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青年報]歷史紀錄片 另一種可能 |  |
央視國際 www.cctv.com 2006年07月24日 10:30 來源：
北京青年報消息：
編者按
《再説長江》的開播勾起了我們對八十年代“專題片”的記憶，從備受讚譽的《話説長江》到遭全面批判的《河殤》，都曾引起強烈反響。90年代後，紀錄片一度轉向現實領域，關注百姓生活，聚焦社會變化。而近年來，以歷史和傳統文化為拍攝對象的大型紀錄片重新興起，《故宮》、《江南》、《徽商》、《徽州》、《復活的軍團》等在央視播出，收視、口碑都獲得了巨大成功。不過，與80年代的某些歷史人文類紀錄片立足於批判傳統，反思“中國為什麼落後”不同，今天的作品多以弘揚傳統文化為己任，這顯然與中國經濟地位的增長、國際地位的提升有關。傳統，正重新成為民族文化認同的聚合點。不過，這類作品傳達給我們的歷史信息，是否就沒有問題了呢？
不久前，中央電視臺總編室研究處與《讀書》雜誌聯合舉辦了“中國人文紀錄片之路”研討會，這是近年來鮮有的一次大眾傳媒和人文學界在此領域的認真對話。因為認真，所以有肯定，有爭議，也有錯位。雙方觀點的激烈碰撞，話題延展的深度和廣度，從深層觸及了我們對於今天的紀錄片的價值判斷，不僅為如何創作歷史類紀錄片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對於我們如何看待日下蔚然成風的大眾文化對歷史的通俗化解讀，或許也能打開一個寬遠的視界。
[史觀]歷史是一個封閉的結論嗎？
引言：研討會上放映的《江南 人景壺天》和《徽商 四水歸堂》引發了對歷史的認知及敘述方式的討論。對於紀錄片的創作者，《江南》充滿了詩意情懷，為正在變化、消失的蘇州園林等江南風物留下了美麗的影像記憶。而《徽商》則是“思想”挂帥，通過徽商的歷史來思考中國在15世紀後期政治、經濟轉型的失敗，反思中國為何沒像西方那樣走上現代資本主義道路。
但是，學者們對那種被架空的歷史、作為謳歌對象的傳統文化普遍持批評態度。他們強調歷史表達的多樣性和豐富性，反對把“現代性”當作唯一的歷史坐標，反對以全知全能的、判定式的口吻來講述歷史。他們關心歷史與現實的關係，希望在片中看到現實的投影，看到“一代代人活過來的空間”，而不是對於“凝固的過去”的迷戀。
呂新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江南》、《徽州》這樣的片子刻意去除了現實的干擾，只有“物”（比如説園林）的剎那間凝固般的存在，看不到時間的流變對這些“物”的影響的過程，也看不到當下的社會政治脈絡對文物的改變。這兩部片子當中也基本看不到人。顯然創作者刻意把現代的破壞性的東西都清洗乾淨，只留下可以寄託想象的、美好和溫馨的傳統，或者説是可以寄託精神家園的“物”的存在。然而沒有人和物所承擔的歷史的流逝，沒有中國幾百年的朝代與社會的變化所留給人的心靈的影響，我們人文反思的立足點在哪呢？
這類紀錄片的解説詞帶有一種歷史仲裁者的敘述方式，雖然在理念上體現了創作者希望抵抗現代化對傳統的破壞，抵抗大眾傳媒的娛樂致死，但是當我們用決斷的方式和態度行使敘述的時候，是否能夠反思自己的歷史觀有限的邊界？
李零（北大中文系教授）：我們要解決一個文化心態問題。80年代的論調是“中國太落後了”，90年代以後我們從“罵祖宗”變成“賣祖宗”了，一百多年來，古今中外在我們心裏總是擺不平。我們好多遺産應該挽救，但是説到弘揚、散佈到全世界，這個人家接受不接受，我還是懷疑的。紀錄片有思想當然很好，但是別追著屁股非要露出點思想性，或者搞得太煽情了，還不如含蓄一點，餘音裊裊比較好。
