦不能負之以趨，千萬頃可以值萬金之産，不勞一人守護，即有兵燹離亂，背井去鄉，事定歸來，室廬畜聚一五可問，獨此一塊地，張姓者仍屬張，李姓者仍屬李，芟夷墾辟，仍屬殷實之家。嗚呼！舉天下之物，不足較其堅固，其可不思所以保之哉。”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之下，徽商將商業利潤投向了土地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
而從經濟的角度來説，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當時的土地能帶來豐厚的利益。歷史記載表明，從明建文三年起，每隔50年全國米價以平均3.7倍的速度增長，清末米價增加近8倍。徽州地區由於“地狹人稠”，糧食一直奇缺，米價的上漲幅度更大，米價之高更是驚人，時有“鬥米銀三錢”一説。可見，擁有土地不僅可以獲得高額地租收入免於無米之憂，且可以高價出售獲取暴利。
正因為土地能夠帶來穩定、豐厚的利益，又進一步地刺激了徽商追求和購買的慾望。所以績溪汪村雖然只有二十多戶人家，但在明清兩代卻有多達19戶的商人在南京高淳購置了大量的土地。
築橋修路，賑災濟貧，資助書院等眾多的“義舉”，也是徽商資本的重要流向。
“在商人資本仍然佔著統治地位的地方，古舊的狀態也就佔著統治的地位。”靠宗族發家，宗族意識極強的徽商將部分利潤輸回故土，與其説是為了得到一張死後進入祠堂的、享受子孫祭祀的入場券，不如説是對曾經幫助其商業經營的宗族勢力的報償。所以，徽商不惜以重金購置族産，為宗族聚居提供物質基礎。因此，棠樾的鮑氏父子雖然遠在揚州，卻在徽州購置了2000多畝義田。中國任何一個地方的宗族，都不可能擁有如此巨大的族産。
乾隆五十三年，徽州發生洪澇災害，洪水沖毀了徽州府城歙縣太白樓下的河西橋和道教聖地齊雲山下的登封橋。河西橋是婺源、祁門、休寧和黟縣等地進入徽州府城的交通要道，而登封橋是黟縣至杭州貨運交通的大動脈，民諺雲：“忙不忙，三日到余杭”，其中就要穿越這座橋。
“江南首富”胡貫三聽説此次災難，立即捐資白銀10萬兩，耗時八年，重建了16孔的河西橋，修復了登封橋。
當朝的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歙縣人曹振鏞親眼目睹了胡氏家族的義舉，驚呼：“嗚呼，胡通議誠好義也哉！”
胡貫三老了，他的幾個兒子還捐資一萬五千兩銀子建了黟縣的碧陽書院，並投入大量資金修纂族譜。
胡貫三是黟縣西遞人，據《西遞明經胡氏壬派宗譜》記載，現居住于西遞的胡氏宗族，始祖並不姓胡，而是姓李，是唐昭宗李曄的後代，所以西遞人常常自豪地説自己的姓氏是“假胡真李”。從17世紀到19世紀的大約200年的時間裏，是西遞胡氏宗族的鼎盛時期。這個時期的胡氏祖先，多以經營錢莊、典當為主，僅24世祖胡貫三一人，就經營有36家典當和20余家錢莊，遍及長江下游各大商埠，資産折白銀500余萬兩，財力居江南巨富第六位。他與當時的宰相曹振鏞結成親家後，政治地位也相當穩固。明清以來，西遞胡氏進入仕途，實授官職的有115人。這對西遞的發展，無疑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據史書記載，西遞最鼎盛時期，有600多座宅院，99條巷子，90多口水井，以至有“三千煙灶九千丁”之説。在古代社會中，只有成年男性才可以稱為“丁”，由此推算，當時的西遞胡氏宗族，有近萬人口。
“姓各有祠，宗各有譜”，徽州祠堂遍佈，這是徽商財力的佐證。歷史上，僅西遞胡氏宗族，就擁有二十多所祠堂。對於西遞明經胡氏來説，祠堂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正如徽州人常説的“舉宗大事，莫最于祠。無祠則無宗，無宗則無族”，在徽州人的眼裏，祠堂不再是族人聚集祭祀的場所，而是一種精神文化的象徵，是徽州宗族不斷繁衍，不斷發展的歷史縮影。