顧錚（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紀錄片謳歌傳統文化，當然對增強民族自信心有意義，但它是否會造成一種誤解：似乎歷史和社會的發展唯一動力，就是這樣一種傳統文化？是否會模糊或轉移我們對社會現實的關注？
汪暉（清華大學教授、《讀書》雜誌主編）：《徽商》這個片子我很喜歡，它把徽州放在商幫集團的命運起落當中，將它與政治經濟的關係做了完整的展示，吸取了當代徽學研究的很多成果。但是，它的問題在於敘事，這不僅是紀錄片，也是我們研究領域的問題。我們往往從後來的發展看前面的歷史，拿工業革命後的西方作為歷史目的，現在我們講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如果只是站在這個邏輯裏面來看待歷史，就把其他的可能性給取消了。
小結：在開放性的歷史觀，而非封閉的結論這方面，紀錄片創作者和學者似乎沒有達成共識。有幾位學者談道，學術界自身也有問題，沒能給紀錄片提供足夠好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成果。而《徽州》、《江南》等片的撰稿人楊曉民自信能在紀錄片中傳達給觀眾正確的歷史觀：“正確的歷史觀是我們創作人員普遍認可形成的歷史觀。為了保證歷史的真實，我們肯定拍攝之前要看大量的資料、開很多策劃會。歷史紀錄片專家的介入是很深的，不光是歷史學家，還有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作家等等。作為電視工作者我不可能只聽一家之言。”
[史實]探索頻道式的紀錄片犧牲了歷史的真實？
引言：“可能學歷史的人不能看歷史。”在誇讚《復活的軍團》拍得好之後，明清經濟史研究專家李伯重先生卻覺得裏面一些細節實在是低級錯誤，比如説出現了三國以後才有的獨輪車，南北朝之後才有記載的翻轉犁。歷史學家指出這類事實錯誤是常有的事，但如果這個“事實”還涉及學術觀點，問題就變得比較複雜。按照李教授的觀點，《徽商》基本的思想脈絡就會站不住腳，這造成了研討會上創作者和學者之間比較激烈的一次交鋒。
李伯重（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徽商》中專家表述的基本是半個世紀以前的看法，今天有大量的資料可以看到對徽商的看法已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不能説今天的説法就是對的，但片中應該給予它包容的空間。例如片中説徽商賺了很多錢，卻沒有轉換成産業資本，其實在近代資本轉型的過程中，徽商是中國商人中最成功的，所以上海才會成為中國資本家的大本營。
楊曉民（《徽商》總撰稿）：我們採訪了中國所有徽學研究專家，説白了他（李伯重）不是，他的觀點是他個人的意見。我本人就是安徽大學的徽學研究教授。我採訪了48個專家，不可能把所有專家的觀點都容納進來，我要有選擇地使用。
呂新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紀錄片在史料處理上應該非常慎重，比如《1405：鄭和下西洋》就處理得非常好，創作者把所有史料的來源和爭論都擺出來了，在拍攝過程中去考證，去發生地驗證史料，這就使影像自身的邏輯和力量顯示出來了。而像《復活的軍團》這樣的片子，很震撼，但正因為如此，我們就更需要謹慎對待史料和不同的史家敘述。如果只有影片主觀的敘述，不提供史料的來源，觀眾沒有判斷史料真偽的能力，可能會産生誤解和懷疑。