“新安各族，聚族而居，絕無雜姓攙入者。其風最為近古。出入齒讓，姓各有宗祠統之。歲時伏臘，一姓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禮，彬彬合度。父老嘗謂，新安有數種風俗勝於他邑：千年之冢，不動一抔；千丁之族，未嘗散處；千載之譜，絲毫不紊。”尊祖、敬宗、睦族，宗族組織，宗族文化強大的內聚力是徽商特別強固、富於競爭力的內在機制。借助宗族力量，徽商獲取資金和人力上的支持，建立商業壟斷，展開商業競爭，控制從商夥計，結交封建權貴。徽商投資教育，培養宗族子弟業儒入仕，是其成為官商，取得商業特權的捷徑。據統計，從乾隆到嘉慶年間，同樣在兩淮經營鹽業，徽商子弟有265人通過科舉入仕，而晉商僅區區22人。徽商具有強烈的宗族歸屬感，徽商把自己的命運與宗族的命運緊緊地聯絡在一起，把強宗固族，光宗耀祖看成是自己應盡的職責和義務，渴望在宗族中得到族人的尊重，獲得較高的地位。因此徽州商人不惜鉅資修建宗祠，自覺自願地將一部分商業利潤用於宗族事務的消費和宗族的教育投入中。
由於歷史的變遷和人為的破壞，徽州歷史上曾經建立的6000多座高大的祠堂大多已經磨滅毀壞了，但是今天我們能看到的還是有數百座之多。
鄭村的鄭家宗祠、棠樾的男女祠、唐模的許氏宗祠遺跡、被人稱為當世國寶的寶綸閣的呈坎羅氏祠堂和績溪胡氏宗祠等等，這樣一些祠堂都足以令人驚嘆不已。
《清稗類鈔》記載：杭州以湖山勝，蘇州以市肆勝，揚州以園亭勝，三者鼎峙，不可軒輊。作為東南大都市的揚州，以園林顯出了自己特色。
揚州園林的主人大多數是那些腰纏萬貫的徽州鹽商，當他們榮歸故里的時候，他們帶回的不僅僅是資金，也帶回來了揚州的生活，揚州的園林。
明清兩朝，徽商營造園林之風也很盛。
歙西溪南有果園，許承堯《歙事閒譚》錄有：“瑣瑣娘，艷珠也，妙音聲。明嘉靖中，新安多富室，而吳天行亦以財雄于豐溪，所居廣園林，侈臺榭，充玩好聲色于中。瑣瑣娘名聘焉，後房女以百數，而瑣瑣娘獨殊，姿性尤慧，因獲專房寵。時號天行為百妾主人，主人亦自名其園曰‘果園’。”
吳天行號稱“百妾主人”，因為財大氣粗，吳天行造了規模龐大的果園，家中還養了戲班，所謂“百妾”，其實是眾多的歌女戲子。有人研究，果園主人或許就是《金瓶梅》的原型，甚至《金瓶梅》小説中許多的場景都是依據果園的佈局而創作的。至今果園遺址中仍可見到許多假山石，不難想象當年果園建造的奢侈。
據徽州人説，在徽州以及外地，有三處比較有名的許姓村落都建有“高陽橋”。一處歙縣是許村，徽商海外貿易代表人物許棟兄弟就是許村人；一處是唐模，清末之時出了“同胞翰林”許承宣、許承家就是唐模人；還有一處，是在江蘇的宜興，那裏在明清時期，是重要的徽商僑寓地。
“高陽”是“許”的郡望，我們由此可知徽州許氏的古老。
唐模的檀幹園，民國《歙縣誌》記有：“昔為許氏文會館，清初建，乾隆間增修，有池亭花木之勝，並宋明清初人法書石刻極精。鮑倚雲館許氏雙水鹿喧堂時常宴集於此，題咏甚多。程讀山詩注言‘檀幹園亭涵煙浸月，大有幽致’。鮑瑞駿題二額，俗稱小西湖，今重修改公園。”
唐模許氏家族涌現了許多商人，相傳清初有一許翁，在外開了三十六爿典當鋪，發了大財。因為老母親喜歡杭州西湖，苦於交通不便，不能前往，於是許翁乾脆出資，挖塘壘壩，修築樓亭，在村外建了一個“小西湖”，讓老母親在家就能欣賞到西湖一年四季的美景。
今天看來，“檀幹園”的確讓人仿佛有西湖當前的感覺。
在明清徽商鼎盛時期，他們憑藉鉅額財富，構築了大批園林，而且徽商最善於模倣各地的名勝建築。其中，“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杭州勝跡西湖妙景，更是令許多商人心馳神往。歙縣北岸的吳姓商人，明末清初在杭州開設茶莊、當鋪，晚年雖返歸故園，但西湖風景仍時縈夢懷，於是特地派一畫工前往實地繪製“西湖十景”，然後邀請徽州著名刻工雕刻在吳氏宗祠的石欄上，美侖美奐，流傳至今。
對故土家園的大規模營造，消耗了徽州商人的大量資本。
徽州商人，就這樣經過幾輩人的辛勞奔波，不知不覺又回到了原地。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徽商義無反顧地拋棄祖輩留下的田地，率先變而服賈，走出徽州，最終成為聞名天下的大商幫。也同樣是這群人，成為巨富之後依然情牽徽州，魂斷故土。他們所創造的財富始於背井離鄉，而這些財富最終又在對故土的滋養中煙消雲散。
殘缺的牌坊，頹敗的祠堂和廢棄的園林留下了，它們默默訴説著徽商回歸故土時的輝煌與沉重……
責編：王麗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