中國今天的文化産業要走國際路線，要學習好萊塢和探索頻道（Discovery）、國家地理頻道這些跨國媒體。而跨國媒體的邏輯就是普世價值，所謂愛情、探險、科學這些抽空了政治和歷史脈絡的東西才能在全球市場上銷售。它肯定是要簡化複雜的現實性和地方性的，只有簡化才能獲得商業利益。但是代價是封閉了歷史的複雜性和非因果性。
Discovery的自我定位就是娛樂性紀錄片，它可能極大地滿足了我們觀看的愉悅，但犧牲掉的可能是歷史的真實性。這種商業性娛樂片特別能迎合中國電視市場化的需求，因為它特別能以簡單的方式滿足我們的慾望，所以我們才需要更加警惕。
李零（北大中文系教授）：我有時候不是特別挑剔，説一些歷史文化紀錄片，不能出什麼錯之類的。但是我覺得此類片子對於歷史細節的追求到一個程度就行了，越説得精確了，學者跟你找茬越厲害。比如你説我中午吃頓飯肯定沒錯，但你説我吃了頭牛，那就麻煩了。
小結：人文歷史紀錄片少不了專家的參與，需要學者在史實和觀點等方面把關或發言，因此這類紀錄片，創作者與專家的互動非常重要。但並不是所有的學者都熱衷於電視，採訪中，有的學者給出了回避電視的兩個理由：一是怕麻煩———“學者把自己那一套東西變成別人能夠理解的東西，是非常困難的，最主要還有很多學者非常怕麻煩。”二是怕被“設套”———有位學者談到了他“觸電”的一次經歷：“電視臺讓我去談談，我不知道要拍什麼節目，不知道要談什麼，也不知道跟誰談，到那兒就胡説八道，實在不好意思。”
[文學]應該抑制解説詞的文學衝動嗎？
引言：在討論會上，《江南》和《徽商》、《徽州》的總撰稿楊曉民的詩人身份一再被強調。創作者們的言外之意，正是這種詩人情懷和文化情結，保證了以上片子的文化內涵。然而很多學者對於《江南》、《徽州》那種詩情畫意的文學格調很不買賬，甚至覺得“有點膩”。
楊立華（北大哲學系副教授）：《江南》的詩用得太多了。紀錄片在表達上能不能樸素一點，不要那麼浮華，那麼風花雪月？文人傳統並非中國文化的核心脈絡，文學性的審美情趣是把你所關注的對象降低為審美對象，這裡面敬畏心就削弱了。應該抑制解説詞的文學衝動，另外解説詞也不能太過追求淺顯，能否不把觀眾想得那麼低？
周兵（《故宮》總導演）：《江南》這類文學化的創作，作為一個類型，在紀錄片中應該去堅持和強調，這裡頭沒有什麼可疑惑的，甚至可以再固執一點。解説詞淺顯的問題，是臺裏有要求，因為許多觀眾的教育程度只是小學、初中水平。
高峰（中央電視臺副臺長）：我們太需要文學對影視的支持了。文學和紀錄片以及整個電視節目的逐漸疏遠，使電視看著相對比較浮躁。所以，文學的回歸理所應當。
小結：這個問題也是各説各的理，多數觀眾應該不會反對詩情畫意吧。不過，紀錄片對那種通俗、好看的“文學描述”倒是應該留點神———楊立華舉了一個例子：《故宮》中説朱棣派一個“風水先生”去北京做勘測，聽上去頗為傳奇，但按當時制度，那個“風水先生”必然是位朝廷官員。這種趣味化的傾向有可能給觀眾帶來錯誤的信息。
[借鑒]引入社會學、人類學的研究手法？
研討會為歷史文化類紀錄片提供了某些新的拍攝思路。有的建議非常具體，比如汪暉先生談到，《江南》著重于描畫江南柔美的氣質，但如果考慮一下為什麼每逢外族入侵，江南都是抵抗最慘烈的地區，那麼片子就會打開一個新的視角，形成內在的張力。
有些學者建議引入新的拍攝思想。顧錚教授認為，可以考慮結合社會學、人類學的調查手法，增加知識密度，引入老百姓的聲音，避免過多的抒情甚至濫情。這也是北大社會學系人類學研究所王銘銘教授的建議：人類學研究的方法，是用影像和文字的手段來做記錄，基本特點是跟人打交道，與《故宮》這類跟物打交道的片子不同，一般來説要有活人不斷地講話，不斷做事情，這種風格是不是值得人文紀錄片學習？是不是可以把民間的聲音包容進來？
而楊曉民認為，這些方法都是他們已經在使用的，並足以拿來駁斥一些學者對《徽商》的意見：“我們有民間立場，我們並不是很官方的，我在做《徽商》的時候，很多東西是民間的記憶，心靈的記憶。我們的攝像機走遍了徽州的大街小巷，我們的歷史學家肯定沒有去過。”
《故宮》的編導周兵則謙遜地表示，儘管一些學者們建議的方法他們以前也在使用，但今後的創作中他會更多地引入新方法。紀錄片內在的核應該用文學、哲學、人類學來填充，專家們提供了一些很好的指導性的研究方法。下一部作品，他將更冷靜、更有敬畏感地進行創作。
[錯位]專家不懂影像的特性？
一天半的研討會裏，很多問題上能明顯感覺到學者和電視工作者們相互的不理解。創作者覺得，學者們對電視不了解，所以會出現某些對話的錯位。比如像李零、楊立華等人表示不太接受的情景再現問題，他們就表示，這是影像的特點所決定的。
楊曉民認為，專家只是從自己的角度來提出問題，他們提出的思想找不到對應的影像表達，文字和影像完全是兩個思路。而周兵則説：“他們作為學者是個體的研究，電視是工業生産線，系統非常複雜，專家沒經歷過創作紀錄片的過程，對操作性強的東西沒感受。”
社科院文學所的程凱，則以參與過紀錄片創作的經驗，為周兵的話做了佐證。他説，學者個人的工作方式，可以很完整地控制整個過程，可以貫徹自己所有的想法。但紀錄片必須依靠分工合作，沒有任何一個環節由個人完全控制。之前和專家策劃得再好，等到真正進入創作過程，就是不斷消磨、妥協，還要不斷尋找新路徑的過程，最後真正能留下來的東西，其實是非常少的。所以他覺得人文紀錄片中存在的問題不只説是某幾個人的理解力問題。
而大部分傳播學者從影像特性和傳播學角度來談人文紀錄片的特點時，倒像是在學者和電視工作者之間打圓場。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尹鴻認為，一些專家談到《徽商》等片子敘述中單面性的缺陷，與其説是電視人的問題，不如説是學術思維在影響電視思維。大眾媒介線性解讀的特性，使它比較容易接受學術研究中那些比較明晰的因果結論。這些作品高度追求故事化和體驗性，有時候還會還原過去人的想象和情感，這種還原在多大程度上是歷史的，很難講。這種方式，搞歷史的人可能會覺得它失去一些嚴謹性，會懷疑這樣的因果想像是否成立，但電視希望明晰的呈現，因為關係到大眾的接受。
紀錄片簡介
《江南》（10集）/總撰稿：楊曉民總導演：周亞平/解讀了中國傳統文化裏一個包含魅力的意向，詮釋了吳越文化的靈魂以及江南的自然、人文形態。
《徽商》（7集）/總撰稿：楊曉民總導演：壹周/展示了徽商由興而衰的歷史過程，分析了其背後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等深層原因。
《故宮》（12集）/總編導：周兵徐歡/從建築藝術、館藏文物和歷史沿革等方面，全面展示了故宮文物、歷史事件、宮廷生活及相關人物的傳奇。
《復活的軍團》（6集）編導：金鐵木/以考古證據和歷史研究為依託，借鑒故事片的表現形式，層層揭示秦軍一統天下的原因。全片充滿恢弘的史詩氣氛。
《徽州》（10集）/總撰稿：楊曉民總導演：壹周/表現了徽州美麗的山水和精緻的人文景觀，呈現了明清時期社會經濟文化生活的一角。
文/本報記者 劉凈植
責編：王麗華